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憬

唐代易學家，生卒約當孔穎達之後，李鼎祚之前，生平里居無考。著作有《周易探玄》。崔憬易學基本屬象數派，其特徵重在以卦氣闡發易理。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特重崔説，雖有微言，但採取獨多。崔憬不墨守輔嗣(見王弼)之注，而於荀、虞、馬、鄭之學有所窺見。其説散見於《周易集解》，其器體道用説對宋以後的易學哲學有一定影響。 ^[1]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引其注，並對他的某些注有評論，故知崔氏生活在李氏之前。而其易注又引唐孔穎達《周易正義》，知他當生活在孔氏之後，即大約生活在唐朝李鼎祚之前、孔穎達之後。清人馬國翰等人曾就其生平作過説明：

憬，不詳何人，《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俱不載，書亦不傳。惟李鼎祚《集解》引之“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節，憬説述及孔疏，知為唐人，在孔穎達後，又鼎祚雲：“案崔氏探元，病諸先達，及乎自料，未免小疵。”知《探元》為其書名。茲據題焉，《集解》於憬論有所駁斥而採取獨多。蓋其人不墨守輔嗣之注，而於荀、虞、馬、鄭之學，有所窺見，故遺象者，援據為言，第不知唐志何以佚之也。（《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易類》） ^[2] 

崔憬理論上主張《易》以象為本，象盡意、辭盡言，糾正王弼“忘象”、“忘言”説對《繫辭》本意歪曲。注經方法上，發揚漢人易學的傳統，凡能用象之處，盡取易象與闡釋易辭。崔憬除了取漢人理論之外，更多地運用《易傳》中取象方法注《易》，既彌補了玄學易的不足，又避免漢人誇大易象的傾向。

以取象説為主，以卦象為《周易》的根本，但又不排斥取義説。既不同於王弼鄙視卦象，不贊成取象説的易學，又不因襲漢易的象數之學。強調取象，重視卦象，主張通過卦象研究易理。

拋棄了孔穎達《周易正義》中以玄學解易的形式，並辯論了三個同哲學有關的問題：（1）在大衍之數上，他的論述以及太極説，不以不用之一為虛無實體，以四十九數未分為太極，並認為八卦藴藏在大衍之數之中，這在易學上就推導出六十四卦是太極自身的展開的結論，在哲學邏輯上就推衍出天地萬物是世界本體自身展開的理論。（2）在道器關係上，以器（指卦爻象）為體，以道（指卦爻變易的功能和性質）為用，這種體用觀，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性質，後來對宋明易學中的功利派影響很大。其置形器於第一位，將孔穎達《周易正義》中的自然無為之道，歸於形器的功能和作用，拋棄了其玄學的形式和遷道後器的觀點，從而在易學上作出了貢獻。在卦象和義理的關係上，從取象説的立場出發，認為沒有乾坤兩卦象，即沒有“易之形器”，也就沒有陰陽爻象變易之道，陰陽變易之理存在於卦爻象之中。（3）在對《序卦》的解釋中，闡發了對立轉化的思想，為唐代易學哲學史上所罕見。

崔憬易學可説是從漢易轉向宋易之先驅。著作有《易探玄》，已佚，但其佚文可見於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清馬國翰曾採《周易集解》所引崔憬的遺文一百八十餘條，在《玉函山房輯佚書》中輯為《周易探玄》三卷。

崔氏易學，重易象和易數，不墨守王學，為李氏《集解》多引，據今人潘雨庭先生統計，《周易集解》採崔氏易注二百餘節，僅次於荀爽易注（荀氏三百餘節）（《周易集解纂疏．點校體例》，中華書局，1994年3月）。也就是説，在《周易集解》中，論其集易注的數量，除虞翻和荀爽外，就是崔氏易注。這説明了在孔氏《周易正義》官學統治之下，崔氏易學有獨到之處，或“稱為新義“，為李氏所推崇。其實他所謂的新義，就是在注重玄理的同時，也兼採象數。 …… 崔氏以豐富的易學知識和一個易學家所特有的洞察力，對《周易》這部古老的典籍作了新的闡發。他不趨炎附勢，不為名利所動，敢於以自己的易學“新義”與官學抗衡，表現了他非凡的膽識和高尚的易學情操。具體地説，理論上主張《易》以象為本，象盡意，辭盡言，糾正王弼“忘象”“忘言”説對《繫辭》本意的歪曲。注經方法上，發揚漢人易學傳統，凡能用象之處，盡取易象，闡釋易辭。他除了取漢人理論之外，更多地運用《易傳》取象方法注《易》，既彌補了玄學易之不足，又避免了漢人誇大易象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