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君榮

他在圖魯茲城的耶穌會士走讀學校上學，為羅明堅、利瑪竇的事蹟所感，從小立志獻身神學和教會。1703年9月12日，15歲的宋君榮入耶穌會，自幼聰明好學，年輕時，頗有成就。1704年，宋君榮進入耶穌會初修學校，9月第一次發願獻身神職事業。1715年，宋君榮被送往巴黎，在路易十四大王學校神學班學習，主攻天文學。1718年，宋君榮被任命為司鐸，1719年返鄉。來華之前，他已在神學、哲學、希伯來文、天文、地理等方面有很高造詣，“時人皆期其在學界中享盛名”，然他發誓“傳教遠方”，並於1722年有機會來華傳教。他於1723年抵達北京，先師從巴多明學習滿語，“進步甚速”，不久即為拉丁文教師，訓練滿族翻譯人員與俄國人交涉。他在北京生活了36年，認真學習漢語，研究中國文化，在中國科技史、古代史、邊疆民族史、中外關係史等方面，都卓有成就。他的《成吉思汗及蒙古史》（1739年）、《大唐史綱》及其附錄《中國紀年論》（1749年），他翻譯和註釋的《書經》、《易經》和《禮記》，都受到很高的評價，他有關中國的著、譯作達80部之多，不僅表明他確實“精力過人”、“刻苦努力”，也説明他的“才華超羣”。他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在材料的掌握和熟悉程度上，甚至令中國學者感到吃驚，故有“18世紀最偉大的漢學家”、“耶穌會中最博學者”之稱。1749年宋君榮成為倫敦皇家學院聯絡會員，1751年被選為巴黎科學院通訊員，同時任銘文學院通訊員。

他在華37年，傳教之外，長期從事中國文化、科學技術的研究，精通精密科學以及歷史和哲學，奮起反對“舊約象徵説”及其前輩的種種謬論，被譽為十八世紀法國最偉大的漢學家。他還是科學院和巴黎文學院的通訊院士。

宋君榮來中國傳教，是由國王路易十五的攝政大臣奧爾良公爵提名，經國王批准的。1721年3月7日，宋君榮和他的同事雅克神甫在路易港登上開往遠東的船隻“達奈”號，揚帆遠航。他在1722年6月28日抵達中國。由於當年康熙皇帝駕崩，雍正皇帝因教士捲入皇子之爭而頒佈禁教令，宋君榮被困在廣東，直至12月31日才在巴多明神甫的斡旋下啓程赴京。

1723年4月9日，宋君榮來到北京。此後直到他去世，除了曾作為譯員出使俄國和去新疆測繪地圖外，他始終居留在北京，在此度過了三十餘年。

在知識上，宋君榮具有超人的博學，被方豪先生譽為“歐洲最博學的耶穌會士”。同事們説他是個無所不曉、樣樣都能的人，是個“活圖書館”。在宋君榮的書信中，歷史、文學、民俗風情和天文學、地理學各個領域都展示了他廣博的知識和豐富的研究成果。

宋君榮以他傑出的才能、温厚的作風、謙虛的態度贏得了總理事務大臣允祥的青睞。1723年10月25日，宋君榮被皇帝召見，隨即受僱宮廷，充任朝廷拉丁語翻譯，並協助理藩院處理同俄國的外交事務。從1726年起，中俄兩國就邊界、通商、宣教、遣送逃犯等問題進行談判，於1728年5月在恰克圖簽訂《中俄恰克圖條約》。宋君榮作為譯員參與了雙方多次預備性談判和清政府為之進行的談判桌後的準備工作。當時允祥主管此事，宋君榮充任他的邊界地理顧問。

1729年，根據中俄談判俄方的提議，經清政府同意，巴多明和宋君榮在北京創辦第一所外語學校，為清政府培養拉丁語翻譯和外交人才。學生主要是滿漢貴族子弟，通常有30人左右，還有少數俄國派來學習中文和滿語的學生。起初，巴多明任校長，宋君榮任首席教師；1741年巴多明死後，宋君榮繼任校長，由他接替巴多明在“譯學館”的職務，給滿人八旗子弟講授拉丁文，培訓滿族翻譯人員，以便和俄國人進行外交談判。

宋君榮曾為1729年6月出使俄國的中國使節繪製了一幅去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路線圖。此外，他作為地理學家和天文學家，還參與了清政府組織的大地測量、繪製全國及分省輿圖、天文觀測、制訂曆法等方面的工作。

宮廷事務和科學研究佔據了宋君榮大部分時間，同時也為他贏得了聲譽，但他始終把傳教事業作為生命中首要的使命。1742年，宋君榮因在勸教和中國文化研究上的成就而被上峯任命為北京法國傳教團的首領。宋君榮在書信中多次提到“教派之爭”，他對危及中國基督教徒命運的教士、教區之間的敵對狀態表示十分的憂慮。

宋君榮精於漢學，長於上古文化的研究，他對中國人都感甚難理解的中國古代經典《書經》、《易經》、《詩經》、《禮記》的翻譯，他對中國上古天文學的研究可表明這一點。他在中國史學研究上也多有發現：他找到了成吉思汗的墓葬所在，指出中國的傳統禮儀與亞當的第19世孫亞伯拉罕制定的以色列法有相似之處等等。

宋君榮對於中國文化的研究從元朝入手。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依據官修《元史》和《續弘簡錄》等書編譯的《中國征服者成吉思汗、蒙古王朝諸帝史》。此書於1739年在巴黎出版，出版者評“著作顯示了他的才能，從中我們感受到作者對中國歷史和著作的全部興趣，一種自然質樸的興趣……這部歷史綱要的成功，在於它顯示了歷史問題的真實性”，宋君榮可算是法國研究中國元史的先驅者之一。

於中國文化的研究上，宋君榮完成的另一重要工作是翻譯並註釋了中國古代經典《書經》（《尚書》）。1739年譯畢，1770年在巴黎出版。此書除了譯文和註釋外，還有出版者添加的補註、插圖和原文所沒有的中國上古三朝的帝王簡史。由於滿文的語言結構和法文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他所採用的底本是康熙年間出版的孔安國古文《尚書》的滿文譯本。宋君榮認為，《書經》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佔據着無可否認的權威地位，它記載了中國上古時期英雄修身、治國、安天下的歷史，是中國古代最好的書。

宋君榮的才能也為俄國人所賞識，1759年他被正式接納為彼得堡皇家科學院院士，1747年該科學院將他列為世界名人。自1732年起，他就向該院提供漢文和滿文著作以及有關中國古代科技發展情況的通訊報告，他寫給俄國耶穌會會長的長篇報告，成為發展中俄兩國文化與商業關係的重要文件。英國人也同他聯繫，他於1751年被接納為倫敦皇家學會會員。

他在翻譯《書經》時，專門對書中涉及的上古天文學內容進行研究，寫成一篇文章：《<書經>中的天文學》，附錄在譯著中。

宋君榮通過研究，認為中國天文學是自己獨立發展起來的。他對中國古籍中的日蝕和月蝕作過整理和研究，寫出了《中國蝕的計算》。他研究了中國古籍中記載的16次日蝕，並指出最早的記錄為公元前2155年。在研究中國的蝕現象時，宋君榮參閲了馬端臨的《文獻通考》，肯定了此書“象緯篇”對於考證的價值。在天文學的研究上，宋君榮的主要工作是天象觀測，他曾在1742-1748年擔任法國傳教團負責人時建立了天文台進行觀測，他還與世界各地的耶穌會士保持聯繫。通過這些一手和二手的資料，宋君榮進行了有關行星運行理論的研究。

宋君榮在天文學方面的著述相當豐富，舉其要者，有以下幾種：《中國天文學史》、《中國天文學》、《古代中國對黃赤交角的觀測》、《1735年的七星表》、《公元前206年以前的中國王朝天文史》。

在地理研究方面，宋君榮作了不少工作，他參加了乾隆時期的全國輿圖測繪工作，曾與中國地理學家何國宗、明安圖等人同赴新疆實地測繪。他的地理學著作有《北京志》、《和林的地理位置》等 ^[1]  。

1759年7月17日，宋君榮突患急性痢疾，並於7月24日去世，享年70歲。宋君榮葬在北京正福寺法國人墓地，墓號16，但墓碑現已不存。墓碑上寫道：“耶穌會士宋先生，諱君榮，字奇英，泰西弗朗濟亞人。緣慕精修，棄家遺世，在會五十五年，於雍正元年癸卯來華傳天主聖教，至乾隆二十四年已卯閏六月初一日卒于都城，年七十。”

法國耶穌會士宋君榮是入華傳教士中精通漢語漢文的佼佼者，對中國歷史研究的代表作有《的歷史》，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又著有《大唐史綱》及附錄《中國紀年論》。1791年至1814年巴黎出版漢學鉅著《中國雜記》時，宋君榮的這部著作被收於附錄。宋君榮還撰有《中國天文學史》，此書參考了《書》、《詩》、《春秋》，並用中國甲子紀年寫成。

宋君榮是一位深入研究開封猶太人的法國耶穌會士。宋君榮在1723年3月24日於赴京途中路經開封，他於同年8月18日在北京撰文《中國之猶太人》寄送巴黎的杜哈德神父，文中錄猶太教堂中的四本碑文。1755年宋君榮則將一篇論述中國猶太人的文章寄贈倫敦皇家學會書記員Th.Birch。另外，他還有三封信札記述中國猶太人和中國年代。作為一名希伯來文《聖經》的專業研究者，宋君榮通過碑文了解了猶太教輸入中國的時間與渠道，即周朝末年從波斯、呼羅珊兩地進入中國。他也敍述了猶太教堂現存經書幾經洪水散逸又經搜求修訂而恢復的坎坷經歷，並述及那部孟正氣提過的最古老的摩西經卷是16世紀末輾轉得到的一位廣州以色列人的遺物。

宋君榮還曾編著了一套中國天文史的研究著作，刊於蘇熙業《考察》第2卷，但是他的觀點卻遭到了傅聖澤的駁斥，見《中國天文史略》及5篇附錄。雷慕沙曾贊宋君榮此書“引證中國經籍最富，可以完全信任其非偽”。《考察》第3卷所刊《中國天文綱要》分兩篇，上篇述古代迄漢初天文，下篇述漢初迄15世紀天文，並附列一些表圖。宋君榮自1757年開始撰寫公元前3世紀迄14世紀中葉之中國天文史，脱稿不久便病逝，此稿便不知所終。

宋君榮後又著法文本《中國年代紀》，1749年11月自北京寄出，1814年始刊於《中國叢刊》第16卷，這是對1730年《中國年代紀》的發揮補充，自稱“擬將中國史書確實記錄與古今史家評鑑諸説悉為列舉。並以諸經與他書足以闡明中國古代之記載附焉”，錢德明則評價説，“凡關於古代討論已決未決之説，皆備見於是編中”。

對宋君榮的讚譽之辭早已不絕於耳，安田樸因為宋君榮對中國古代天文史的研究而視之為法國漢學的真正創始人。布魯克爾贊其“對於學術所建之功績，在18世紀科學與考據史中保有一席，業已久矣”。雷慕沙更具體地指出：“所有歐羅巴人深通中國文學者，抑能以其所學作最有益與最繁複之應用者，當首數此人。”

宋君榮通過天文測算將中國君主制的起源追溯到公元前2400年，馮秉正則通過文獻考證支持類似的結論。宋君榮的觀測以精確見長，得歐洲學者、科學家重視。1764年法國科學院出版的歷史學文獻第154頁中特別提到：“關於巴黎和北京的子午時差，如果將宋君榮的觀測與其他人所作的相比較，就會知道他的觀測遠比戴進賢的精確。人們在審查了幾種不同的方法後，取了宋君榮測定的7小時36分32秒這一數值。”

宋君榮的法文節譯本《中山傳信錄》所附之《琉球諸島圖》，對西方國家發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得到廣泛的傳播和援引，成為英法等國海軍或商船最初在中國東海航行及進行測量調查活動的指南，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西方出版的世界地圖、東亞地區圖、中國沿海圖，以及有關的海圖中得到驗證。

宋君榮曾把許多漢籍譯成了歐洲文字，也有一些編譯寫成的書籍。其中主要有：

將邵遠平著《元史類編》譯成法文，以《成吉思汗傳和元代全史：摘自中國歷史》，由宋君榮譯為法文作為法譯本的標題（法文標題為Histoire de Gentchiscan et de toute la Dinasti des Mongus … tiree de l’Histoire chinoice, et traduite par… Gaubil，etc.1739.），該書系於1739年在巴黎出版。內容包括《元史》前五帝簡紀。

在天文學領域內，宋君榮著有《中國天文學史——中國天文學考》(法文標題為Histoire de l’astronomie chinoise—Faite de l’astronomie chinoise)，收錄在E.蘇西埃編的《數學研究》（Observations mathematiques, etc.）一書內，該書於1729年出版。

宋君榮用法文將《唐書》中的幾篇傳譯了出來，載於《中華帝國全志》第15~16卷中。宋君榮把《書經》譯成了法文，由法國中國學家（大）德金（Joseph de Guignes，1721~1880）進行編輯，於1770年在巴黎出版。

宋君榮還寫了一本《中國紀年學概念》，這本書也是在他去世後於1814年在巴黎出版的。宋君榮還曾譯過《禮記》、《易經》、《詩經》，他將翻譯這些書的書稿都寄給了法國中國學家弗雷雷（1688~1749），在為弗雷雷是宋君榮與法蘭西學院銘文科學院進行通訊聯絡的主要聯繫人。

宋君榮還留下了許多從事中國學研究的手稿，其中有一些由法國中國學家高第編入《通報》雜誌中出版了。例如有：

《宋君榮司鐸未發表的地理歷史雜記》，由高第出版和註釋，載於萊頓出版的《通報》雜誌（1915年卷）。

《韃靼的和林的情況》，由高第編輯，載於1893年的《通報》雜誌。

《有關日本和朝鮮的情況》，載於1898年的《通報雜誌》。

宋君榮的著作在寫作上都很講究科學方法，翔實可靠，為此，在法國漢學界頗享聲譽，被法國漢學家（大）德金稱譽為在所有在華耶穌會傳教士當中最聰明和最有學問的人。他在1749年當選為倫敦皇家學士院聯絡院士，1751年當選為巴黎法國科學院通訊院士和銘文研究院通訊院士。自1739年起當選為俄國聖彼得堡學院院士。

1970年由當代法國從事宗教史研究的女學者勒內?西蒙將宋君榮與當時賢人、學者們通訊的大量書信（共有342封信）編輯出版，標題為《（1722~1759年）宋君榮司鐸北京書簡集》，這部通訊集有前言18頁，正文1001頁，附錄7頁；還有一些地圖；該書被列為《語言學和歷史學研究叢書》第14輯；在該書第884~910頁有《宋君榮司鐸著作書目》。該書系於1970年由德羅茲書店在日內瓦出版，由法國著名漢學家戴密微（1894~1979）為此書寫了介紹文章，附在正文前面。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