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蘇里新聞幫

在1928年前，有名的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畢業的記者在遠東工作，其中超過半數以上在中國。在這些人中比較著名的包括密勒（Thomas F.F.Millard）、鮑威爾（J.B.Powell）、美聯社的莫里斯（John R.Morris）、哈瑞斯（Morris Harris）、巴布（J.C.Babb）、懷特（James D.White）、合眾國際社的克林（Benjamin Kline）、《紐約時報》的米索威滋（Hernry F Misselwitz），《紐約先鋒論壇報》的科內（Vitor Keen）、《密勒氏評論報》的克勞（Carl Crow）等，後來又有武道（Maurice Votaw）、斯諾（Edgar Snow），還有雖非密大背景、但出自密蘇里州的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項美麗（Emily Hahn）等。從1900年開始，這些人從美國中西部絡繹不絕地開赴中國，形成了一道壯麗的景觀。西北大學的漢密爾頓教授（J.M.Hamilton）形容他們為“密蘇里新聞團伙”（Missouri Monopoly），阿道夫大學的羅贊斯基博士（Mordechai Rozanski） 更戲稱這些人為“密蘇里黑手黨”（Missouri Mafia）。

從另一方面觀察，民國時期中國一大批重要的新聞記者、新聞教育家、新聞官員、政治家、院士多出於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 例如《廣州時報》主筆黃憲昭、主管對外新聞的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申報》著名記者、後任復旦大學教授的汪英賓，路透社記者趙敏恆、國民黨新聞官員沈劍虹、著名報人吳嘉棠、新聞教育家蔣蔭恩、梁士純、謝然之等，顯然，中國也有一支“密蘇里新聞幫”。

“密蘇里幫”的創始人沃特·威廉（Walter Williams，1864-1935）是個傳奇人物。他生於密蘇里伯威爾，高中畢業後即在《伯威爾廣告報》當學徒， 週薪僅為75美分。1888年他開始為州監獄撰寫新聞稿，因不滿監獄長審查，遂辭職加盟《哥倫比亞先鋒報》，在傑佛遜城、堪薩斯、聖路易斯等地報社工作， 成績斐然，一躍成為密蘇里報業協會的主席，後又被選為全美國家編輯協會主席。1895年他開始在密蘇里議會遊説——在密蘇里大學建立一個新聞學院，遭到許多報人的反對，理由是新聞“無學”，記者應當依照傳統的報業學徒制來訓練。這場論戰一直延續到1908年，鍥而不捨的威廉終於獲勝，州議會批淮密大建立新聞學院，並任命他為院長。威廉立即出版了《密蘇里學人》報，為新聞學子提供了一個實習基地。密蘇里大學新聞專業正式開課，由此成為世界新聞教育的最早發源地之一。

威廉對世界新聞業的另一貢獻是首創記者守則，他提出新聞是一種專業報紙要為社會公眾利益服務，有承載公意的責任要保持正確與公平併為讀者的最大利益服務，堅持超然地位，不為成見和權力的貪慾所動。這些見解被認為是新聞記者的戒律，被鐫刻在華盛頓國際記者俱樂部的銅牌上。威廉從未進過大學，但卻擁有三家大學的名譽學位。1931年就任密蘇里大學校長。

威廉的第三大貢獻是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領域推廣新聞學。他的足跡遍及四大洲，他曾在1914年至1928年間次踏訪中國， 每次都給中國新聞界以巨大的影響。

當年轟動天下的新聞，諸如民國時期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的河南大災荒，袁世凱的二十一條秘聞，張作霖被炸死的陰謀等等，都出自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新聞人的筆下。客觀地説，他們為中國當時貧瘠的國際情報與國際輿論提供了極其有力的幫助。而這其中，包括了許許多多無名而偉大的英雄。

湯姆斯·密勒是“密蘇里幫”的關鍵人物。如果説創始人威廉是個密蘇里新聞理論的推行者，那麼密勒就是密蘇里新聞實踐的身體力行者——他是以記者身份最早到達中國的“密蘇里幫”的先鋒人物。在密大，雖然密勒學的是冶金採礦，但他志在新聞，1895年畢業不久就投身《聖路易斯報》， 後來加盟《紐約先驅報》，併成為該報一名駐外戰地記者。義和團時期，他被派到中國採訪。目擊八國聯軍瓜分中國的掠奪基行，他開始同情中國。他在報上譴責聯軍的報復行為是犯罪。他寫道“列強已經被狂亂的報復情緒所支配，它們正在嘲弄世界和平。9月、10月和11月間在中國發生的事件，把戰爭拉回到了‘中世紀’。在世界的道德氛圍方面，它給未來一代留下了一個污點”。

密勒進入中國時，正是美國經濟向遠東拓展之際。他對中國的興趣日益增長，1911 年，他在上海創辦了《大陸報》， 該報最大的投資者是美國政治家兼芝加哥產業大亨葛蘭（Charles R.Crane1858——1939）。葛蘭曾任塔夫脱總統（William Howard Tafy）駐華公使，在中國有很多投資。當時中國的一些西方報刊只注重反映西方人在中國的生活和動態，而鮮有對中國人的報道。《大陸報》意在報道中國事務，試圖打破過去西方報紙“漠視中國本地新聞”的格局，為華人提供一個發表意見的論壇， 維護中國的尊嚴。1911年，長江洪水氾濫，英人投資的上海《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對此視而不見，而密勒則派記者克朗進行現場報道。當年10月，《密勒氏評論報》披露了辛亥革命，並闢出版面介紹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使美國瞭解和同情這些革命黨人。《大陸報》很快就遭到了報復，老牌的《字林西報》阻遏人們購買《大陸報》的股票，並慫恿客户撤回在該報上的廣告。初露鋒芒的《大陸報》垮台了，1915年密勒辭去該報主編。1917年，在葛蘭的支持下，他又創辦了《密勒氏評論報》。此時，他請求自己的同鄉、密大新聞學院院長沃特·威廉為該報推薦一名助理編輯，威廉推薦了剛剛畢業的約翰·鮑威爾。

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之間，遠東活動着大約50名密大新聞學院出身的記者， 其中有30名在中國，這都是因為密勒在中國的關係。密勒搬來了密大新聞學院畢業的鮑威爾。幾年後， 鮑威爾又聘用了手持威廉院長介紹信的斯諾，《密勒氏評論報》成了密大新聞學院畢業生的基地，也是“密蘇里幫”源源不斷通往中國的重要渠道之一。院長威廉被稱現代新聞業之父，而密勒則被稱為“美國新聞業的中國之父”。密勒似乎有一種責任感，就是要將“美國中西部的記者輸送到世界各地”。而他的許多精神特徵也都深深影響了“密蘇里幫” 的每個成員。斯諾曾表示密勒的反殖民、反帝、主張民族的平等和獨立， 以及共和等思想對自己影響很大。

在密勒早期創立的《大陸報》旗下，集合着一批密大新聞學院畢業的中國學人， 比如董顯光、吳嘉棠等，這些人是美國新聞業注入中國的“第一滴血”，後來成為中國國統區新聞業的棟樑。

密勒在中美之間的新聞溝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他的鼓吹下，清政府設立了新聞局， 由於他的努力，中國人的正面形象開始出現在西方媒體上。後來密勒的興趣逐漸轉向了中國政治他是“凡爾塞和約”中國代表團的顧問，他為中國政府起草了首個政府代表團文件。1922年，他把《密勒氏評論報》多賣給鮑威爾，自己則去中國政府做全職顧問。1925年， 他重返新聞界， 擔任美國《紐約時報》駐華記者， 但因在報道中持強烈的反日立場， 被該報解僱。自1929年起， 密勒擔任蔣介石政府的顧問，1935年辭職。

密勒在中國一直盤桓到年，1941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在上海美國記者俱樂部門口摔傷， 遂轉回美國西亞圖療養， 因癌症於次年逝世。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由於成績優異，密大新聞學院曾批准他跳級學習，並讓他當《堪薩斯明星報》的駐校通訊員。被譽為"發現紅色中國的哥倫布"的斯諾，最初卻是靠密蘇里大學海外校友的牽線來到遙遠的中國。1928年，他懷揣母校教務長的介紹信抵達上海，交給當時美國在遠東最老資格、影響最大的英文週刊《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這位校友留用斯諾，從此開始了他在中國輝煌的新聞生涯。

斯諾的足跡遍及中國大江南北，通過大量通訊報道，反映中國民生凋敝的現狀，向世界報道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鬥爭。“九一八”事變後，他赴東北採訪。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上海，他又在現場目睹了上海4萬多工人舉行的反日大罷工，支援十九路軍對日作戰。在題為《遠東戰線》的報告通訊集中，斯諾揭露了日本“不宣而戰”的事實真相。

1935年在“一二·九”運動爆發當天，斯諾聯絡了好幾個國家的記者到示威現場採訪。他和夫人海倫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的橫幅標語之下。那時蕭乾在天津《大公報》工作，從當晚的新聞電訊稿中獲悉遊行的壯舉以及學生被毆打受傷一事，次日趕回北平，陪斯諾夫婦走訪幾家醫院，慰問被打傷的同學。當年6月，斯諾被聘為英國《每日先驅報》的特派記者，但仍在燕大兼課，積極從事燕大新聞學會的活動。由於以斯諾夫婦為首的眾多中外記者的努力，“一二·九”運動的消息很快傳播到全世界。 ^[1]  1936年，斯諾在《星期六郵報》上預言：“日本不久要招來一場行將震撼全世界的抵抗。” 次年，日本果然悍然發動侵略大戰。

《密勒氏評論報》為斯諾提供了建立功業的最初平台，而在同情中國革命方面，斯諾比鮑威爾走得更遠， 他於1933年前往北平一面為美國報紙撰稿，一面在燕京大學新聞系教書，並開始與中共地下黨人接觸。1936年， 他輾轉到陝北紅區採訪了紅軍，翌年發表《紅星照耀中國》，成功地將中共搬上了世界舞台。該著作是“密蘇里幫”在中國新聞實踐的重要里程碑，斯諾由此成為“密蘇里幫”的集大成者，他的名氣超過了他的任何一位前輩—無論是威廉、密勒還是鮑威爾。

毛澤東把自己的很多“第一次”給了密蘇里的這位高材生。斯諾“提着腦袋到蘇區採訪”，成了毛澤東平生會見的第一位外國記者，並在窯洞裏享用毛夫人賀子珍親自下廚的家宴。全國億萬人民都熟悉毛澤東頭戴紅星八角帽的照片。但鮮有人知的是，毛頭上的軍帽，屬於攝影者斯諾。照相當時毛的頭髮很長，斯諾説，扣頂綴有紅五星的軍帽，更像紅軍領袖。但身邊沒有，站在旁邊的馬海德醫生臨時為斯諾摘帽並扣在毛的頭上。斯諾根據蘇區見聞寫就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與範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一樣，成了新聞學的經典之作。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會見的第一位美國記者，又是斯諾（1960年10月）。斯諾那次訪華還成了第一個被批准採訪拍攝解放軍的西方記者。毛澤東笑説，“別人不行，你是例外”。文革爆發後第一個訪華的美國記者，還是斯諾。1970年國慶大典，人們驚訝地發現，在天安門城樓與毛並肩站立的，是年逾花甲的外國老頭斯諾，巨幅照片翌日登在《人民日報》頭版。當時華府的中美問題專家分析，這是預示兩國關係將有重大變化的一個信號。果然，尼克松第二年宣佈基辛格已結束北京的秘密之行，他本人亦愉快地接受中國政府的訪華邀請。

當人們質詢《紅星照耀中國》的真實性時，斯諾回説：“我是一名密蘇里人。”這是一句得到廣泛認同的美國諺語——因為密蘇里人崇尚“拿出證據，眼見為實”，“我是一名密蘇里人”就是説“我尊重事實”。而這正是“密蘇里精神”的核心。“密蘇里精神”的另一有力特徵是冒險精神。從米勒到斯諾，“密蘇里幫” 的每一位記者都是冒險家。美國中西部的山野和曠谷陶冶了他們遨遊天下、四海為家的精神。也許此種淵源可以追溯到密蘇里資格最老的記者兼小説家馬克吐温（Mark Twain）一—幾乎所有的”密蘇里幫” 分子都提到過《湯姆·索亞歷險記》對自己的影響。“密蘇里精神”還包含着博大的同情心，即同情弱小民族、反對強權、反對壓迫、崇尚平等。在抗日戰爭中，“密蘇里幫”的記者無一例外地站在中國一邊就是明證。在“密蘇里精神”中，“中國情結”是最突出的特徵，從密勒時代開始的“溝通中美交流”， 到威廉在1920年代對中國報業復甦的殷切期望從鮑威爾信奉的“幫助中國抗日責無旁貸”到斯諾囑後人將其部分骨灰埋葬在他曾任教的北京大學未名湖畔，都反映出一種源遠流長的中國情結。

“密蘇里幫”鼎盛時代以斯諾1942年回國為標誌結束在194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近年的冷戰中，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對中國的影響終止了。1978年改革開放後， 密大新聞學院與中國大陸新聞學界恢復了聯繫，到目前為止，它仍然是美國新聞學對中國釋放影響的最重要的基地之一，並始終是中國新聞學子心中的聖地。 ^[2] 

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新聞學院的大門口至今仍守着兩頭雕於中國明代的石獅，這兩頭猛獸原來蹲踞在山東曲阜的孔廟，後在1931年由國民黨政府贈送給該學院。

《大公報》著名記者蕭乾，曾經是斯諾在燕京大學（北大前身）執教時的學生。作為在中國最早設立新聞學科的北大，自然受到密大的薰染。斯諾受當時北大校長司徒雷登之邀，於1933年至1935年在新聞系開設“新聞特寫”和“旅遊通訊”課程，剛從輔仁大學西語系轉到北大新聞系的蕭乾，成了他的得意門生。蕭乾畢業時，斯諾夫婦送給他一皮箱英文書，可惜後來焚於日軍侵華的戰火。蕭乾作為《大公報》駐歐洲的記者，隨美軍採訪時，在剛解放的巴黎巧遇採訪蘇聯紅軍的斯諾。它鄉遇故知，恍如隔夢。直到1960年，斯諾作為美國記者重訪中國，向負責接待的老舍打聽蕭乾的情況。老舍的回答是：“蕭乾在人民公社歡快乾活，對寫作已毫無興趣。”其實，《大公報》一代名記蕭乾，正在國營農場接受勞動改造。

《大公報》是唯一獲得密蘇里新聞獎的中文報章，那是60多年前的榮譽了。該校關於新聞機構獲獎名單裏有一欄：“Ta Kung Pao ChungKing China 1941”（中國重慶大公報1941年），往前看還有“Tokyo Asahi 1936”（東京朝日新聞，1936年），“Times of India，1938”（印度時報，1938年）。密蘇里新聞獎（The Missouri Honor Medal）分機構、個人、年度獎三類。全世界大牌新聞機構幾乎都得過獎，《大公報》只能説在中文報業中是唯一。獲獎單位甚至外延至節目製作組或行業協會，如：CBS“60分鐘時事節目”，韓國漢城的“SungKok Journalism foundation”，美國廣告協會，ABC體育頻道等等。

但獲得密蘇里個人獎的中國傳媒人卻不在少數（包括在中國從事新聞業的外國人）。如：任職上海《中國評論週刊》（China Weekly Review）的Powell·John·B，1942年；任職中央通訊社的盧祺新（David Lu C.H，1948）;曾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的董顯光（Tong·Hollington，1957）。中國改革開放後的1984年，海峽兩岸各有一人獲個人獎，即中央社的Hsig-yeh·Ha和《中國日報》（China Daily，P.R.China）的Xiliang Feng。密蘇里新聞獎授予中國傳媒人的最新記錄，是1997年台灣淡江大學（TanKang U）的Chang shuhua。

密蘇里大學為中國培養了很多人才。第一個負笈美國學新聞的中國人，應是董顯光，他於清宣統元年在教會幫助下半工半讀，獲密蘇里大學生新聞學士學位，並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剛成立的1912年進入攻讀碩士。他後來成了蔣介石的外交重臣，不論是訪印度、參加開羅會議、宋美齡赴美國國會演講，董都是貼身隨員。曾在上海《大公報》任職、與戈公振創辦報學系的汪英賓，也是密蘇里新聞學院畢業生。他在美留學期間撰寫的《中國本土報刊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是歷史上第一本記述“中國新聞史”的著作。曾任《中央時報》社長的馬星野，亦是密蘇里新聞學院的校友，1962年他獲母校頒“新聞事業傑出貢獻榮譽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