幹校六記

《下放記別》：講述了楊絳人生的三次離別。第一次離別是楊絳、女兒、女婿送別下放幹校的錢鍾書。楊絳本打算和錢鍾書吃一頓壽麪，慶祝錢鍾書的虛歲六十歲生日，但等不到生日，錢鍾書就得下放。第二次離別是楊絳送別文學所和另一所的主體人員。第三次離別是女兒錢瑗送別下放幹校的楊絳，此時女婿王德一因為不能捏造名單害人，已在一個月前含恨自殺。 ^[3] 

《鑿井記勞》：講述了作者參加集體勞動的故事。楊絳被分配在菜園班，每天早出晚歸，集體勞動，又參與掘井的工作，產生了“合羣感”，從而有“我們”和“他們”的分別。“不要臉的馬屁精”、“擺足了首長架子的領導”，是“他們”；“我們”則包括各派別、受“我們”看管的人。這種階級感情，不是基於各人的階級背景，而是基於人性。但在貧下中農的眼中，“我們”又變成了“他們”，農民對幹校學員都很見外，還常常把他們種的菜和農作物偷去。

《學圃記閒》：記的是作者看守菜園的故事。楊絳在幹校專管菜園，菜園距離錢鍾書的宿舍不過十多分鐘的路。錢鍾書看守工具，楊絳的班長常派她去借工具。錢鍾書的專職是通信員，每天下午要經過菜園到村上的郵電所。這樣，他們老夫婦就經常可在菜園相會。他們在風和日麗時，就同在渠岸上坐一會兒，曬曬太陽；有時站着説幾句話就走。錢鍾書平日三言兩語，斷續寫就的信，就在這時親自交給楊絳。楊絳陪錢鍾書走一段路，再趕回去守菜園。

《“小趨”記情》：講述在幹校勞動改造之餘大家集體收養一隻流浪小狗“小趨”的故事。小趨是一隻被“田園詩人”從勞作水渠邊撿回來的小狗。這頭瘦弱的小狗，因為得到眾人一丁半點食物救濟，就成為他們忠實的朋友。小趨作為一隻小狗，對於收養它的好心人發自內心的感激與依戀深深影響着幹校生活的每一個人。後來幹校搬家，狗不能帶着走，大家便見不到小趨了。 ^[4] 

《冒險記幸》：寫的是作者自己為和丈夫錢鍾書團聚而冒險走夜路的故事。其中一次，楊絳在滿地爛泥的雨天隻身奔去看錢鍾書。荒天野地四水集潦，幾經磨難，冒險過河，總算到了錢鍾書的宿舍門口，錢鍾書大感驚訝，急催楊絳回去，楊絳也只是逗留一會，又隻身而返，路上的危險也就自不待言了。

《誤傳記妄》：一次，錢鍾書聽聞自己將獲遣送返京，結果只是謠傳。楊絳自然十分失望，她想到去留的問題，便問錢鍾書，當初如果離國，豈不更好。錢鍾書斬釘截鐵地説不，他引柳永的詞自喻“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幸而二人最後還是一起獲準返回北京。 ^[5] 

《幹校六記》的書名和篇目，均源自清朝沈復的《浮生六記》。錢鍾書在書前小引説：“‘記勞’，‘記閒’，記這，記那，那不過是這個大背景的小點綴，大故事的小穿插。”“文革”期間，政治混亂，批鬥無日無之。瀰漫全國的，是互相猜疑、互打報告，乃至於文攻武鬥的局面。 ^[5] 

1969年，同屬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楊絳、錢鍾書與其他知識分子在接受“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再教育”。1969年11月，文學所的錢鍾書被下放至河南的幹校。1970年7月12日，楊絳所在的外文所“連隊”動身下幹校，夫妻二人得以見面。1972年3月，北京叫學部幹校遣送第二批“老弱病殘”回京，其中便包括楊絳與錢鍾書。 ^[6] 

1981年，楊絳從河南幹校回京8年後，回望兩年多的幹校生活，寫下散文集《幹校六記》。“文革”其間多少大事，但楊絳在該書中獨記“小事”。她説那番往事是她一生難忘的親身經歷，也是應該讓大家知道的一段歷史，別人的傳説都不詳、不盡、不實。她應該在自己有生之年，把這段往事公之於眾。 ^[7] 

《幹校六記》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學“怨而不怒”的宗旨。楊絳和錢鍾書的遭遇，雖然比不少受批鬥的知識分子要好得多，但到底是一種屈辱，也是人才的浪費，楊絳談到這段經歷，並沒有激情的吶喊。雖然説作者怨而不怒，但在字裏行間，還是對人性的醜惡有所諷刺，每多言外之音。如《小趨記情》一章，隱然處處以狗和人相對照，人不如狗的婉諷躍然欲出。亂世中人與狗互相依傍的情意，也令人感動。又如《鑿井記勞》一章，對農民似有所不滿，但如果認為這就是對農民或“農民性”的鄙視，無異落入唯階級論的窠臼。作者想説的，其實是人的賢愚好壞，並不應由其出身階級等先天因素決定。 ^[5] 

此外，書中寫夫婦之情十分細膩，這種情，也是在字裏行間表達，而沒有那麼激情的宣言。六記中，楊絳處處顯出對錢鍾書的關懷和了解。在《冒險記幸》中，為了見錢鍾書一面，楊絳便獨自冒險前往。在回憶中這些險境寫得稀鬆平常，但如果設身處地，回到當時境況，命懸一線的險狀，令人不寒而慄。 ^[5] 

楊絳在《幹校六記》中體現了她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可敬堅守，有自己的判斷與立場，是非明辨，據理力爭。“文革”初期，錢鍾書被聲討輕蔑領導，楊絳明知申辯的後果但仍據理力爭，自寫小字報要求查明真相。當時不相互揭發以求自保就已經不易，夫妻離婚以求自保更是不在少數，楊絳堅持實事求是，有着知識分子過人的膽識和堅持。在回京的期望落空時，楊絳寫到：“既然是自己的選擇，而且不是盲目的選擇，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在“文革”的境遇中，人的選擇抑或堅守才愈發見其人之真性情。《幹校六記》中記敍的多是生活中的凡人瑣事，點滴感悟，其中藴蓄着的是人事變遷，命運沉浮，從瑣碎的小事中思索人生，躬身自省，有作為知識分子理性的智慧，有一個人文知識分子對待苦難和命運不公的寬容與悲憫。 ^[8] 

作為敍事散文，《幹校六記》在敍事風格上獨具匠心。六記在題材處理上，明暗互現、冷暖雜陳、憂樂相伴。在敍事結構上，該書似乎很是平常，是規規矩矩地依時間先後順序來寫的：以下放開篇，以回京結尾，頭尾呼應。事實上，六記分別記述了錢鍾書夫婦在河南息縣等地下放過程的生活過程的方面，楊絳截取同一時空的不同側面，注重每個側面內涵和特徵，使得六個篇幅均可獨立成篇，同時又保證六個篇幅的精神和內涵的統一性，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在敍述技巧上，不論記敍之事的紛繁複雜，作者也能做到舉重若輕，張弛有度。《鑿井記勞》中的鑿井過程，先寫鑿井起因，再寫前期工程之鑿地、鏟泥，最後寫攻堅階段之做助手、後勤，娓娓道來，層次分明。 ^[9] 

《幹校六記》的藝術經營，充分體現於對含而不露、返璞歸真的美學境界的追求上。具體到寫作策略，就是以平出奇，以反寫正，悲劇性就在這種變反常為正常的過程中隱隱滲漏出來。比如寫女婿在“文革”中被打成“五·一六”骨幹分子，遭受迫害死於非命，僅寥寥數語，沒有控訴，沒有追問，然而細細品味，卻別有一種大悲無言的哀痛。再比如，作者這樣描寫首批下放的文學所出發時的情形：“學部敲鑼打鼓，我們都放學去歡送。下放人員整隊而出；紅旗開處，俞平老和俞師母領隊當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還像學齡兒童那樣排着隊伍，遠赴幹校上學……”不無調侃的冷幽默中，揭開一幅荒誕的畫面。 ^[10] 

1982年，由日本漢學家、大阪女子大學中島碧教授翻譯的《幹校六記》，在日本的一家雜誌上連載，並出版單行本，此外還有英文譯本、法文譯本、俄譯本等。1983年，英國《泰晤士報》在文學副刊上發表學者書評，稱《幹校六記》是“20世紀英譯中國文學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 ^[11]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薄薄一冊《幹校六記》，既不同於臧克家不明大勢，為五七幹校唱讚歌的《憶向陽》，也不同於巴金直面慘淡人生、反思“文革”慘禍的《隨想錄》，保持了特立獨行，但又不擺出對抗的姿態。 ^[12] 

前蘇聯漢學家索羅金：該書通過幾個短篇描述的平常事件、日常的喜怒哀樂，精心刻畫了中國知識分子最傑出部分的精神面貌。 ^[11] 

《井岡山報》：楊絳的《幹校六記》，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曾經的民族劫難與個人遭際的一種反映，抑或説彌補錢鍾書創作上的缺撼。楊絳先生選取了在幹校發生的六件小事，看似在記載夫婦倆的點滴小事，但並無贅述兒女情長思念之苦云云。楊絳像在用文字畫一幅素描，每一筆線條都用心寫實，但卻也只是寫實，沒有一絲一毫多餘的點綴。 ^[13] 

《幹校六記》寫於1980年，最早由香港《廣角鏡》雜誌1981年4月號刊登，後由三聯書店1981年初版。該書出版時還有一段故事，吳學昭在《聽楊絳談往事》中記錄如下：“這部《六記》當時在大陸不好出，就託三聯的範用幫助將稿寄香港，範用看了喜愛得不肯寄出，他自己又不敢用。後來香港《廣角鏡》的李國強給他來電報説，‘你再不寄，我就專程飛到北京來取稿’。範用只好寄出稿子，李國強親自下印廠，一星期內就刊登了。” ^[14] 

《幹校六記》刊登後，被胡喬木讀到了。他隨即傳話給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負責人，認為這些文字應該在大陸出版。不久，胡喬木對錢鍾書談到了《幹校六記》的出版問題，並對這部作品給出評語：“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纏綿悱惻，句句真話。”得知此事的楊絳便發函三聯，商議出版一事。1981年7月，《幹校六記》第一版便印出兩萬冊發行。 ^[11] 

楊絳(2張)

楊絳（1911—2016），本名楊季康，祖籍江蘇無錫，生於北京。作家、評論家、翻譯家、學者。1932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後清華大學研究生院肄業。1935年赴英法留學，1939年後歷任蘇州振華女中校長，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外文系教授，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1952年調入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後在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1986年被授予西班牙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勳章。主要作品有《洗澡》《幹校六記》《我們仨》《將飲茶》《稱心如意》等。譯作有《唐·吉訶德》《小癩子》等。其中《幹校六記》獲全國優秀散文獎，《堂吉訶德》獲中國社科院優秀科研成果獎。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