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生活

嫺有着強烈的明星夢，為當明星她義無反顧地做了孟老闆的地下情人，拍了一生中最初的也是最後的兩部片子。伴隨着嫺的懷孕以及從醫院的逃離，她卻擺脱不了被孟老闆拋棄的命運。作為嫺私生女的芝，從小就處於雖有母親，卻無母愛的環境中，無依無靠，強烈的危機感和無助感強化了她潛意識中由戀父情結轉化成的依附意識。在芝和鄒傑結婚後，她表現出對丈夫近乎瘋狂的佔有慾。當她發現母親窺視她和丈夫的性生活時，對母親變態心理的仇視、對失去鄒傑的恐懼終日纏繞着她。本想用孩子套住鄒傑，可無法懷孕的事實將她推向了絕望的深淵。患上憂鬱症的芝採取了極為極端的手段監控鄒的一切，無法忍耐的鄒傑欲侵犯養女蕭，卻被芝發現了。鄒傑卧軌自殺，芝的病症日益嚴重。

簫是從兒童福利院抱回的棄嬰，對於她的性別，作為養母的芝是厭惡的，而外祖母嫺只是拿她當只波斯貓。在無愛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的簫，展示給親人的亦是同樣的冷酷和無情。在處理自己的婚姻問題上及婚後維繫家庭的問題上，簫從未顯示過作為女人應有的任何柔情，她所呈現出的是硬邦邦的務實。她那務實而無激情的生活引起了小杜的外遇，婚姻終以失敗告終。 ^[2] 

蘇童在訪談中説道，他上中學的時候，在一位女裁縫的籃子裏翻到一本被撕掉封面、只剩三分之一的上海灘電影畫報。裏面有幾個穿旗袍的女人坐在一條船上，是要去春遊。因為那個時代非常特別，所有老的東西、舊社會的東西是看不到的，當他偶爾得到這本發黃的畫報，他就很認真地“學習”。後來他寫《婦女生活》，就跟畫報有關係，是由此慢慢發酵的。 ^[3] 

嫺：嫺出生在一個經營照相行業的小家庭中，日子過得不算苦，但嫺的父親去世後，這份家業就日漸破敗。剛剛高中畢業、長得漂亮的嫺是個不安分的女孩，她希望過着被他人簇擁和羨慕的生活，但她也不願出去辛苦打拼，於是她就等一個男人來改變她的命運。遇見孟老闆，實現了夢寐以求的明星夢後，她因為不願打胎而被孟老闆拋棄。後來，嫺將自己的痛苦發泄到家人身上，她甚至可以和母親的男人私通，從而間接導致母親自殺。對於女兒芝，她很少哺乳也很少給孩子換尿布。演藝生涯短暫的輝煌和被男人拋棄，使得嫺對生活徹底喪失信心，她能做的只是無可奈何地消磨餘生。

芝：嫺的私生女。在這個沉悶、無愛的家庭中，芝一直想要逃離，因此她很快便決定要與鄒傑共度一生，她希望這個男人來拯救她於水火，而芝的悲劇也由此開始。由於芝太過重視鄒傑，結婚沒幾天，芝就開始害怕自己會失去這個男人。因為怕失去鄒傑，芝很想要個小孩，她想用孩子來拴住男人的心，結果被醫生告知無法生育。長久以來生活的不幸以及對沒有子女的婚姻的擔憂，使得芝的精神徹底崩潰。

蕭：蕭是個從兒童福利院抱回來的棄嬰，在這個家中，沒有人在乎她。為了要離開這個家，蕭在16歲時自願報名去農村插隊，但吃不了苦的她兩年後又回到家裏。長大後的蕭對待家人更加冷漠，她為了騰出房子結婚，毫不猶豫地把芝送進精神病院。婚後的蕭盡心經營着家裏生活，卻沒想道丈夫小杜在她懷孕期間有了外遇。蕭理直氣壯地在街上羞辱了小杜後，卻換來小杜充滿冷漠和譏諷的話與沉重的一記拳頭，她對婚姻曾經抱有的想象也破滅了。 ^[4] 

《婦女生活》中的母女三代人雖在時間跨度上達到半個多世紀之久，但她們的結局卻有着驚人的相似性。她們都想依附、控制男人。儘管她們性格不同，生活年代和生活背景也不相同，但她們都默默實踐了女性在精神上、人格上對男性的依附。不難看出嫺、芝、蕭這三個女性都有着共同的思維軌跡和生活方式：第一，她們都習慣於把命運寄託在男人身上，最終卻以男人的背叛而得到悲劇結局；第二，她們生活在單純的、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中，在她們年輕貌美的時侯，最忌恨她們的是女人，甚至包括自己的母親，而當她們陷入困境、需要幫助的時侯，也無法指望獲得女人的同情。蘇童讓小説中的三代女性在生命上不斷延續，是想暗示讀者，無論時間、人物怎樣變化，男權社會下女性的悲劇命運是週而復始、不可改變的。 ^[4] 

人物的循環、結構的循環導致了主題、思想方面的宿命意味的呈現。嫺不聽母親勸阻去拍電影、與孟老闆同居，被孟老闆拋棄後選擇回家；芝自幼厭惡母親，中專畢業後與工人出身的黨員鄒傑結婚，婚後因無法習慣鄒家的生活最終回家；簫從小受養父性侵未遂、養母瘋病的陰影，自願報名去農場插隊，但蘇北鹽鹼地的生活艱苦和勞動強度讓她寧願採取故意患風濕性關節炎的手段也要回城。這種人物的循環結構在三代母女間相同的嫉恨冷漠關係上又加上彼此的相似、隱秘的關懷，構成一種更為複雜的情感聯結。“家”因此成為一種獨特隱喻，離家是成長過程中對某種熟悉禁錮的逃脱，但又不得以反覆尋找並最終迴歸，對“家”的矛盾、模糊乃至悖反的情緒超越時代成為共時性的永恆命題。 ^[1] 

小説以全知全能的視角展開敍述。作者在敍述“嫺的故事”、“芝的故事”和“簫的故事”時，採用一種非聚焦的視角。敍述者任意介入人物的內心，作為隱含作者的蘇童，似乎成了隱藏在幕後的全知者。在故事敍述中，作者都只是客觀地敍述，而不對故事中的任何人或事做出任何帶有情緒色彩的評價，呈現出一種冷漠而殘酷的客觀。蘇童在敍述結構上打破了傳統模式，採用了分段式的敍述結構，把看似平淡瑣碎不真實的故事拼湊在一起，構成了一家三代相似的悲劇性命運。這種三段式結構具有某種內在的包孕性，使得小説在碎片式的敍述之外，具有一種內在的嚴整性。 ^[5] 

小説通過鋪陳具體物像、構建真實場景，以確立現實的存在。蘇童在文本中隻字未提確切地點，但充分運用了標誌性物象對環境背景加以勾畫。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嫺所生活的20世紀30年代，故事一開頭接連羅列好萊塢電影、跑馬場、舞廳、彈子房、電影明星薈萃等景象，皆是具有舊上海色彩的標誌性物象或世情。這種環境描繪通過豐富的細節支撐起故事發生的三個時段。除了20世紀30年代的典型上海環境敍述，20世紀50年代的中專、水泥製造、勞動獎章、大鍊鋼鐵，20世紀70年代的解放鞋、知青下鄉，改革開放後的公交車、電話亭，鮮明地彰顯着區域與時代特徵。而整體上的三個時代變遷史也在統一中富有變化，嫺、芝、簫三代人居住的照相館名稱從最初具有民國特色的匯隆照相館到建國後的國營紅旗照相館，典型商品從美麗牌香皂、花旗洋蔘到躍進牌水泥再到20世紀80年代的速溶豆漿晶，每個時代主流的報紙刊物從20世紀30年代的《申報》到後來的《解放日報》，在歲月流變中顯現出環境的一致性和時代的差異性，具有很強的歷史真實感。 ^[1] 

小説中作者的童年故事始終或隱或現。兒時的市井生活，少年時期的零星片段匯成了作者筆下生動、富有市井氣息的女性形象和整體環境。蘇童雖未曾親身經歷嫺所處的年代，但他兒時向女裁縫索要20世紀30年代的電影畫報的記憶與嫺的故事中寄託嫺全部榮耀、悔恨的明星畫報和曾經光鮮亮麗的短暫電影拍攝體驗形成呼應。芝、簫所生活的年代又恰與蘇童的幼年與青年時期相對應。蘇童曾在鐵軌上玩火車碾壓銅絲圈的遊戲、少年卧病對中藥氣息耿耿於懷、也曾目睹文革時期目睹狂熱費解的政治生活，這些成長經歷與鄒傑卧軌自殺、簫充滿中藥味的童年、簫赴農場插隊後故意得風濕性關節炎以回城的情節不謀而合，這些對應關係不應過於機械地去理解，但它仍彰顯着文學寫作與個人體驗之間的隱秘關係。 ^[1] 

2004年4月26日，根據該小説改編，由章子怡等人主演的電影《茉莉花開》在中國內地上映。電影獲第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評委會特別獎、電影頻道傳媒大獎最佳劇情片等多個獎項。 ^[6] 

2009年3月11日，根據該小説改編的話劇《女性生活》在上海話劇中心首演。 ^[7] 

蘇童，當代作家，本名童忠貴，1963年生於蘇州。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現為江蘇省作協副主席。曾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代表作品有《園藝》《紅粉》《妻妾成羣》《我的帝王生涯》《河岸》《黃雀記》等。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