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藤昌益

安藤昌益（あんどう しょうえき，元祿16年（1703年） - 寶暦12年10月14日（1762年11月29日））日本江户幕府時期反封建思想家、醫生。安藤的名字以及他的著作，被埋沒和遺忘了100多年，直到1899年才被日本著名學者狩野亨吉博士發現。通過狩野和他的學生渡邊大濤等人著書介紹，安藤的名字和著作開始被人知曉。1949年，加拿大東方學家赫·諾曼發表專著《安藤昌益與日本封建社會的剖析》（在日本改題為《被遺忘了的思想家安藤昌益》出版），才使安藤及其著作受到日本和各國學術界的廣泛注意。現在安藤已成為世界公認的唯物主義者、戰鬥的無神論者，被列為世界大哲學家之一。許多人還稱譽他為“東方的盧梭”。

安藤名正信，別字良中，號昌益，文號柳枝軒。他身為醫生，又號確龍堂。昌益出生於出羽國秋田郡二井田村（現秋田縣大館市大字二井田）的一個上層農民家庭。他10歲至20歲間參加過農業勞動，後因安藤家族“離散”，昌益移居陸奧國八户（現青森縣八户市）十三日町。他學習和研究醫學、本草藥物學等，是一位醫術高超的名醫。後來曾到京都、江户（現東京）學習和居住很長一段時間，還到長崎去了解和研究西洋的學術和科學思想。他很想到中國和其他各國去遊歷考察，由於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終生未能實現他的願望。昌益30歲後開始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從事著述和私人講學活動，50歲左右寫成《自然真營道》、《統道真傳》等。他著名的弟子八户名醫神山仙確曾記載説：“良子（昌益號）吾師也。良子無師無弟子，人有問道則答，問私則不答。故吾問道，取其答，以之為師。”“師寡慾、薄貪事、朝晚食除湯（稀米粥）外無他物”。昌益的弟子多是北海道、松前地方的人。通過這些弟子，他了解到阿伊努人原始公社的情況。他一生行醫使他與下層民眾有密切的聯繫。他對封建社會和勞動農民的苦難有直接的感受和了解。這些對形成安藤的社會思想都有很大的影響。

年過50的昌益，為繼承安藤家業，單身返回故鄉秋田郡二井田村居住。在秋田，他召集散在大阪、京都、江户和八户等地的門生聚集一堂，對貧富、社會和平等問題進行講解和討論。他卓有成效地對故鄉的農民進行啓蒙教育，開展破除迷信的宣傳。當地的農民紛紛丟掉神靈、停止迷信活動，致使寺社、神寺無可奈何地發出了“賣僧”、“賣神”的悲嘆。昌益在農民中享有很高威望。農民們敬重和崇拜他，甚至把他奉為自己的守護神。1762年10月14日（陰曆），昌益在二井田村病故,葬於曹洞宗温泉寺。農民們為他立了石碑，上刻“守農太神確龍堂良中先生在靈”。銘文簡述了昌益的一生。昌益死後不久，他的門生受到當局的迫害，人員被驅散，昌益的石碑亦被砸碎。他的書稿從此被埋沒和遺忘。倖存的《自然真營道》等書，過了100多年才被狩野博士無意中發現。但在1923年東京大地震中，大部分被燒失。現今日本出版的《日本哲學思想全書》、《近世思想家文集》和《日本思想大系》第45卷中，收有《自然真營道》的部分內容，《統道真傳》出版有譯註本。

昌益一生寫下大量著作，可惜已多失傳。至今先後發現的有：《自然真營道》原稿本100卷92冊，另《大序》卷1冊，其中缺《生死卷》2冊。不幸的是這部書在1923年又毀於關東大地震，現僅存15卷15冊。另有《統道真傳》5卷，是昌益把《自然真營道》全部內容壓縮編成的概要性著作。還有《自然真營道》刊本3卷，是昌益從《自然真營道》百卷本中選取了內容比較温和的部分編成的，人稱“小真營道”。此外還有一部《孔子一世辨記》，全書二冊，已遺失。

昌益的主要代表作是《自然真營道》，直譯過來就是“自然的真正規律”。這部書內容非常豐富，涉及的問題極為廣泛：有對天文、地理、生物、醫學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有對歷史、哲學和社會理論的分析和闡述，還有對儒學、佛學、神道學的研究和批判。可以説，這部偉大的著作，闡述了昌益的整個思想體系，集中了昌益社會政治和哲學理論的全部內容。

昌益在《自然真營道》中，充分闡述了他的社會政治思想，即“自然世”和“法世”對立的理論。他在對“自然世”的描述中，傾注了自己的感情，提出了對“理想社會”的設想。他認為，在人類的自然世界裏，所有的人原本都是自耕而食，自織而衣，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他稱為“直耕”）。他最尊崇“直耕”，認為“直耕”即是“真道”。他對一直“直耕”的農民，表示了無比的熱愛。他對農民的勤勞、謙虛和誠實、質樸作了熱情的歌頌,稱農民為“自然之子”、“天子”、“真人”、“無私之人”等。他描繪的“自然世”，是一個人類絕對自由、絕對平等的理想社會：在“自然世”裏，整個社會和各家各户都是自給自足的，“無過餘”，亦“無少不足”；無貧富差別，“彼無富，此無貧”，亦無男女和上下尊卑不平等，“此無上，彼無下”；因此，“無奢欲”，亦“無恨爭”，“無上立法”，亦“無刑罰下”，是個無迷信、無監獄、無軍隊、無罪惡的世界。在“自然世”裏，既“無金銀錢通用”，也無需“五常五倫”等道德。這是一個完滿的永遠和平安定的理想境界。

昌益在對“法世”的描述中，對日本的封建統治階級、封建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充分表現出他作為日本反封建思想的偉大先驅者的戰鬥精神。在他看來，人類社會在一開始，無所謂君臣貴賤之差別，“法世”的出現，是後來“聖人”“君主”造成的。“君者自聖人出，立私法盜天下而後成之名也”。而現實社會中的一切罪惡，都是由“聖人”“君主”的作法而產生的。“立聖王者，奢之始，萬惡之本。”他對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和孔子等“聖人”，都進行了具體的批判。“自伏羲至孔子稱聖人者十一人，皆失自然之真道，欲盜天下國家而成兵亂之世也。”昌益還用各種野獸集會的寓言形式，巧妙地展示了日本封建社會的階級關係,揭露了天皇、將軍、大名（諸侯）、武士封建統治階級壓迫人民羣眾的罪惡，描述了這個人吃人的社會景象：“王食公卿之功，公卿食將軍之功，將軍食諸侯之功，諸侯食役人（官吏）之功，役人食足輕（下級武士）之功，足輕食諸民之功，以大食小，皆如獸世所為。”他對日本歷史上的“三傑”，即聖德太子、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三大人物也加以痛斥。他指斥聖德太子從中國輸入佛教，傳播有害的迷信；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給無辜人民造成無窮的痛苦和災難；德川家康不信不義，是“獸”，是“混蛋”，是最卑鄙的傢伙。他批判釋迦牟尼捨棄父母，出家為僧，自己不“直耕”，貪食眾人“直耕”的米穀。總之，他認為“聖人”“君主”一類的人都是“不耕貪食”的“大罪人”。

昌益還尖鋭地批判了封建社會制度及封建意識形態。他認為，在“法世”社會里，“人為”地造出“士農工商”等身分而有了上下貴賤的差別，出現了男女不平等。隨着剝削和統治的開始，就有了腐敗、邪惡和墮落，給人民大眾造成了不幸、痛苦和災難。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和私利，鎮壓人民的反抗，又建立了軍隊、警察和監獄，而人類的不道德和不幸、一切苦難和醜惡都是“法世”的必然產物。昌益還對儒、兵、道、法等諸家著作及代表人物，對佛教、巫術和神道教及其經傳教義都進行了揭露和批判。他指出，封建社會的一切道德規範都是為了迷惑和欺騙民眾。他甚至認為，當時社會的一切繪畫、音樂、文學、藝術等等都只是供統治階級享樂用的，應該完全拋棄。

昌益在對“法世”做了揭露和批判之後指出，“法世”是個虛偽的、不道德的罪惡社會,是違反自然，不合乎“真道”的世界。所以一定要消滅“法世”，再回到“自然世”這一理想社會去。

如何實現從“法世”向“自然世”的轉變呢?昌益提出了進行這一社會變革的過渡方策。他稱為“以失止失之法”。他設想通過名義上的君主——“正人”和平地實現。就是出現一位“正人”為整個社會的指揮者，一切土地都歸“正人”所有，“正人”再把土地分給“士農工商”各類人，使人人都有土地，人人都“直耕”，大家都自營生活，“正人”也不例外。這樣做了以後，一切貢租不必要了，維持治安的法律、軍警、監獄也都不必要了，從此一切爭亂、罪惡和災難也都自然而然地沒有了。昌益認為，他的這個方策，不但可以在日本推行，而且能廣泛地行之於世界各國。

《自然真營道》還系統地闡述了昌益的哲學唯物論。他認為物質的東西是根本的，世界的規律性在於物質性，物質和運動是分不開的。他宣稱世界最高的實體是“氣”、“道”（有時他聯稱為“一氣之真道”）、“精”或“活真自感”（自己運動着的活生生的真實存在）。他説：“自然轉（天）定（地）人物中，唯一氣充塞而無間矣。”用物質實體的“氣”的一元論反對了二元論。他還進一步認為，“氣”的運動有其自身的原因，自然界在空間上是無限的，時間上是連續的，物質只會從一種狀態向另一種狀態轉化而不會消滅，其質量也“不增不減”。他寫道：“自然者五行（金、木、水、火、土）之表現也，五行者自然自感（自己運動）進退退進之一氣也，故五行各別實非別，只一氣之進退也。……自然無始無終也。”

昌益的哲學唯物論思想，還表現在他對“谷精”（米）的説法上。他認為“天地之精，谷也”，人的肉體、生命、行動，一切都是“穀物所為”，世界按其本性來説是物質。他尊重吃米穀維持生命這一最基本的事實，認為不管是誰,人不食米穀就會死去而回到原來的自然世界中。他説萬物及人類“生於谷而復歸於谷”，“不食米，孔丘也要一命完蛋。”

昌益在對醫學的研究和實踐中進一步發展了他的唯物論思想。他強調醫學應以“親臨實驗為重”，他認為心理現象是由生理的機能所決定的。他寫道：“身形的八序（八種表現）應察腑臟之情，面部八序（一説喜、怒、哀、樂、愛、惡、欲、恐）當辨腑臟之八着。”昌益在十八世紀中期已對人的心理活動尋找唯物論的解釋，難能可貴。

在《自然真營道》的論述中，含有某些辯證法的因素。昌益用自己獨創的兩個密切聯繫的基本概念來觀察自然和社會的一切現象，表述他的哲學和社會政治理論。這兩個概念，一是“互性”，即相對性或交互作用；二是“活真自行”，即活生生的真實存在的或物質的自我運動。他把這二者結合起來，稱為“互性活真”，用以表示萬物的相互制約性和物質與運動的不可分性。他認為自然和社會的一切現象都是相對的，互為條件的，但相對之中有着絕對。如善與惡、苦與樂、天與地、男與女，這些相對的概念從表面看，都好像是“二別”（矛盾），但按“互性”來理解，實際上是“一真”（統一），猶如形與影一樣是不可分離的。這“二別而一真”的客體不斷運動變化，昌益稱之為“互性活真”。他認為世間所有的一切都是“互性而活真”的，不能片面、靜止地去觀察世界，應該把世界作為不可分割的運動變化着的永恆的全體來認識和理解。他説：“活真故常進退，互性妙行無一息止。進而明德，其性暗德，退而暗德，其性明德，活真德也。”這段話，用通俗的話表述，就是：有活生生的真實事物的存在，故而有進退的運動，相對存在着的、神妙的運動是一刻也不停止的。當事物向前發展的時候,表現出明顯的屬性，可是這種屬性中已經包含有暗潛的屬性；當事物停頓的時候，表現出了暗潛的屬性，可是這種屬性已經包含着明顯的屬性。明顯的屬性和暗潛的屬性是相對地存在着的，這表示了活生生的事物的性質。這段話正確地揭示了事物發展過程中對立面的存在及對立面的分解的傾向。

由於受到時代和階級的侷限，昌益的思想有許多缺點和弱點。首先，昌益把他的理想社會“自然世”規定為過去原始時代，理想的實現也只是向過去復舊，這就否定了發展和進步。他否定一切文化藝術，否定一切知識和學問，反對文明和進步，強調衣食第一，反對工商業，把人類社會侷限在耕田、生孩子最低限度的生活。他的這種思想也反映出當時日本農民視野的狹窄。其次，他對“法世”的批判固然尖鋭，卻認為“法世”的出現是“聖人”“君主”等個人作為造成的，因而又幻想通過名義上的君主——“正人”個人的作為來消滅“法世”，這就從另一面無意識地誇大了“聖人”“君主”“正人”的歷史作用，仍未擺脱唯心主義史觀。再次，他聲稱：“我道不言戰”，“不言軍”，“吾道無爭，我不言兵”等。他不區別正義非正義、革命反革命、進步反動，籠統地反對一切暴力和戰爭，因而陷入了和平主義。他沒有組織人民進行革命和鬥爭的思想，為實現自己提出的理想社會，也只是希望由一位開明的君主——“正人”和平地實現，這就不能不成為空想。最後，昌益的哲學唯物論思想和某些辯證法的觀點，並未擺脱原始的，直觀的，猜測的性質。例如他認為萬物及人類都“生於米而復歸於米”,當然是不科學的。他説：“男之性女，女之性男”，“雄之性雌，雌之性雄”，由於他對對立面如何轉化，即對立面的鬥爭是絕對的，統一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這一點理解得很不清楚，所以陷入了相對論。他在批判宗教迷信時，也常常表現出他企圖建立“自然神道”。由於他認為自然界具有某種“神妙的”、“靈驗的”東西，也使他的著述往往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

儘管昌益思想中存在不少弱點，但確有很多精華。更重要的是他既不屬於神、佛、儒等流派，也不大受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是一位“破格的大思想家”。所以日本人自豪地稱他是“我們日本唯一能向全世界誇耀的獨創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