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弗雷德裏克·查爾斯·富勒

約翰·弗雷德裏克·查爾斯·富勒（1878-1966年）英國軍事理論家、軍事史學家，裝甲戰理論的創始人之一。1899年服役，參加過英布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英國遠征軍赴法參戰。1916年12月出任坦克軍參謀長。根據索姆河會戰中英軍首次使用坦克的經驗，提出坦克使用的新思想，並在1917年11月康佈雷戰役和1918年各次坦克戰中取得成功。1922年，在英國坎伯利參謀學院任主任教官。1926年，任英帝國總參謀長軍事助理。1929～1932年任旅長。1933年退役。1935～1939年，任倫敦《每日郵報》記者。此後，一直從事軍事理論與軍事歷史的研究。富勒著述有35種以上。早期，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經驗為基礎，重點探索未來戰爭的特點以及諸軍兵種的戰鬥運用。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有：《戰爭改革》(1923)、《戰爭科學的基礎》(1926)、《論未來戰爭》(1928)。退役後，除繼續探索裝甲戰理論外，開始研究國際政治和英國防務，晚年側重研究軍事史。主要著作有：《決定性會戰及其對歷史與民事化的影響》(1939～1940)、《美國的決定性會戰》(1942)、《裝甲戰》(1942)、《軍械與歷史》(1946)、《第二次世界大戰》(1948)、《西洋世界軍事史》(1954～1956)、《亞歷山大的將道》(1958)等。富勒積極主張軍隊改革，建立少而精的機械化軍隊，宣揚裝甲坦克是決定性的力量，騎兵將退出戰場，步兵降為輔助兵種，炮兵則需要提高機動能力，認為大量並集中使用坦克和航空兵，實施突然而有力的突擊，可迅速突破對方主要集團的防線，深入敵縱深，摧毀一個戰備不足的國家。他的許多觀點，同英、法軍界當時的保守主義思潮和消極防禦思想相牴觸，因而未被採納。然而，對德國閃電戰思想的形成產生過重要影響 ^[1]  。

1878年9月1日，富勒出生在英國的奇切斯特。家境不錯加上雙親的知識和教養，對他的童年的成長很有幫助。

富勒是個個子矮小的人，19歲的他只有1米63，51公斤。幸好英國陸軍剛剛修改了後備軍官的身體條件，他得以在1897年進入英國著名的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但是軍校裏開設的機械式課程並不對他的胃口，他更多的時間用來刻苦自學，博覽羣書。他的母親勸他多於同學交往，他回答到：“讀書才是最好的社會活動，否則人與哇哇亂叫的猿猴和火雞也就沒有差別了。”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一個世紀以前的富勒的閲讀面也是令人驚歎的，哲學、科學、藝術、歷史、文學無不涉獵。這種對人文學科和關注和他的同學形成了鮮明對比，以至於在他讀《早期的希臘哲學家》的時候，他一位要好的同學甚至跑到軍醫那裏報告富勒有點神經不正常了。

1898年8月，富勒完成了在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的學業，任步兵營少尉見習軍官。儘管身在軍營，富勒並沒有把精力用於戰術教程和條令的學習，他的書架上都是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伊曼努爾·康德、阿道司·赫胥黎、簡·奧斯汀等人的書。1900年，富勒的部隊參加了布爾戰爭。在戰爭中，富勒很快展露出他的天賦，他在後勤保障和情報偵察等方面有着不俗的表現，獲得上級的通電錶彰並晉升為中尉。1902年10月，富勒隨部隊回到南安普敦。1903年，他又隨軍開往印度，駐紮在西姆拉市。在印度的日子是他自學的第二個重要時期，他閲讀了大量的哲學、宗教學和歷史學方面的著作。在讀書之餘，他開始了自己的創作生涯。1905年在期刊上發表的2篇文學評論以及1907年出版的有關東方神秘主義的《西方之星》是他的初露啼聲之作。

可以説，富勒是從學習和研究人文科學起步逐漸轉向軍事領域的，他所具有的哲學文化素養在現代軍事思想家中實屬罕見。事實上，系統的邏輯思維訓練和廣博的人文科學知識也使他在思考和研究軍事理論和軍事歷史方面遊刃有餘，見人未見。

1907年4月，富勒就任南非第2後備役營副官，負責整個部隊的訓練工作，軍銜上尉。這時的英國正值軍事的“復興時代”。在大環境的影響下，他開始對思考和研究軍事問題，並日益產生濃厚的興趣，尤其是對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1909年，他指揮的第10德爾克塞斯營在全英射擊比賽中一舉奪魁。1912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軍事專著《對如何訓練本土士兵的建議》。

1913年，富勒進入了英國陸軍坎伯利參謀學院。在學習期間，他發表了多篇論文。更重要的是，他系統的閲讀了關於拿破崙戰爭的大量著作，產生了深刻印象。富勒開始以系統深刻的哲學思想為骨架，以從拿破崙那裏演繹來的理論為磚石，開始構建自己的軍事思想的大廈。

1914年，英國加入一戰。富勒匆匆結束了學習生活，準備投入戰爭。1915年7月，在富勒的強烈要求下，他離開了負責的後勤運輸崗位投身前線。1916年2月，他發表了《從1914-1915的戰役看作戰原則》，對《野戰條令》進行猛烈抨擊，並提出了自己的縱深突破理論和以及8條作戰原則。這篇文章意味着富勒已經不再侷限於眼前的事務，開始對整個戰爭規律和未來陸軍發展方向的探索。

在第7軍參謀任上被提升為少校之後，他被任命為第37師副參謀長，並隨後被第3集團軍參謀長林登貝爾少將慧眼識中，到第3集團軍高級軍官進修學校進行教學工作。這次培訓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富勒在校級軍官中聲譽鵲起。

1916年7月，他被任命為第3集團軍副參謀長。在第3集團軍參謀部，富勒結識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同僚。隨着戰爭進程的發展，他的突破思想開始深入人心，現在的問題就是找到一種可以勝任這種重大軍事變革的武器。8月20日，富勒看到了英軍的新式武器——坦克，他興奮的叫喊起來：“坦克——就是它”。從此，他和這個鐵皮怪物結下了不解之緣。

1916年2月開始的凡爾登戰役雙方損傷慘重，英軍決定使用僅有王牌——坦克。索姆河戰役開始了，富勒聞訊早早趕到現場觀察。坦克一開始取得了成功，但是由於缺少坦克和戰術失誤，英國人沒有保持住初期的優勢。儘管如此，目睹了此役坦克使用的富勒卻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他在集團軍司令部全面分析坦克在戰爭中使用的利弊，研究坦克運用的方法。他一再在文章中指出，坦克的使用必須貫徹集中的原則，大量地集中使用在重要地區和主要方向上。他認為，如果能大量集中的使用坦克，英軍完全能在2-3年內擊敗德國。

命運垂青了大聲疾呼的富勒，英軍新組建的坦克部隊選擇了他擔任副參謀長。到任後的富勒開始深入瞭解坦克的各種技術數據和性能指標，每天和參謀們在實地研究坦克戰術。作為參謀長的富勒敏於思考、富有創見，加上埃爾斯准將也是一個既有能力又擅長處理上級關係的務實司令官，富勒迎來了他軍旅生涯最輝煌的日子。1917年2月，他撰寫和頒佈了《第16號訓練要則》，形成了比較系統完整的坦克作戰理論體系。1917年4月，富勒提升為中校任坦克軍參謀長。這時的富勒雖然還認為坦克的主要任務是支援步兵戰鬥，但是他已朦朧的意識到，坦克完全可以獨立執行突擊敵人縱深的任務。

1917年4月，富勒指揮坦克部隊參加了阿拉斯戰役。他建議在地形相對有利的第5集團軍的正面集中使用坦克，但是無人贊同。分散使用的坦克幾乎沒有發揮作用，但是配屬第5集團軍的11輛坦克在富勒的計劃下推進到預定縱深，這堅定了他集中使用大量坦克進行決定性突擊的信念。他寫下《1918年坦克戰術運用》，強調了這一理論。

在分散使用坦克屢戰屢敗之後，英軍終於要試一下富勒的理論了，富勒也迎來了他軍旅生涯的最高點——1917年11月的康佈雷戰役。在這場戰役中，英軍在富勒的指揮下集中381輛坦克突然襲擊，突破了德軍鋪設的反坦克壕，實現了戰線上的重大突破。但這場勝利完全出乎英國遠征軍黑格元帥的意料，以至於他沒有準備足夠的預備隊來擴大這一成果。即使這樣，英軍以不到4000人的傷亡，消滅了大量德軍，僅俘虜就達4000人。戰役結束後，英國倫敦所有教堂鐘聲齊鳴以慶祝這場重大勝利，這是一次大戰中唯一的一次。德國陸軍司令興登堡在總結中寫道：“英國在康佈雷戰役的進攻第一次揭示了用坦克進行大規模奇襲的可能”，而富勒也由於此戰奠定了坦克作戰權威的地位。

1918年8月，富勒完成了《1919計劃》。他在計劃中提出，在160公里的正面上集中使用11500輛坦克，分左中右三路實施進攻。作戰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首先在中路發起進攻，利用重型坦克打開缺口，吸引敵人預備力量，然後使左右兩路的中型坦克迅速出擊，在2-3小時內突入20-30英里的縱深，斬斷敵人的神經中樞，並和中路部隊配合圍殲首尾不能兼顧的敵人，在敵軍防禦體系上撕開一個大口子；第二階段使用保存於後方的1200輛中型坦克，穿過打開的缺口，快速向德軍戰略縱深發起攻擊，癱瘓其指揮體系，在完全破壞敵防禦體系，直接衝向德國本土。同時富勒還首次描述了坦克和飛機協同作戰的構想，強調了飛機在保持制空權的同時協同打擊地面目標。

這一計劃準確的預見了未來戰爭的特點，系統的描述了新的作戰形式，它標誌着富勒軍事思想的形成和機械化戰爭理論的基本成熟。一戰後富勒許多著作都可以看作對《1919計劃》的豐富和完善。二戰後西方軍事家一致認定《1919計劃》是“一份戰爭史上的經典文件”。遺憾的是，這一計劃並沒有得到英軍統帥部的採納，相反倒是在1940年被富勒的學生——古德里安打個措手不及。

1918年8月8日開始的亞眠戰役中，坦克再一次發揮了重大作用，英軍取得了重大勝利。富勒在此戰後認識到，沒有建立以坦克、摩托化部隊為核心的強大戰役預備力量，就難以充分利用戰役突破的效果，實現摧毀敵人防禦體系的作戰目標。他把攻擊敵軍大腦和神經，癱瘓敵人作戰體與運用坦克部隊實施縱深突擊的思想進一步結合，形成完整的“戰略癱瘓”軍事理論。

一戰結束之後，富勒推辭了意味着少將軍銜的旅長任命，主動擔任總參謀部主管坦克的參謀，軍銜上校。但是他的工作很不順利。一戰後反對大量生產和裝備坦克的聲音在政府和軍方佔據主流，坦克面臨生存危機。坦克再次被當作步兵的附屬，只承擔警戒、偵察和掩護工作。在和以黑格為首的“騎兵內閣”等勢力的衝突中，富勒言辭激烈，得罪了相當多的各級官員。但是畢竟人微言輕，這隻能使他自己在總參謀部的處境日益惡化。不過在此任上，他於1920年結識了利德爾哈特，併成為莫逆之交，這也是意外的收穫。

1923年1月，富勒出任坎伯利參謀學院主任教官。在院長的支持下，他對參謀學院的校風進行整頓，反對機械的教育方式，提倡以擴充知識面為核心的複合型教育。他説：“要理解戰爭就必須先了解和平，瞭解人們心理，瞭解自然、地理，瞭解工業、商業、政治和金融”。無論就教學還是個人創作而言，富勒在參謀學院的工作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的思想通過學生傳播到軍隊各個階層，而自己也完成並出版了7本專著，其中的一本《戰爭科學基礎》更是被他認為是自己的代表作。不過其中一些尖刻語言也讓國防部大為不滿，甚至拒絕批准出版，在勉強出版後也備受攻擊，一時惡評如潮。

1926年2月，在其好友巴茲爾·亨利·利德爾·哈特的推薦下，富勒出任總參謀長米爾恩上將的軍事助理。但是不久由於他和國防部、總參謀部的關係以及保守勢力的攻擊，他沒有在這個可能發揮重要作用的位置上呆太久。1926年11月，他調任新編機械化實驗部隊司令。但是很快由於對機械化部隊地位的看法和上級發生衝突，並提出辭職。

1927年5月，富勒就任第2師參謀長。1929年7月又就任第2步兵旅旅長。1930年9月，在旅長任上被提升為少將。1933年12月，由於新任總參謀長馬辛伯德上將對自己的偏見，55歲的富勒退出現役。

這段時間裏的富勒已經不再對仕途有什麼指望了，富勒把精力用於軍事理論和軍事歷史研究。在1927年以後的6年裏，他先後出版了9本著作，其中以1932年出版的《龍齒——戰爭和和平研究》和《“野戰條令3”講義》兩本尤為重要。前者對戰爭的本質以及戰爭與和平、與經濟、地理環境等要素的關係進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形成了自己系統的戰爭觀，許多獨到的見解和新穎的認識讓人耳目一新。而後者實際上就是著名的《裝甲戰》。

《裝甲戰》是世界上第一本系統研究機械化部隊作戰的書，在書中富勒分析研究了戰略和戰術兩大層次的主要問題，內容豐富，見解獨到而且深刻，形成了完整的機械化部隊運用理論。在本書出版10年後，西方軍界對其評論，“如果今天要求他根據過去10年所取得的經驗全面修改這本‘講義’，那麼不會有大量或重大的修改。只需做一些文字修改和增加一些註釋，以適應現時的需要”。要知道這個評價做出的時間——1942年，是德軍以閃擊戰橫掃歐洲大陸2年之後。事實上，這本書在出版以後英國陸軍幾乎無人問津，而德國卻將本書翻譯為德文，裝甲部隊軍官幾乎人手一冊。1936年，當古德里安指揮第2裝甲師在演習場上實踐《裝甲戰》思想的時候，專程把已經退役的富勒奉為上賓。可以想見，當時這位坦克戰之父的心情一定是交織着幸福和悲哀。

退役後的富勒無事一身輕，有更多的時間從事寫作。除了著述以外，他主要擔任《每日郵報》和《鏡報》的專欄記者。也許是退出軍界不再構成威脅，也許是個性更加適合記者這個職業，富勒的軍事問題記者生涯要一帆風順得多。他對英國國防政策和對軍隊官僚組織的抨擊獲得陣陣好評，影響日益擴大。

1939年9月開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富勒贏得的崇高的聲譽。面對德軍所向披靡的坦克集羣，所有人現在都瞭解了富勒思想的正確性。已經退役的富勒以筆作劍，在各種報刊上發表大量文章，對戰事進行詳細的分析和預測。根據戰爭的不斷髮展和裝甲部隊的實際運用經驗，富勒也不斷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認識，這使得他能夠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和發展作出相當精確的預見，他不斷髮表的評論和專欄文章也被英國民眾乃至軍人廣泛閲讀，在全世界也擁有巨大的影響。

戰爭的現實使得他提倡建立的新式陸軍成為現實，富勒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對戰爭理論的研究。他在這個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種成功使他能超越馬漢、杜黑的層次，得以和克勞塞維茨等人比肩。

研究戰爭首先要從軍事歷史着手。1954-1956年，富勒重新修訂並再版了三卷本的《決定性會戰》，更名為《西洋世界軍事史》。這部書的出版標誌着富勒已經進入了傑出軍事歷史學家的行列。《泰晤士報》評論道：“對富勒這部書，專家們可能在自己精通的領域蹙眉不滿，但幾乎沒有任何人能夠與富勒在如此廣泛的研究領域較量。”

1959年，富勒開始了《戰爭指導》一書的寫作，於1961年11月出版。本書可以看作富勒畢生軍事理論研究成果精練和濃縮。連富勒的好友，另一位偉大的軍事思想家利德爾哈特也認為這是富勒寫得最好的書。這是一本全面研究戰爭問題的論著，仔細的考察了社會、經濟、政治和技術因素對戰爭指導的影響。

在書中富勒審慎的分析了戰爭的目的，指出戰爭的目的不是勝利而是和平，並認為克勞塞維茨並沒有理解這一點。同時他對戰爭與和平的關係也進行了獨到的分析，指出了這個問題上三種不同的看法。此外他在總結戰史的基礎上，修訂完善了他在1923年提出的戰爭原則，得出以下九條原則：目標、攻擊、機動、安全、突然、協同、集中、節約兵力、決定性。我們只要比較一下美國的九大軍事原則就不難發現，它們是驚人相似。由此可以看出富勒軍事思想的廣泛而重大的影響。

1926年，富勒在給利德爾哈特的信中寫道：“享受人生的最好方法是做一個知識的流浪者。”1966年2月10日，在完成他的第45本專著《朱列葉斯·愷撒——男人、軍人、獨裁者》之後，這個偉大的“流浪者”離開了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