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傾冒險主義

他們在政治上誇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否認九一八事變後國內階級關係的明顯變化，把國民黨統治集團看成鐵板一塊，把中間勢力當做“最危險的敵人”，主張以主要力量打擊那些所謂妥協的反革命派；繼續推行“城市中心論”，不適當地誇大城市工人運動的作用，要求紅軍佔領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進而形成全國的勝利。

在軍事上把紅軍的三項任務縮小為單純的打仗一項，忽略正確的軍民、軍政、官兵關係的教育，要求不適當的正規化，發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否定敵強我弱的前提，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後來又變為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

在組織上他們打着反“右傾”、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的旗號，實行宗派主義，對不同意他們錯誤主張的人，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特別突出地表現為教條主義。他們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企圖一舉奪取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他們否認中間力量的存在，認為國民黨各派和中間派都是“最危險的敵人”，要一切鬥爭，整個地反對。反對與資產階級聯合，主張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同時進行；他們推行“城市中心論”，要求紅軍去佔領城市，反對毛澤東的在農村積蓄力量，建立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正確道路；他們打着“反右傾”的旗號，實行宗派主義，對不同意他們錯誤主張的同志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軍事上採取進攻中冒險主義，防禦中保守主義，退卻中逃跑主義。在上述錯誤主張指導下，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工作出現了一片混亂，由於“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的主觀蠻幹，使黨在組織上和工作上都受到嚴重損失。至1935年，國民黨統治區內的黨組織除少數地方外都已破壞殆盡。在中央蘇區，他們排斥了毛澤東對中央根據地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推行“左”傾冒險主義方針。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他們放棄積極防禦的方針，反對“誘敵深入”，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去攻打敵人的堅固陣地。失敗後，又轉而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 ^[2] 

1931年1月，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者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方針政策。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主要表現在：

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統治達四年之久，使黨的白區組織幾乎喪失了百分之百，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損失了百分之九十，直接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得不開始了戰略性的大轉移（即長征）。

直至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

主要是缺乏對中國國情全面、深刻的認識。機械地照抄照搬蘇俄經驗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