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入周問禮碑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始祖。孔子入周問禮樂，發生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當時他向魯昭公請求到洛陽訪問和考察。魯昭公應允，並給他一車二馬，派了御夫，還讓魯國貴族南宮敬叔與他同行 ^[2]  。

孔子千里迢迢來到洛陽，不但向老子請教周朝的禮制，向周大夫學習了貴族的音樂，而且遊覽了王城的殿堂廟宇。他瞻仰了周天子召見諸侯和實行國家大典的明堂，參觀了周室祖先後稷的太廟和祭祀天地的社壇等。通過訪問和考察，他對制定西周禮樂制度的周公很敬佩。當他準備返回魯國時，老子專門為他送行，並作臨別贈言 ^[2]  。

“孔子入周問禮樂至此”碑，便是記載兩千多年前孔子從山東曲阜來洛陽問禮樂這一歷史事件的。此碑曾經斷裂，上半截倒在一邊。1961年根據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章乃器、章伯鈞等人的建議，進行了修復 ^[2]  。

《史記》中有這樣的記載：“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日：‘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

《史記》所載基本上是可信的。這裏的老子對孔子所説的“深藏若虛”、“容貌若愚”、“去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與《老子》書中的一一貫思想是一致的。

在先秦典籍中，道家學派的《莊子》、儒家學派的《禮記》和綜合各家學派的《呂氏春秋》，都記載了孔子問禮於老子這一史實。

《莊子》中提到老子的共有十六條。這十六條中有八條是記述孔子與老子之間的關係的。在這八條中，《天地篇》記述了老子跟孔子談“至道”的問題；《天道篇》記述了孔子與老子談《詩》、《書》、《易》、《禮》以及“仁義”等問題；《天運篇》記述了老子跟孔子談求道、仁義、古代典籍(六經)以及“三皇五帝治天下”等問題；《田子方》記述了老子跟孔子談“天道”(宇宙論)問題；《知北遊》記述了老子跟孔子談天地萬物的自發性的問題。《莊子》一書“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其寓言部分，“除完全架空的人物以外，對歷史人物相互關係的行輩，則從無紊亂”[9]②。這裏所説的“對歷史人物相互關係的行輩”，當屬所謂“重言十七”吧! ^[3] 

今人所謂學術，古人簡稱為學。有的學者這樣概括：古代的學者，只有一個史；古代的學術，只有一個禮。這種説法，是近乎實際的。禮的範圍如何?《左傳·昭公二年》有段記載：“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日：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公之所以王也。”由此可見：古代所謂“禮”，的確是以易象為重要內容。孔子曾向老聃問禮，以老聃為師。即是説孔子確向老子學過《周易》。這個《易》，就是“禮”(理)，也即是後來他所説的“道”，實同事而異名。

孔子死後，儒家後學，可能對《易傳》作過加工。他們在學術思想上，顯然和鄒、魯的思(子思)、孟(孟軻)學派對立。這一些都應屬於南方之學。到了秦漢，南北方的界限逐漸消失，所突出的是學派的對立。

孔子學《易》的曲折道路我們從孔子學習《周易》的時間來看，真正作到理論上的突破，當在行年五十歲(或者稍後)見老聃問學以後，據載：

《莊子·天運》：“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類似的記載還見於《易緯·乾鑿度》、《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論語·述而》、《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儒林傳》。)

《周易》是“極深研幾”(《周易·繫辭》)、“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周易·説卦》)的一門學問，即以孔子的博學多聞，但也只在政治、倫理等方面，正如他的學生所説：長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

子日：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

可見他在未再見老子之先，對於“性”與“命”的哲理，是採取謹慎態度的，必須到他晚年，再見老子，接受老子的啓發之後，才有新的進境。所以在他晚年，有這樣的感嘆：

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論語·子罕》)

上列幾段引文，都足以説明孔子向老子問學和他聞道的時間表。

孔子作為一個思想家、教育家，為什麼聞道如此的晚呢?關於孔子學《易》的過程，在《莊子》一書中，可以勾畫出一個輪廓。

道家的《莊子》，儒家的《孟子》，在一定的意義上説：是百家爭鳴，儒道兩家尖鋭鬥爭的產物。儒家孟子對道家老子，尚有“為尊者諱”的痕跡，批判的矛頭不是直指老子，而是指向道家的後學楊朱(據郭沫若)。從學説的觀點看，道家“為我”的思想，老子、楊朱是相通的，批判楊朱也就是批判老子。而道家的莊子則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孔子，因為他們認為孔子是道家後學，沒有什麼客氣可講。

《莊子》一書對孔子批判言論是極為豐富的，但也保存一些歷史實錄。如《天運》言孔子向老子問學一事，就為我們提供一個線索，沿着這個線索可尋出孔子在學易過程中所走的曲折道路。《莊子·天運》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日：子惡乎求之哉?日：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日：子又惡乎求之哉?日：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説是“吾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是説明孔子學易曾摸錯了門，走進“度數”的死衚衕，這個“度數”，即《莊子·天下》所謂“其數一二三四”，“其明而在度數者，詩書禮樂，鄒魯之士縉先生多能明之”。具體到《周易》的研究，即關於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又推衍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五、孔老問學關係的隱而復彰與學術地域性的消失

孔子學於老聃，是歷史的存在。但在儒道兩家鬥爭中，道家儘量宣揚這一點，而儒家則“諱莫如深”。在中國長期封建社會中，儒家一直被尊為正統，而道家往往被稱為“異端”，因之孔子學於老聃這件事便被掩蓋下來，但“一葉蔽明”，終不能改變歷史的存在，所以在諸子及儒家後學的著作中，流露不少真相。如：《呂氏春秋·當染》：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注：三人皆體道者，亦染孔子)。

《韓詩外傳》卷五：

武王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

《潛夫論·贊學第一》：

孔子師老聃。

除此而外，《小戴禮記·曾子問》中，記載孔子四次向老子請教，《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稱“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衞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這些人對孔子都是師友之間。《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於周見老子，其內容略與同書《老莊申韓列傳》相同，其尊事老子態度與其他古籍所載一致。

至於道家之書《莊子》所載，多出儒家數倍，更多的是孔子向老子問學的言論，有時竟不擇手段地醜詆，如《莊子·盜蹠》、《莊子·胠篋》。

《莊子》為什麼能毫無顧忌地對孔子進行攻擊呢?因為孔子曾經“嚴事”老子，老子是高踞講席的傳道者，孔子是登門求教的後學，憑這一點就贏得壓倒對手的優勢，所以關於孔子向老子問學的事，他們是津津樂道的。

道家攻擊儒家的有利條件，正是儒家反擊道家的不利條件，所以關於孔子“師事老聃”的事，《論語》中隻字沒有提到。不僅孔、老的問學關係被淹沒，即關於孔子“學易’’的事，記載於《論語·述而》之中的，魯論的作者站在衞道的宗派立場，亦予以篡改。由於諱言孔子向老聃問學，甚至連累到孔子向老子問學的《易》。

由上列《魯論》的作者篡改《論語》的原文問題，由此追溯源流，弄清西漢初年學派對立的一個問題。關於《論語》，漢時魯人所傳日《魯論》，齊人所傳日《齊論》，這兩書現在都亡佚了。《論語》之有《齊論》、《魯論》，正如《詩經》之有《齊詩》、《魯詩》。《齊論》、《魯論》的本來面貌我們現在雖然看不到，但《齊詩》、《魯詩》在漢代的傳人和他們的學術思想、政治態度，我們是可以勾稽出來的。

據《漢書·儒林傳》所載有下列二事：

申公魯人也……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説儒術……上(武帝)因廢明堂事……申公亦病免歸。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日：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乃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辜……(後)疾免。

由上列兩段引文，我們可以明確下列情況，其一，申公與轅固，為漢初《魯詩》與《齊詩》今文學派專家，而申公受《詩》於齊人浮丘伯，可見齊詩與魯詩並沒有什麼根本分歧。其二，兩個詩家均站在正統儒家的立場，對老子學説採取敵視冷漠的態度。其三，兩人都是以同樣的原因在政治上失意。

我們再看今文學家另一個治《詩經》的流派：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

不僅如此，我們再檢討倖存於現在的《韓詩外傳》，其一，直言不諱地説孔子向老聃問學(已見前)，並連篇累牘地載着老子的語言，如老子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等(卷九)；其二，稱説孔子序次《周易》[如謂：“孔子日：《易》先同人而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卷八)]；其三，闡明陰陽變化的道理[如：“傳日：善為政者，循性情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來之理，合天人之際……不知為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卷七)]。

《小戴禮記》是這樣，所以它在《曾子問》中四次提到老子向孔子釋疑答問，在《表記》一篇中，三次引用《周易》原文，而在《禮運》篇中，謂“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日命，其官於天也”。説明唯心主義的“道(禮)”的一系列演變。

《大戴禮記》是這樣，稱道與老子觀點相同的老萊子。不少的篇章談到“陰陽內外”(《文王官人》)，“明幽雌雄”(《誥志》)，“陽德陰刑”(《四代》)，“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本命》)的辯證關係，它在《易本命》中説：“夫易之生人禽萬物昆蟲各有以生。”舊注謂“《禮運》日：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然禮易説雖株(殊)而會歸”。這不僅溝通了《大、小戴禮記》，而且溝通了禮、易與道的關係。

《潛夫論》也是這樣。説“孔子師老聃” (已見前)，與“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同列。他在漢代學者中，可謂最善於學易的。凡《周易》精湛的理論，他盡收筆底，供其議論驅遣，王謨稱之為“通儒博雅之書”。看來不是過譽。王謨又説他説詩“與毛詩文義有異，而於三家詩中與韓詩為近，然則符亦治韓詩者也”(《漢魏叢書·潛夫論識》)，可見他與韓詩的觀點一致。

以上所列諸家，除《呂氏春秋》、司馬遷外，其餘如韓嬰(《韓詩外傳》作者)、戴德(《大戴禮記》作者)、戴勝(《小戴札記》作者)，均屬儒家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