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庵文集

龔自珍（1792-1841年）原名鞏祚，字璱人，號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他自幼學習漢學，曾跟從外祖父、著名漢學家段玉裁學習文字學，後轉而研究經世學問和今文經學，擅長詩詞文章。

1829年中進士，歷官內閣中書、禮部主事、宗人府主事等。1839年辭官南下。

1841年暴病逝于丹陽雲陽書院。龔自珍生活在清嘉慶、道光年間，他的詩文在當時就很有名氣。

他曾在一首小詩中頗有幾分自詡地寫道：“一事平生無齮齕，但開風氣不為師。”（《乙亥雜詩》）他的確在思想文化領域中開創了一代新風。

而在他死後刊刻的《定盦文集》、《續編》和《補編》使他的詩文得以廣泛流傳，對於近代思想、學術、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巨的影響。

1828年編刻《定庵文集》，世稱自刻本。1839年編刻《己亥雜詩》，世稱羽琌別墅本。以上各本，今或已不存，或不易覓得。

龔自珍死後，魏源根據其子龔橙的存稿，選編《定盦文集》13卷，併為之序，但未刊刻。

龔自珍的另一好友曹籀也獲得龔氏遺文抄本，請吳煦出資，於1868年刊刻《定盦文集》上中下3卷和《續集》4卷。

1886年湯伯述從龔橙處得到一批殘稿，編成《定盦文集補編》4卷，請朱之榛出資刊刻。

吳煦和朱之榛的兩種刻本收錄了龔自珍大部分學術着作、政論、散文、詩、詞，流傳廣遠。此後各種刊本，如“時中版”、“世界版”、“扶輪社本”等，都是以這兩種刻本為根據增補而成。

1959年中華書局出版《龔自珍全集》上下卷，是根據以往各種刻本、稿本、抄本、各書引載和公私諸家舊藏佚文等整理編輯而成，是一個比較完備的本子。

嘉慶、道光年間，清朝統治急速衰敗，社會問題叢生，士林風氣轉變，開始掙脱繁瑣考據的漢學和空談性理的宋學，轉向經世致用。

龔自珍是經世派的代表人物，他發表了大量的聯繫現實的政論文字，開一代政論之風。

他以形象、生動、尖鋭的文字描畫和揭露了嘉道時一派衰世景象和腐敗風氣，嚴厲抨擊封建專制制度。他曾這樣形容衰世景象：“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暮氣，與夢為鄰。”（《尊隱》）他這樣來描述腐敗的社會風氣：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狽蹶，十人中有五、六個人不讀書、不務農、不做工、不經商，他們或者吸食鴉片，加入“邪教”，自取殺戮，或者凍餒而死，卻始終不肯“治一寸之絲、一粒之飯”以有益於世人。

結果從京師到各地，富户變貧户，貧户變餓者，作為四民之首的讀書人也奔走下賤，弄得各省大局岌岌可危（《西域置行省議》）。

他尤其痛恨吏治的腐敗，他指斥三公六卿以及士大夫都是一些醉心利祿之徒，他們毫無責任感，官當得越長久，就越苟且，名望越崇高，就越諂諛，離皇帝越近，就越善於阿媚（《明良論二》）。

他對於社會上瀰漫的庸俗氣氛感到痛心疾首，指出：朝廷中沒有富於才幹的將相，書院中沒有富於才氣的讀書人，農、工、商，甚至小偷、強盜也都是庸庸碌碌之輩；而一旦出現有才能的人，就要想方設法地束縛他，扼殺他（《乙丙之際着議第九》）。

他並且分析了造成社會衰敗和腐敗的經濟原因和政治原因。他認為經濟上的貧富不均是世道衰敗的根本原因，他寫道：貧者越來越窮困，富者越來越富有，結果就導致兵亂、疫癘，致使“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平均篇》）。

他認為皇權專制主義是造成平庸、腐敗風氣的根本原因，他指出：歷代的聖主仁宗“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立身；一人為剛，萬夫為柔，以大便其有力強武”（《古史沉論》二）。

在這樣的高壓政策之下，社會風氣不能不趨於平庸、腐敗。面對這樣衰敗、腐朽、沉悶、窒息的社會，龔自珍大聲疾呼進行社會改革。他寫道：“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際着議第七》）警告清統治當局，如果不主動進行改革，將來就會有人起來“勁改革”即推翻其統治。

龔自珍藉以發表議論的重要理論基礎是今文經學的社會歷史觀——《公羊》“三統”説、“三世”説等。他是一位今文經學家，認為《左氏春秋》經劉歆竄飾（《左氏決疣》），認為《周官》晚出，至劉歆始立（《六經正名》）。這些觀點直接影響了後來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思想家康有為（見康有為：《新學偽經考·重刻偽經考後序》）。

龔自珍的散文、隨筆、詩、詞也都很有成就，尤以詩歌突出。他的詩多為七言絕句，另有古詩、律詩、樂府歌行體。

詩的內容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深刻反映社會危機、憤怒鞭撻統治階層的作品，如《詠史》、《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行路易》、《歌哭》等；另一類是一些藴含豐富、內容複雜的抒情詩，如《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又懺心一首》、《漫感》、《夜坐》、《耿心》、《西郊落花歌》等。他最有名的詩作是長篇組詩《己亥雜詩》，共315首。他的詩風格多樣，以浪漫主義為主調，想象豐富奇特，形象生動有力，文辭瑰麗多姿。

他的政論、散文自成一脈，寫得鮮活。有情感，有氣勢，有鋒芒，富於形象感，文筆橫姿，不拘一格。

當然龔自珍的影響也不都是積極的。他的某些詩文中所流露和表現出的頹唐思想，他語求艱深，以致造成佶聱難讀，等等，都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龔自珍一生可分三個階段：

①20歲以前，在家學習經學、文學。他自幼受母親教育，好讀詩文。從8歲起學習研究經史、小學。12歲從段玉裁學《説文》。他搜輯科名掌故；以經説字、以字説經；考古今官制；為目錄學、金石學等。同時，在文學上,也顯示了創作的才華。13歲，作《辨知覺》,“是文集之託始”；15歲，詩集編年；19歲，倚聲填詞；到21歲，編詞集《懷人館詞》3卷、《紅禪詞》2卷。段玉裁作序説他“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為長短句”，“造意造言,幾如韓李之於文章”，認為“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懷人館詞序》)。這可以説是對龔自珍20歲以前學習的概括總結。

②20歲至28歲，應鄉試至入仕時期。嘉慶十五年(1810)，龔自珍19歲,應順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應浙江鄉試，始中舉，主考官為著名漢學家高郵王引之。次年應會試落選，嘉慶二十五年(1820)開始入仕，為內閣中書。這時期他逐漸接觸社會政治現實,並從科試失意中體驗到政治腐敗,產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並從劉逢祿學習《公羊傳》。他寫出了《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尊隱》、《平均篇》等政論文。嘉慶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佇泣亭文》及詩集一冊請教“吳中尊宿”王芑孫。王認為他“詩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譜外紀》)。同年，他開始戒詩。今存這時期詩，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歲至去世。嘉慶二十四年會試落選後，他又參加五次會試。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會試,始中進士，時年38歲。在此期間，他仍為內閣中書。道光十五年（1835），遷宗人府主事。改為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兩年後，又補主客司主事。這類官職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歲，辭官南歸（道光十九年，1839）。50歲，暴卒于丹陽雲陽書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時為鴉片戰爭第二年。這時期,他對政治現實認識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議,寫出許多著名評論,如《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阮尚書年譜第一序》、《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歷史、哲學論文如《古史鈎沉論》等。也有不少文學散文名篇，如《捕蜮》、《書金伶》、《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病梅館記》等。他的許多著名詩篇，如《能令公少年行》、《詠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雜詩》等，也都是這時期作品。

龔自珍生活在清嘉慶、道光年間，他的詩文在當時就很有名氣。他曾在一首小詩中頗有幾分自詡地寫道：“一事平生無齮齕，但開風氣不為師。”（《乙亥雜詩》）他的確在思想文化領域中開創了一代新風。而在他死後刊刻的《定盦文集》、《續編》和《補編》使他的詩文得以廣泛流傳，對於近代思想、學術、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巨的影響。

龔自珍在今文經學方面的影響主要不在於他的今文經着作和觀點，而在於他援引《公羊》義例，議論時政。康有為繼承了龔自珍以經言政的傳統，更以經言變法，從而掀起波濤洶湧的戊戌變法運動。在清朝覆亡以後，一個當年反對戊戌變法的頑固分子葉德輝在總結清朝覆亡的學術思想原因時，曾説：“曩者光緒中葉，海內風尚《公羊》之學，後生晚進，莫不手先生文一編（按指《定盦文集》）。其始發端於湖、湘，浸淫及於西蜀，東粵，挾其非常可怪之論，推波揚瀾，極於新舊黨爭，而清社遂屋。論者追原禍始，頗咎先生（按指龔自珍）及邵陽魏默深（源）二人。”（葉德輝：《郋園北遊文存·龔定庵年譜外紀序》）這也從一個方面説明龔自珍的學術思想對晚清思想發展和政局演變產生過深刻的影響。

龔自珍除了發表政論以外，還寫過不少着眼解決各項具體社會問題的經世文章，他尤其長於西北輿地，而收錄在《定庵文集》中的《西域置行省議》一文最為著名。這篇文章寫於道光年間，大約過了半個世紀，清政府於光緒八年（1884年）正式在新疆建立行省，設置州縣。對於龔自珍的遠見卓識，後人十分欽佩。李鴻章曾寫道：“古今雄偉非常之端，往往創於書生憂患之所得。龔自珍議西域行省於道光朝，而卒大設施於今日。”（李鴻章：《黑龍江述略序》，轉引自吳昌綬）

龔自珍這些大膽而尖鋭的政論文字，震動了“萬馬齊喑”的思想界，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梁啓超説：“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