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夫雷什中學

《帕夫雷什中學》除前言外分為七章，在前言部分，作者對其教育信念進行了闡述；在第一章中作者對帕夫雷什中學從校長到教師整個集體的概貌進行了介紹；在第二章中作者對帕夫雷什中學富有教育性的物質環境進行了介紹；在第三、四、五、六、七章中，作者從體育與健康、德育、智育、勞動教育、美育五個方面闡述了其見解和做法。 ^[3] 

《帕夫雷什中學》是作者根據其個人經驗寫成，在某種程度上是作者在帕夫雷什中學任教33年、其中包括26年任校長工作的總結。 ^[1] 

蘇霍姆林斯基認為，校長對學校的領導，首先是教育思想上的領導，其次才是行政上的領導。校長工作的首位問題不是事務性問題，而是教育問題。他認為，作為校長，要把學校領導好，就要精通教育科學，並使這門科學成為科學地領導教育和組織全校師生活動的基礎。就是要成為教育教學過程的能手，要掌握影響兒童和青少年的藝術。教學是學校工作的中心環節，校長尤其要善於用教育理論武裝自己的頭腦，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帶領和指導教師分析和解決教學過程中出現的實際問題。 ^[2] 

蘇霍姆林斯基把形成集體的共同信念作為領導學校工作的另一重要問題來看待，他認為集體信念是靠集體的思想、智慧和創造確立起來的，而具有統一信念的教師集體又成為每個教師思維、創造和探索的源泉。教師之間要取得一致的是“深信教育的力量”，這種信心應該成為每個教師的信念。相信教育的力量，也就是相信自己的工作，相信教師能成為學生思想和感情的引導者，使難教育的學生轉變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使教師樹立起對學生命運的義務感和責任感。只有相信教育的力量，這所學校裏才會有尊重、信任與嚴格要求的真正結合。 ^[2] 

蘇霍姆林斯基指出，只有當教育建立在相信孩子的基礎之上時，它才會成為一種現實的力量。教師的職業是培養教育的職業，熱愛自己的職業，首先就要熱愛孩子，熱愛孩子，意味着有跟孩子交往的精神需要，感到跟孩子交往是一種樂趣，相信每個孩子要成為一個好人，同時，時刻不忘自己也曾是個孩子。蘇霍姆林斯基建議，儘可能深入地瞭解每個孩子的精神世界，是教師和校長的首條金科玉律。 ^[2] 

蘇霍姆林斯基認為，一個好教師應精通他所教的科目據以建立的那門科學，熱愛科學，並瞭解它的發展情況。教師只有具備淵博的知識，才能保證教學的質量，才可以在講課時將注意的中心不是放在講課的內容上，而是放在學生腦力勞動中遇到的難點上，才能在教的過程中對學生進行智力訓練；此外也只有具有淵博的知識，教師才能喚起學生的求知慾，發掘學生的天資才幹。因此，蘇霍姆林斯基要求教師必須要使教科書成為科學知識海洋中的一滴水，而要獲得淵博的知識，只有一條途徑——勤奮好學。他認為一個教師只要勤奮，而且有強烈的求知慾，那麼他在教學論和教學法上的欠缺並不可怕。為此，他認為合格的教師必須是讀書愛好者。

蘇霍姆林斯基認為，不掌握關於教育學、心理學的知識，教師在教育工作中就會像在黑夜裏走路一樣。他甚至斷言，沒有紮實的心理學基礎，就談不上教育素養。蘇霍姆林斯基還認為，一個好教師要精通某項勞動技能，並且是這項工作的能手。每位教師只有基於自己的不同愛好，掌握某項勞動技能，成為這方面的行家裏手，才能構成整個集體全面的教育活力。 ^[2] 

蘇霍姆林斯基認為學校的物質基礎不僅是一個完備教育過程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同樣它還是對學生精神世界施加影響的手段，是對學生進行的體、德、智、美諸方面的教育的手段。蘇霍姆林斯基在精神世界的構築方面提出，人的精神生活，即內心世界是否豐富，取決於他同周圍世界的實際關係是否豐富多樣，取決於他同自然界和其他人的相互作用的內容與性質。他把人的豐富充實的精神生活的構築當做人的全面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和重要標誌。並且認為人的精神生活不是完全個人努力的產物，而是周圍世界與個人思想意志交互作用的產物。 ^[2] 

在校園精神文化的構築上，蘇霍姆林斯基有以下方面的建議：

（1）豐富學生的精神世界

蘇霍姆林斯基認為，應該使學生過着豐富的精神生活。學校應當把學生培養成“精神豐富、體魄健全和道德完美的人。

（2）關注教師精神文化和家庭精神生活的發展

蘇霍姆林斯基認為教師集體的精神文化對學生全面發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有效地開展學生全面發展工作的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教師集體要有豐富多彩的智力生活，要有多樣化的興趣、廣闊的眼界、頑強的鑽研精神和對科學新事物的感性。

蘇霍姆林斯基認為家庭精神生活是否豐富影響着學生精神的發展，因此他也比較關心父母們家庭精神生活的培育。他通過開辦家長學校教給家長們必要的教育心理學知識，幫助親子之間進行有效溝通，為塑造人際淨化、健康的家庭精神文化提供理論實踐方面的指導。 ^[2] 

（3）重視書籍在校園精神文化建設中的作用

蘇霍姆林斯基指出，無限相信書籍的教育力量，是其教育信仰的真諦之一。他確信書是學校集體生活的豐富源泉，假若書沒有成為學生獲取精神財富的源泉，那麼他的心靈中也不會產生其他精神需要，他的精神世界就必然是空虛的、毫無生氣的。因此，蘇霍姆林斯基認為學校應成為真正的文化中心。 ^[2] 

蘇霍姆林斯基指出，學校教育的理想是培養全面和諧發展的人、社會進步的積極參與者。

（1）德育

蘇霍姆林斯基認為德育在人的全面和諧發展中占主導地位，認為高尚的道德是個性和諧全面發展的核心。蘇霍姆林斯基強調説，道德教育是從兒童有意識的生活剛剛一開始就進行的。他認為，諸如同情心、樂於助人、尊重他人、熱愛勞動、珍惜一切勞動創造等基本道德素養應當從小培養，並形成習慣。在道德習慣的形成過程中，自覺性、自尊心和責任感這三大要素起着重要的作用。蘇霍姆林斯基還認為，道德習慣的形成要經歷三個階段，即正面教育階段、自我道德評價階段和道德成熟階段。

蘇霍姆林斯基認為，道德教育應當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情感，為每一個人培養起善良、誠摯、同情心、助人精神及對一切有生之物和美好事物的關切之情等品質是學校教育的基本的起碼目標。蘇霍姆林斯基認為，道德信念是道德發展的最高目標，是頂峯；道德教育的最終結果就是確立個人的道德信念。在他看來，道德信念不只是指人知道些什麼，而首先是指他怎樣把這些知識變為他的行動。蘇霍姆林斯基指出，道德信念的形成應從培養學生的習慣人手，因為當學生高尚的道德行為已經形成習慣時，道德信念就穩定地形成了。 ^[2] 

（2）智育

蘇霍姆林斯基明確提出智育的主要內容和任務是傳授知識，發展智力，培養智能，通過智育形成學生的科學世界觀，發展其認識和創造能力，培養全面和諧發展的公民。蘇霍姆林斯基認為，傳授科學知識是智育的重要任務，教師必須首先讓學生學習和掌握各門學科中的基礎知識。這種知識能長期保持在學生的記憶中，是學生髮展、加深和充實其知識的基礎。其次，教師必須加寬學生的知識底子，讓學生學習那些不必牢記但必須瞭解的知識。這種知識越多，基礎知識掌握得就越牢固。蘇霍姆林斯基認為，學生牢固掌握知識的關鍵是深入理解所學知識，因此教師必須引導學生獨立閲讀、認真觀察、深入思考、細緻分析和準確判斷，使學生的知識不斷向廣度和深度發展。

蘇霍姆林斯基認為智育的任務不僅僅是傳授科學知識，更在於發展智力，發展智力是智育的主要內容。蘇霍姆林斯基認為，只有教師不把知識的積累和知識量的擴大視為教學過程的最終目的，而只是當做發展認識和創造能力以及喜好鑽研的靈活思考能力的一種手段的情況下，才能在教學過程中實現智育。 ^[2] 

（3）體育

在蘇霍姆林斯基的體育理論中，體育的首要任務是增進學生的健康，他認為，體育就是為健康而奮鬥，就是為學生在身體和精神兩方面得到和諧發展而奮鬥。 ^[2] 

（4）勞動教育

蘇霍姆林斯基認為，勞動是人的個性和諧全面發展的基礎，要使人的個性和天資得到充分的發展，就要讓他從事他喜歡的勞動。他明確指出，沒有勞動的教育是片面的教育。在蘇霍姆林斯基看來，勞動不只是包括完善的實際技能和技巧，不只是指在長者得當的指導下訓練出來的技藝，而且包括勞動在一個人的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勞動創造中的充實的智力內容、豐富的道德意義和明確的公民目的性。也即勞動的社會目的和思想目的。

蘇霍姆林斯基表示，勞動的社會目的，只能看做是勞動和勞動教育的最初和表面的目的，決不是勞動教育的最高目的。勞動的思想目的較之勞動的社會目的，其意義更大。 ^[2] 

（5）美育

蘇霍姆林斯基認為，美育是道德純真、精神豐富、體魄健全的源泉；美育指的是使孩子們廣泛地瞭解世界的文化成就和人類的文明價值；美育的重要的使命在於教會孩子能從周圍世界（大自然、藝術、人際關係）的美中看到精神的高尚、善良、真摯，並以此為基礎確立自身的美。蘇霍姆林斯基認為音樂、文學作品、繪畫等對美育起着一定作用。他在強調培養審美修養的同時重視引導學生去創造美。因為對美的創造要以對美的感受和體驗為基礎，是對美的感知的昇華。 ^[2] 

《帕夫雷什中學》曾在蘇聯多次再版，也被譯成多國文字在其他國家出版。 ^[1] 

瓦·阿·蘇霍姆林斯基（1918—1970），前蘇聯教育理論家和實踐家。1918年誕生於烏克蘭，1933年考進克列明楚克師範學院的師資培訓班，後考取波爾塔瓦師範學院語言文學系函授班。1939年從函授班畢業，獲中學教師證書。1939年至1941年擔任一所完全中學的語文教師兼教導主任。1941年衞國戰爭爆發，上了前線，負重傷復員後重返教育崗位。1947年被任命為帕夫雷什中學校長，在這一崗位上工作直到1970年去世。其間，被選為俄羅斯教育科學院通訊院士，獲得功勳教師稱號，獲得過兩枚列寧勳章、多枚烏申斯基獎章和馬卡連柯獎章。蘇霍姆林斯基的主要著作有《培養學生的集體主義精神》（1956）、《學生的精神世界》（1961）、《青年一代共產主義信念的形成》（1961）、《關於人的思考》（1963）、《給教師的建議》（1965—1967）、（1969）、《把整個心靈獻給孩子》（1969）、《公民的誕生》（1974）、《和青年校長的談話》（1973）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