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行

橫豎撇捺折成字，

金木水火土成行，

打二字，來形容書法家的字。

族譜是我國封建社會各姓氏世系源流、家庭興替，人口變遷的歷史記錄。在宗法制度下，有“三世不修譜，比之不孝”的説法。可見舊時宗族對於譜牒的重視程度。閩南各族氏，最講敬祖睦宗，每值社會升平之際，便紛紛修祠立譜。此種民族文化現象，流傳至今不衰。

譜牒包含的內容相當廣泛，包括與族氏有關的歷史沿革、地理變遷、世系紀錄、祭祀章程、祀田祭器、文獻軼聞等等。世代字行，是族譜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字行”一般由各族氏自行擇定若干色彩典雅、意義祥和的單字，組成類似詩句聯語的句式，載於譜牒，族人命名時則依其世次取其中一字作為名字的首字。以此來分別宗族中的長幼輩分。例如曲阜孔府自五十六世起採用“希言光彥承，宏聞貞尚衍，興毓傳紀廣，昭憲廣繁祥，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30字為孔氏行次。孔祥熙為孔門七十五世孫，他取名便用上譜牒中所規定的該世次字行“祥”字為首字。採取“字行”命名，早已是國人普遍的習俗。

字行的雅稱為“昭穆”，仔細推敲，兩者的概念並不一樣。但是，字行的形成實與遠古的“昭穆”制式有着淵源關係。

《禮記、祭統》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 宗法制度中的祭祀、婚嫁、慶弔等事務，非常重視立長幼，排次序，明尊卑，把始祖以下同族男子逐代先後相承遞為昭穆。如宗廟次序、墳地葬位，祭祀排列等即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居於左，謂之昭；三世、五世、七世居於右，謂之穆。昭穆實際上是一種序位的方式。

“昭穆”一詞，漸而演變為世輩行次的代用詞、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風操》曰：“江南風俗……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雲族人。”“昭穆”一詞在這裏就具有行輩的意思，但與“字行”的涵義還有差別。

因為那時“字行”這一文字形式尚未出現。

“字行”究竟始於何時呢？縱觀歷史，漢唐之際都未見其跡象。漢獻帝認打草鞋出身的劉備為皇叔，只提到他是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沒有敍及“字行”，唐代當塗令李陽冰引大詩人李白為從侄，根據的是李白乃涼武昭王　九世孫，只提輩分，也沒有敍及字行。那時的人取名多用單字，族兄弟之間序班輩多用數字，如“薛六”、“柳八”、“劉十九”、“李二十”，未見採用字行。直至宋代，才有關於“字行”的記載：趙宋皇室因其宗族蕃衍盛大，故於“宋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孫……支子而下，各以一字別其昭穆，而宗正所掌有牒有藉有錄有圖有譜以敍其系，而弟其服屬之遠近，列其男女婚姻及官爵敍遷而著其功罪、生死、歲月……趙氏當時選取作為字行的單字有“伯、師、希、與、孟、由、宜”以及“不、善、汝、崇、必、良、友”，雖然不如後人所撰字行那樣組成音節鏗鏘，朗朗上口的短句，但與後代所撰字行的性質功用是完全一樣的。看來，設字行以別昭穆，而且將字行作為譜牒中一部分，應是趙宋皇室的首創。

不過，由於封建時代等級制度森嚴，“禮不下庶人”，趙宋王室創制的“字行”根本不能在民間流行。按當時規制，皇上祭七廟（七代祖宗），官員自三品以上立五廟，以下皆四廟，庶民只能在墓地上祭祀父祖兩代，沒有設廟祭祀祖宗的權利。誰違反了，就是僭禮———“一旦使就五世、三五之數、則當撤毀居宇以應禮制”。所以，皇室所用的“字行”制式，百姓卻用不得，就是官員也未必敢使用。就舉歷代稱為“天下第一家”的曲阜孔氏來説，是自五十六世始用字行的，而今才傳至八十世左右，推算起來，孔家採用字行不在宋代而是在明代。又如晉江曾氏家庭，在宋代“一門三宰相、一門三元、一門十一公，一門元輔大臣九人”，可謂貴盛！然而曾氏在宋代也沒有編用字行，而是自五十八世才開始採用，相當於距今500年左右的明代。

根據閩南一些譜籍看來，各族氏始用字行以來，一般都只經十幾、二十幾世，以明朝中葉以後採用的為多。這是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有關的。因為在明朝初期，久被元朝異族統治壓制的漢族文化禮儀得到了恢復，朝廷對臣下設立家廟的定製比前朝較為寬鬆，庶民也可在自己居室中祭祀二代神主了。而且在這時候，趙氏皇室早失去往日的權威，“字行”這種足以增強宗族凝聚力、親和力而文字典雅的制式開始進入一些地位較高的家族。打破了“獨此一家，別無分店”的局面。及至嘉靖十九年，禮部尚書夏言上疏，要求放寬君臣家廟規制，四品官以下皆得以立廟祭祀高曾祖彌四世，還可祭祀始祖。這就促使各族氏宗廟普遍建立，與此同時，“字行”便順理成章地“飛入尋常百姓家”了。

字行與其他事物一樣，有一個開始、發展、完善的過程。

《潯江粘氏族譜》中有關於家族昭穆沿革的記敍：“吾家世代行次多以金木水火土循環而下，而族無定式，疑有參差不倫，舊班有四字（敦承祖德），自十九世始……”自左昭右穆改為“以金木水火土循環而下”是一次突破；由五行循環到正式編列字行又是一次改進。

某些族氏還曾經編了“諱行”和“字行”，以適應那時既起名又取字的需要，如錦江林氏曾以“維道世士秩，迪德為敦本，登科以顯宗，忠孝傳家永“為諱行；又以“子孫良有志，邦國振家聲，存心宜守正，學古重勤修”為字行。這倒顯得過為繁瑣了。然而，隨着世人取名方式的改變，林氏也只採用一種字行了。

閩南多數族氏是在不同歷史時期由中原各地遷入的，所以同一姓多中常存在不同的支派，如晉江蔡氏就有頂蔡、中蔡、下蔡之分，晉江許氏就有瑤林派，蓬山派之別。不同的派別，總是用不同的字行。

但也有同一族氏，由於分支遷徙，另編字行的，只是這咱支派的字行總是和統一的總譜有相應的聯繫。如俗稱“天下一曾無二曾”，就是因為曾氏統一字行，自58世起為“希言光彥承，宏聞貞尚衍，興毓傳紀廣，昭憲慶繁祥……”而曾氏在龍頭山一派自66世起，自立字行：“奎璧呈雲瑞，人文煥國華……”他們的“奎”字，正對應曾氏統譜的“尚”字。而晉江內坑齊山曾氏的字行“得職克欽洪，孚光志鋭淑，懋耀惟鍾澤，森昭德愈鴻……”這套字行中的“耀”字也正對應曾氏統一譜牒中的“尚”字。

又如泉州歐陽氏字行是：“德甫懋爾錫，卿士公侯伯，世兆鍾彥良，可為宗中翼，繼祖宣仁孝，沐天福壽益，富貴榮華夏，萬方仰惠澤。”而金門歐陽氏的字行是：“德甫慕爾錫，卿士公侯伯，世兆鍾彥良，可為族中易，詩書承祖澤、忠孝振家聲，子孫能繼志，文獻有明徵。”兩者一對照，就可看出兩地一本同源。這一類根幹統一、枝葉繁茂的現象，在眾多譜牒中屢見不鮮。

各族氏字行內容各異，字數不一，字數少的，後代修譜時，可以續編。如孔氏原有三十六行次，民國初年，孔府七十六世衍聖公孔令貽就在原有字行後增編了“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二十字。字數多的，當數英林洪氏，一次編就112字，自十九世起可用至一百三十世，按每世25年計算，可使用2800年。

“字行”不僅使宗族世系相承，昭穆不紊，而且通過文字對人有所教育啓發，促進社會文明；不僅便於考本源，明世系，有利於民族文化研究，而且可以聯絡海內外炎黃子孫的骨肉情誼，有利於民族的團結和奮進。

各族氏的字行異彩紛呈，卻一致地以它那特殊的文字形式負載一種功用。

字行多有闡述宗族歷史，追思木本水源的意義，如岱峯郭氏的“祖輩汾陽，支分自漳……”又如英林洪氏的“溯源我祖，肇於光洲，瞻斯英里，乃奠厥儀……”

字行有瞻念和頌揚代業績，以激勵後人繼往開來。如紫雲黃氏的“先人貽禮則，奕世種書田，文章開國瑞，忠孝本家傳……”又如畲族錦霞鍾氏的“祖德世傳燕貽存，堯國嶽逢宜立文，振闢祥禎紹奕紀，長昭福祚萃華羣……”

有以傳統道德箴誡訓勉族人的。如潁川陳氏的：“克忠以孝傳家室，由義居仁處世箴……”又如福水鄉林氏的“臣子應爾，維忠與孝，慎持厥德，可以垂後。”

有祝頌子孫昌盛振興的。如龍山曾氏的“台衡思繼武，鼎甲勵承家，一貫書紳永，千秋錫福遐……”又如林瑤許氏的“遜志經書自有文章光世德，存心孝友居然仁讓振家聲。”

更為顯著的，字行又起着一種維繫支派，歸仰源流的啓迪作用。過去，由於地理和歷史等等原因，閩南有許多人移居海外，在台灣、在南洋等地繁衍生息。然而這些居住在海外，在台灣的同胞，總是不忘根本，慎守閩南的傳統習俗，傳承本族本支編定的字行，使自己的後裔，不忘根本，一有機會就回祖家謁祖尋根，聯絡親情。

例如晉江粘氏於清初有部份族人分居台灣彰化、鹿港。民國十二年，台灣鹿港粘芳模特意到晉江衙口尋根，在大陸宗親幫助下，抄去祖宗世系、譜例並字行。在台灣的粘氏族人即根據大陸粘氏自十九世編序的“敦承祖德，奕世傳芳，忠孝為本，詩禮克家”為世代字行。後因兩岸阻隔多年，台灣粘氏宗親會“恐於輩份失傳，遂按照渡台世居福興鄉為目標”，續編“福澤能蔭，興隆鼎盛”八個字為三十五世以後的字行。幸得近年兩岸交往，台灣粘氏宗親會組團往大陸謁祖探親，得知大陸粘氏早於民國二十二年已續編字行“謹遵遺訓，以裕後昆，文章華國，希紹前賢”，會長粘火營先生便在懇親會上鄭重宣佈，台灣粘氏三十五世以後昭穆班序，統一採用大陸所擬的字行，以示兩岸族人的團結一致。

由此可見，族譜中的世代字行，聯繫着僑胞台胞對祖國、對親族的骨肉深情。“字行”對於中華民族發展史，尤其是閩台關係史，實在是不可忽視的一種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