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戴維斯

1944年1月26日，安吉拉·戴維斯出生於亞拉巴馬州伯明翰。父母都是教師。母親是南部黑人青年大會（Southern Negro Youth Congress）的成員。童年時期，戴維斯常常參加主日學校和美國女童軍，後隨母親搬至紐約，並在那裏讀了中學。1961年進入馬薩諸塞州的布蘭迪斯大學，在法蘭克福學派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授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門下學習。 ^[2-3] 

大學就讀期間，她到法國留學了一年，回到美國後於1965年畢業。1965年至1967年在歐洲留學。1967年加入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之後又加入黑豹黨。1968年文學碩士畢業於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同年加入美國共產黨。 ^[2-3] 

戴維斯説：“我參加共產黨是因為我相信在目前的社會制度下黑人幾個世紀以來的苦難是不能解除的。資本主義建立在巨大的經濟機器歸一小撮私人所有的制度之上。國家的財富掌握在不到500家的大公司手中，如：通用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通用電氣公司、美國鋼鐵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美洲銀行、大通曼哈頓銀行。但它們的財富是哪裏來的呢？他們的財富是由千千萬萬勞動人民創造的剩餘價值構成的。“對黑人而言，此種剝削特別顯著，特別厲害。黑人總是做最低下和工資最低的工作。資本家故意在白人工人間煽動種族主義以便他們可以更順利地剝削黑人。”

1969年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哲學系主任唐納德·卡利契教授聘請戴維斯任該校代理哲學助理教授，年薪10260美元。卡利契當時並不知道戴維斯是共產黨員，但他事後説：“即使我知道她是共產黨員，我也會這樣做。” 當時校內有一名聯邦調查局的密探，他在報上“揭露”戴維斯是共產黨。於是加利福尼亞大學董事會就責令洛杉機加大校長揚格調查此事是否屬實。揚格就寫信給戴維斯説：“我受董事會之託，要向您詢問您是否是共產黨員。” 安吉拉回信説：“首先，我認為你這個問題是不恰當的。不論從學術自由或憲法自由來説，這問題都是不合適的。我反對你提這樣的問題。但我可以對你説，我現在是共產黨員。”

之後，加州州長羅納德·威爾遜·里根要求學校取消聘請戴維斯。1969年9月19日，校懂會經過激烈的討論後同意了里根的意見。學生們聞訊後羣起抗議，從此，戴維斯所開的課就成了熱門課，一次聽課者達2000人。 面臨多方抗議，校董會做了妥協，決定戴維斯在上訴期間，可以繼續授課，但她的課不給學分，她的薪金可以照領。1969年10月21日，高級法院裁決説：不能僅僅因為是共產黨黨員就把安吉拉·戴維斯解除州立大學的教籍。法官潘裏·帕契特説，他認為開除戴維斯是不合憲法的。

1970年夏，安吉拉聘約滿期，於是又面臨是否續聘的問題。校長揚格和教務長希契認為只要教學未出差錯，照例應當續聘一年。但校董會宣佈暫時取消楊格和希契在安吉拉問題上的決定權。1970年6月19日，安吉拉接到校董會通知説，她將不再受聘。這次的理由是，她在校內發表煽動性演説。安吉拉再次提出上訴，但就在這期間，發生了通緝安吉拉事件。

1970年8月7日，星期五，喬納森租了一輛嫩黃色的小型密閉式福特運貨汽車，泊在距舊金山西北13英里的聖拉爾夫法院外面的停車處。他身穿一件雨衣，手提一隻小包，緊張地走進了法庭。法庭正在開審。在證人席上的是聖昆丁監獄的一名犯人魯切爾·馬吉，另一名犯人威廉·克里斯馬斯正在等待傳喚。在辯護律師桌旁又坐着另一名犯人詹姆斯·麥克萊恩。主持審判的是高級法院法官哈羅德·哈利。坐在他旁邊的是代理地方檢察官加里·托馬斯。

喬納森走上靠前的旁聽席。他拉開提包上的拉鍊，取出支左輪手槍，並從雨衣下亮出一支30毫米口徑的卡賓槍。他大聲喝道：“你們看清楚，我手裏是自動武器誰也不許動！”他命令沒有帶武器的法警解開麥克萊思、馬吉、克里斯馬斯的手銬。他把一支手槍拋給了馬吉，把另一支手槍拋給了克里斯馬斯。他把一支獵槍交給了麥克萊思，麥克萊恩把槍帶套在哈利法官的脖子上，離下巴只有幾英寸。其他三人用鋼琴絃把托馬斯同三名女陪審員綁在一起．

麥克萊恩命令法官打電話給執法官辦公室，要他保證安全。哈利就對着法官席上的電話機説：“我現在在審判室，這裏有幾個帶槍的犯人，他們希望安全撤退。”麥克萊恩接下去説：“聽着，你得把你們那些豬調開，我們要離開這裏，若有阻撓，我們就先要人質的命。”

四位黑人趕着人質往前走，到停車處他們把五個人質推進福特運貨汽車。麥克萊恩斜身坐進了駕駛座。喬納森把鑰匙交給了他，馬吉接過了看守法官的任務，然後他們準備向約200碼外的美國第101號公路駛去。

警察早已做好準備，一名警察突然衝到汽車前面，大聲喝道：“停下來！”，緊接着的就是大打出手。四名黑人全被打死，法官和代理檢察官也被當場擊斃。黑人沒有傷害三名女陪審員，但警察的流彈打中了一名陪審員的手臂。

事後馬上發現，四支槍支的購買人都是那位黑人青年女學者：安吉拉·戴維斯。警察立即撲向戴維斯住所，但戴維斯早已遠走高飛。她也就成了頭條新聞人物。

安吉拉並未逃亡國外。1970年10月13日，聯邦調查局人員在紐約曼哈頓逮捕了她，並從紐約州引渡到加州，關進了離聖昆丁監獄不遠的一所監獄。

接着，聖昆丁監獄內又演出了一起大血案。1971年8月21日，傑克遜的律師斯蒂芬·賓厄姆會見了傑克遜。他帶了未經看守檢查的兩隻小包；一個裝得很滿的牛皮紙信封和一隻小型手提錄音機。他同傑克遜約談了一個小時。當傑克遜回牢時，看守注意到他的髮型有點異樣，當他上前詢問時，傑克遜就從假髮中抽出了一支小型自動手槍。接着就是一場血戰，三個白人看守被擊斃，傑克遜在奔向門口的途中被瞭望塔上的看守開槍擊斃。

傑克遜成了黑豹黨的英雄，黑豹黨為其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埋在他弟弟喬納森的墓旁。安吉拉在獄中呆了一年。1972年春，法庭對安吉拉進行審判。警察當局聲稱，該案件與政治和種族無關，是一起純刑事案件。他們拿出了201件物證和95個證人的證詞。有多人證明安吉拉在事發前曾同喬納森在一起。

但被告律師説．企圖定罪的理由無非是“安吉拉同喬納森有密切關係，使用的是她的槍支，事發後她逃跑了。”他説：“但沒有人能證明安吉拉事先知道喬納森要乾的事，假如她知道，她一定會制止。因為任何人都能證明她是一個有理智和聰明的人。至於為什麼要逃?這很簡單。如果你是一名黑人，如果你知道你的槍支被人偷去打死了人，你怎麼能不逃？如果你們用黑人的眼睛眼來看這個問題，你們就會知道逃跑是一點也不足為奇的。奇怪的是她逃得不夠徹底。”陪審團經過13個小時審議之後宣佈“無罪”。 安吉拉從此成了英雄．記者紛紛向她進行訪問。

她在回答美聯社記者的提問時説：“我認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應當是為各國人民的平等而進行鬥爭，為經濟的平等而進行鬥爭，為黑人的解放面進行鬥爭。我已決定把我的生命貢獻給鬥爭，如果我必須為鬥爭付出生命，那就只好這樣。” 她説： “有人説，我們是顛覆分子。好，我們説，説得對，我們是顛覆分子。我們將繼續做顛覆分子。直到這王八蛋的剝削制度完蛋為止。”

1977年，戴維斯在舊金山州立大學擔任講師。1980年、1984年兩次由美國共產黨提名競選副總統失敗。1991年退出美共，參與組建“民主和社會主義通信委員會”（Committees of Correspondence for Democracy and Socialism）。她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任教。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