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²，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³，豈非以其人哉⁴。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⁵。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⁶，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⁷，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⁸，而叔子以其仁⁹，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餘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¹⁰，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¹¹，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¹²。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

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¹³，餘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¹⁴。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¹⁵，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¹⁶，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¹⁷；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餘¹⁸。

餘謂君如慕叔子之風¹⁹，而襲其遺蹟，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敬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²⁰，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²¹，宜其覽考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

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5] 

峴山面臨漢水，看上去山勢低矮，它是周圍羣山之中的小山。然而它在荊州特別有名，這難道不是因為那裏的人才著名的嗎？那些人是誰呢？是羊祜叔子、杜預元凱。當時晉與吳以武力相爭，常常要倚仗荊州為軍事重地，而羊祜、杜預二人相繼在這裏，最終平定東吳而成就了晉的統一大業，他們功業已經超過了當世之人。至於他們成功的事蹟產生的影響，廣泛傳揚於長江、漢水之間，到現在人們仍然思念他們，而對於羊叔子的思念特別深。大概是元凱憑他的功勞業績，叔子憑他的仁義品行，二人所作所為有所不同，然而卻都足以流傳不朽，我很懷疑那些已有功業傳世卻又反過來急切追求後世功名的人，什麼原因呢？傳説羊叔子曾登上這座山，很有感慨地告訴他的部下，認為這山一直矗立在這裏，而前世的名人都已泯滅無聞，因此羊叔子聯想到自己，十分悲傷。然而他唯獨沒有想到這座山是因為有了自己才特別著名的。元凱在兩塊石碑上刻了自己的功業，一塊安置在這座山上，一塊投到漢水之中。他這樣做是隻知道山巒溝壑會有變化而不知道石碑有時也會磨滅的。難道他們都太重視自己的名聲影響而有如此過度的憂慮呢，還是他們為此做得很周全而想得很深遠呢？

峴山上本來有座亭子，世人傳説是羊叔子游歷休憩之處。那裏建築屢廢屢興的原因，就是後世之人敬慕他們的名聲而思念他們的人很多。熙寧元年，我的朋友史君中輝憑光祿卿的身份作了襄陽長官，第二年，因為峴山亭破舊，就擴大並且重新建造了這座亭子，環繞着亭子建造了壯麗的迴廊，又擴大了亭子的後軒，使後軒與亭子的大小規模相稱 。史君聞名於天下，在他為官的地方都留下了很高的聲望，襄人在他的治理下生活安定，樂於跟從他，也就根據史君的官職名號，為峴山亭的後軒命名為光祿堂。想在石碑上記錄史君的事蹟，打算用這辦法讓史君與羊叔子、杜元凱的名聲一起流傳久遠，史君無法阻止襄人的這種行為舉動，於是他託付我寫亭記。

我知道史君敬慕羊叔子的風範，想承襲他在民間流傳的事蹟，那麼史君的為人表現和志向，就可以想見了。襄人敬愛史君而生活安定樂逸如此，那麼史君在襄地官做得怎麼樣，又可以知道了，這些就是襄人想寫下來的。那峴山周圍山川的秀麗風光，籠罩於幽深杳遠之中的草木雲煙，它們在空曠的原野上時隱時現，可以讓詩人登高遠望，寫出憂思愁苦的詩文，適合他們觀覽時有所心得體會。至於這座峴山亭的屢廢屢興，有人自會寫出亭記，有人認為自不必深究其中的詳情，這些我都不再説明了。

熙寧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作此記。 ^[4] 

熙寧元年（1068）歐陽修的朋友史中輝任襄陽知府，見亭之破舊而重加修復，擴大舊制。襄陽百姓又用史中輝的官職“光祿卿”命名新修的後軒為光祿堂。歐陽修應史中輝之請寫了這篇文章。 ^[3] 

文中寫了山、亭、堂，又寫了羊、杜、史三個人物。內容多頭緒繁，如果組織不好，定會雜亂無章。但是這篇文章言而有序，井井有條。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作者構思精巧，文章脈絡清晰。脈絡是貫穿全文的樞紐，是作者思路在行文中的體現，它能把散碎的材料連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這篇文章的脈絡是一個“名”字，圍繞“名”字，層層鋪敍，走筆行文，繚繞盤施，曲盡其意。文章起筆寫山，開門見山：“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突出山之小和山之名，小而其名特著，是因人而有名。由山之名，引出羊、杜二人，敍寫二人之“名”。羊祜晉武帝時，任都督荊州諸軍事駐襄陽，與東吳陸抗對峙，彼此不相侵擾。羊祜死時舉杜預代理自己。杜預繼任後，平定了東吳。二人“功烈已蓋於當世”，可見其名重一時。“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又提出一“思”字，烘托其“名”，因為“名”，才能引起後人思念。思之尤深，説明其“名”尤高。思叔子尤深的原因是“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巧。”杜預最後平定東吳，因其功勞而有“名”，叔子以其仁德而有“名”。“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學校），緩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晉書·羊祜傳》），故其民思之尤深。但不管是杜預還是叔子，“足以垂於不朽”。説明二人功大、德高、名重。“餘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句承上啓下，接寫二人對“名”的過分追求。“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為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這是寫羊祜的好“名”。生前之名已得，身後之名是否能保，為此不免悲傷。羊祜一次遊峴山，曾感慨地對下屬鄒湛説：“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鄒湛説：“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羊祜傳》）。鄒湛言之不虛，峴山確因羊叔子而著名，“江山留勝蹟，我輩復登臨”“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羊子之名同峴山，永存天地之間。“元凱銘功於石，一置此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而所思者遠歟？”這是寫杜預的好“名”。《晉書·杜預傳》記：“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功勳，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杜預知道高岸陵谷的變化，但卻不知道石碑也會年久而風化磨滅。其追求後世之“名”，實在是煞費苦心。作者盛讚二人的功德，但對其好“名”，也不無譏諷之意。

題為《峴山亭記》，亭在峴山，記亭必先記山。記山之後，接着記亭。“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記亭必記羊祜，但羊祜之德和名，記山時已經詳述，所以記亭時從略，只是以思念之人多，寫其“名”之高。接着就很快轉到寫史中輝，“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其從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由亭又寫到堂，敍述史中輝政通民樂，“知名當世”。由羊祜、杜預之“名”，轉到寫史中輝之“名”。“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餘。”寫史中輝之好“名”，想同羊、杜之名共傳於後世。“君皆不能止”，只不過是委婉的説法，“以記屬於餘”，乃仍是好“名”之舉。“餘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蹟，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以推理的語氣，用兩個“可知”，進一步讚揚史中輝的政績。政績卓越，自然是“知名當世”了。作者就是這樣以“名”作為記敍線索，左右逢源，從容運筆，把山、亭、堂和羊、杜、史三個人物連綴在起，使全文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文章結尾，寫到峴山的自然風景，作者一筆帶過，認為“宜其覽者自得之”。峴山的風景、前人已多有描寫：“峴山江岸曲，郢水郭門前。……亭樓明落照，井邑秀通川。澗竹生幽興，林風入管絃”（孟浩然《峴山送蕭員外之荊州》）。人之所詳，我則略之。作者這樣寫，可謂善於剪裁，使文章別具一格。 ^[2] 

明·茅坤：風流感慨，正是峴山亭文字與孟浩然峴山詩並絕今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八） ^[2] 

清·姚鼐：歐公此文神韻縹緲，如所謂吸風飲露，蟬蜕塵埃者，絕世之文也。（《古文辭類纂·諸家集評》） ^[2] 

清·姚範：歐公《峴山亭記》風流感慨，昔人推之矣。（《援鶉堂筆記》卷四十四） ^[2]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廬陵（今江西吉安）人，晚號醉翁，又號六一居士。天聖八年（1030）進士，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范仲淹為首的慶曆新政的參與者，同時是宋初詩文革新的文壇領袖。著有《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一卷，《新五代史》七十五卷，並曾與宋祁合著《新唐書》。《宋史》卷三百十九有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