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

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發跡於英國的波蘭人類學家，其建構以客觀民族誌記載田野調查研究成果的方式，並開創最早的社會人類學課程，故有人稱他為“民族誌之父”。

馬林諾夫斯基對近代人類學影響深遠。他不但是第一位親自在當地長期研究，並以客觀的民族誌材料取代過往充滿研究者住關論述的人類學家，也是首先提出完整的文化理論以取代以往演化論與傳播論觀點，進而開啓新研究方向的理論大師。

馬林諾夫斯基生於波蘭克拉科夫，父親盧克楊·馬林諾夫斯基（Lucjan Malinowski）是亞捷隆大學（Uniwersytet Jagielloński）的語言學教授，同時是波蘭語在內的斯拉夫語言研究先驅；母親約瑟華·馬林諾夫斯基（Lucjan Malinowski）則是貴族之後，同時也受過良好的教育。由於他們住在於該大學任教的教授社羣內，而該大學的教授多是自視甚高的學術精英，自小馬林諾夫斯基便受到貴族式的教養。

1898年遭逢喪父，當時14歲的馬林諾夫斯基生活全由母親照料。隔年，他罹患嚴重的眼睛疾病，醫生警告他有失明的危險，比較好的治療方式就是待在黑暗的房間裏。因此年少的馬林諾夫斯基從學校休學，由母親在暗房中教導他拉丁文、數學等學校科目。

眼疾治好後，馬林諾夫斯基與母親開始到熱帶地區旅行，其中包含非洲、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上的島羣等地。而年少的馬林諾夫斯基除了遊歷四方外，也受到當時的青年波蘭運動（Young Poland movement）影響，開時投入劇本和詩的創作，並結交了兩位知己：日後成為波蘭前衞畫家、文學評論家、哲學家和數學家的雷奧·屈斯克特（Leon Chwistek），以及史班尼斯勞·維科偉奇（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e）。其中後者又與他格外親暱，馬林諾夫斯基在日記和平日書信中往往稱他作“史塔胥”（Sta's）。兩人不但住在一塊（上課期間維科偉奇住在馬林諾夫斯基家，假期時兩人到維科偉奇在鄉下的家度假），在彼此的創作作品中也常借用對方的性格進行描述。

雖然大半的教育都在家中完成，馬林諾夫斯基於1902年依然順利進入波蘭著名學府亞捷隆大學哲學系就讀。而在哲學之外，他又修了波蘭文學、數學、物理學、植物學、微生物學、心理學、教育學的課程，並且受到其父親的好友法學教授達根（L.Da-rgun）、艾斯特萊赫（S.Estreicher）以及歷史學家波特康斯基（K.Portksnski）等人的影響，逐漸對家庭、社會和民族學產生興趣。

1908年在哲學史教授帕夫斯基（S.Pawlicki）指導下開始寫作論文《思想的經濟原理》（英文作On the Principle of the Economy Thought），內容是討論奧地利哲學家兼物理學家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的思想：他以實證主義的方式，論述如何計算人思考和精神活動是花費與釋放出來能量的經濟原理。寫作論文期間，馬林諾夫斯基又因健康情形不佳，與母親再度到熱帶地區旅行，並一直到1908年才提交論文，正式從大學畢業。由於無法獲得就讀教師資格的獎學金，他又到萊比錫大學（Leipzigi Ülikool）進修，學的是心理學和經濟史。

根據馬林諾夫斯基自身的説法，他在養病期間閲讀了詹姆斯·喬治·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後，才對人類學產生興趣，決心投入人類學的研究，而多數也接受這種説法。然而有些人根據馬林諾夫斯基的成長背景分析，認為他投入人類學研究的根基其實建立在他的成長與求學過程之中，而他在亞捷隆大學時學到的教育，也處處影響到其日後的理論與研究對象。

1910年馬林諾夫斯基拿到獎學金，順利以碩士後研究生的身分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就讀一年。這期間他接受以研究婚姻史聞名的社會學家艾德華·魏斯特馬克（Edward Westermarck）指導，並於隔年回國後發表文章批評佛雷澤對婚姻的論述。

1913年，馬林諾夫斯基以講師的身分回到政治經濟學院，同年發表第一本英文著作《澳大利亞土著家庭》（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 Aborgines），以大量澳大利亞原住民（當時被認為最原始的民族）文獻與材料批評魏斯特馬克的論點，進而主張最早的家庭乃為核心家庭。此書不但受到阿弗烈·芮克里夫布朗（Alfred Reginal Radcliffe-Brown）等英國人類學家讚揚，還為他取得正式的博士學位。

1914年在大洋洲民族學專家查爾斯·塞利格曼（Charles Seligman）引介下，馬林諾夫斯基取得獎助金得以完成到澳大利亞研究圖騰制度的夢想。然而在7月抵達澳大利亞，輾轉於雪梨、墨爾本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由於當時的澳大利亞仍屬於英國，而馬林諾夫斯基的國籍卻是其敵國奧地利（當時波蘭被德國、奧地利和俄國瓜分），為了避免遭到遣返（其他研究團員多選擇此方式），馬林諾夫斯基選擇與澳大利亞政府斡旋，最終獲得研究的許可，而走上自身一人進行田野調查的路（當時多數的田野調查是由研究團隊合作，在各地進行的短暫的訪問與考察）。

於是從1917年9月1日到1915年5月，馬林諾夫斯基獨自在新幾內亞（當時由澳大利亞政府管轄）南部的邁魯（Mailu）島上從事研究，並率先學習土著語言以方便調查。1915年5月，在偶然機緣下他決定到東北方的超卜連羣島（Trobriand Islands）進行下一步研究。

在超卜連，馬林諾夫斯基整理了之前碰到的問題，以及自身奉守的實證主義，逐漸創立一套新的田野調查方法論：他認為作為科學的人類學，其依據的民族誌材料應該根據具體的證據書寫，因此首要工作便是寫作統計圖、族譜等圖表以理解澄清研究對象的狀態和彼此之間的關係，而這些圖表又包含得自於土著的意見以及自身的觀察；然而，這些圖表的書寫不是漫無目的的工作，而是具備對研究問題的關懷與學科上的考量。

基於前述的原則，他提出了參與觀察法的研究方式，即讓自己真正參與部落之間的活動，並適當的與自身的文化（特別是當地的傳教士與殖民官員）保持距離，使自身真正觀察到土著生活中瑣碎卻又關鍵的習俗與規範。

此外，他認為許多實際的規範仍難找到真正的答案，因此土著的傳説、口語中的詞彙以及其自身的觀點也該是民族誌紀錄的對象。而最後完成的民族誌應該呈現土著的想法與世界觀，而讓讀者理解不同文化（自身與當地）之間的差異，進而認識自身的本性。

雖然馬林諾夫斯基在超卜連羣島的田野調查十分成功，並持續到1918年才返回墨爾本，但他的日記與其他紀錄顯示其生活充滿了矛盾：當地官員當他是怪人，而土着覺得對他的行為愚蠢可笑。而他自己在當地沒有朋友，成天面對鄉愁與對工作的厭倦（他十分痛恨土著的現實與無知）。即使接獲母親去世的噩耗，也必須強忍哀痛，繼續自己的研究工作。

1918年他終於完成了田野調查，暫時回到墨爾本，隨後與仰慕已久的艾絲·馬森（Elsie R. Masson）結婚，但不久卻生場大病，於是在回歐洲前又到加那利羣島（Islas Canarias）療養一年，並着手撰寫《南海舡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20年，馬林諾夫斯基與妻子帶着田野工作的成果回到英國，隨即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擔任民族學暑期課程的兼任講師。1922年正式出版第一本田野調查成果《南海舡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不久被任命為倫敦大學學院首位社會人類學課程教授，從此開始了他在英國人類學界的重要影響力。1927年馬林諾夫斯基升任該學系系主任，擔任該職直到1938年他離開英國為止。

在倫敦大學期間，馬林諾夫斯基精采的授課吸引了各地學生加入，其中包括艾德華·伊凡普理查（Edward E. Evans-Pritchard）、艾德蒙·李區（Edmund Leach）、梅耶·弗提斯（Meyer Fortes）以及中國的費孝通、許烺光（Francis L. K. Hsu），另外社會學家如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吳文藻等人也會參與他的討論課。課堂上的馬林諾夫斯基充滿了精力，但也滔滔不絕下卻要求學生必需接受他的功能論論述。而課堂之外，他致力於與反對者論戰，並且到處講學以推廣自己的學説。

除此之外，這十多年間出版了許多著作，其中包含民族誌資料的整理發表，以及文化理論的專門論述。另外，馬林諾夫斯基也致力將自己的學生送到世界各地作研究，希望使自己的學説真正做到放諸四海皆準的境界。

歷經1930年代在英國人類學界的全盛期後，馬林諾夫斯基於1938年離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前往美國耶魯大學任教。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改變，一般認為乃基於他對親手栽培的學生施所致，尤其這些學生的研究成果反而威脅到他的理論，有些則直接放棄，改採阿弗烈·芮克里夫布朗的説法，這些都在在傷了馬林諾夫斯基自負的心。

在耶魯，馬林諾夫斯基選擇從頭再來，並改以墨西哥中部的查波特克人（Zapotec）聚落作為調查地點，於1940年與1941年的暑假期間展開短期的田野調查。可惜才剛作出初步成果，他卻於1942年5月1日心臟病發去世，享年58歲。

馬林諾夫斯基根據他從超卜連羣島得到的資料，以及自身所學的心理學、社會學等知識，提出一套被後人稱為“功能論”的理論。他認為，一個社會的所有文化其實只是一組工具，其存在目的在滿足人類自身的種種生理和心理需求。而各文化要素之間是環環相扣，且不斷變動以保持有效的運作。也因此，我們可以在各文化中找到一套自己的運作原則，而這些原則也和社會中的實質功能保持緊密的關聯。

而印證功能論最好的例子便是庫拉圈（Kula ring）。這個存在於新幾內亞東 邊的跨島羣交易圈同時以順時鐘和逆時鐘方向進行兩種物品的交換，可是這兩種物品卻不具備實質上的功用，但土着卻願意冒着相當的風險進行這這種無限循環的交 換。在多數外人眼中，這種行為看似不可思議，但馬林諾夫斯基卻認為這種交換過程倚賴於彼此間的信任，而這信任的原動力其實是為了其他民生物資的交換：由於 各島之間物資有限，彼此間依賴度頗深，庫拉圈的交易過程得以建立彼此的相互信賴感，使其他順帶的交易成為可能之事。

從庫拉圈向外推展，所有的文化項目像家庭、巫術等，都是為了滿足社會上的個別需求如果腹、性慾、嬉戲、信仰等。因為如此，所有文化項目彼此互相整合，也不相互違背，所以整體文化應為平和而穩定。

由此衍伸，馬林諾夫斯基以為多數穩定的“野蠻人”文化正快速被西方文化取代。身為人類學家，必須儘快以田野調查將這些文化紀錄在民族誌之中，才能“搶救”這些“未受污染”的文化身影。因此他強調“搶救人類學”的重要性，併成為他積極送學生到世界各地研究的理由之一。

雖然在馬林諾夫斯基之前，法蘭茲·鮑亞士與他的學生已經提出歷史特殊論駁斥演化論與種族歧視觀點，但直到馬林諾夫斯基提出自己的論述，才真正有完整的理論解釋文化相對論的觀點，也從他開始，19世紀發展到鼎盛的歐美種族中心論論述開始沒落，逐漸被前者取代。

但馬林諾夫斯基最大的貢獻在於他提出了新的民族誌寫作方法。在他之前，人類學家往往以傳教士或探險家的著作或紀錄作為研究材料，但是這些紀錄的內容卻充滿了文化偏見或不夠周延的描述，因而造成研究時的困難。

19世紀末期開始，路易斯·亨利·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等人開始進行最早的田野調查，並試着書寫自己的民族誌，然而他們的調查期間僅有幾個月或幾個星期，且多數人甚至不懂當地語言，僅能透過第三人或簡單的問句得知被訪問者的意見，加上他們仍然擺脱不了對當地白人的依賴，因此研究成果充滿了歧視與矛盾。

從馬林諾夫斯基起，幾乎所有的人類學家都必需到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住上一年半載，並實地參與聚落的生活，使用當地的語言甚至和土著建立友誼。為了完成客觀的民族誌，他們必須繪製土著的族譜，紀錄當地的傳説，並參觀他們的儀式。每位研究者沒有翻譯，只能靠着一至數碼的報導人協助自己的研究工作。而這些，都為了完成一份馬林諾夫斯基式的民族誌紀錄。

除此之外，馬林諾夫斯基在超卜連羣島作的田野調查也被視為典範：他的研究影響了馬瑟·牟斯的著作《禮物》，使交換理論成為日後社會學與人類學關注的焦點，並率先以實際例子反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而這些震撼性的紀錄也讓當時的歐洲人重新思考文化的主客觀點，學習以當地人的觀點理解個別文化的價值，並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