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

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荊牧。

經途延舊軌，登闉訪川陸。

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

卻倚雲夢林，前瞻京台囿。

清氛霽岳陽，曾暉薄瀾澳。

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

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

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

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 ^[1] 

此詩作於公元426年（元嘉三年），詩題中“始安郡”即今廣西桂林，延之曾在此任太守，“都”指當時的首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張湘州”即湘州刺史張劭，“巴陵城樓”即今之岳陽樓。先是，公元422年（永初三年），延之受權臣徐羨之排斥，出為始安太守，道經汨潭，與張劭有過一段交往，並作《祭屈原文》、《祭虞帝文》，借憑弔古代聖賢，以抒發自己遭受忌疑而被放外任的悲憤情懷。兩年後（公元424年，即元嘉元年），文帝劉義隆即位，至公元426年，文帝誅徐羨之等，徵顏延之為中書侍郎。延之在返京途中，又與張湘州相會，和他共登岳陽樓，並寫下這首詩。

“江漢”四句寫岳陽樓的地理位置和它磅礴的氣勢。《左傳》載楚昭王語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奠即定。南服，即南方。長江、漢水交織分流於故楚之地，衡山、巫山屹立在南方。這兩句以“登高懷遠”的手法，顯示出岳陽樓遼闊的背景，以遠方著名的山水遙遙烘托出它地當衝要。三湘，原指江、湘、沅，這兒指洞庭湖南北、湘江流域一帶。牧，指郊外。沅湘之水波翻浪疊，匯入洞庭湖；雲夢七澤，滋潤着荊州郊野。這裏，作者的筆觸已經收縮到洞庭區域，以沅、湘、雲夢、荊州逐步突出岳陽樓的具體位置。四句寫景，卻有三句寫水，渲染出“水國周地險”的特點。後世登岳陽樓之作，如杜甫“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陽樓》），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也都以善於描摹水勢著稱，這未必不是受了此詩的啓發。

“經途”八句，始進入城樓具體環境的描寫。詩人途經岳陽，有幸與老友張劭登上曲城，訪覽山水名勝。城樓四周均為綠水環繞，地勢高峻，舉目望去，山重水複。遠處有云夢故地的茂林為之倚靠，近處有高台囿圃引人注目。適逢雨過天睛，整個岳陽彌滿着清新幽馨之氣；層層的太陽光輝，照得湖面浮光躍金，煞是可愛。詩人寫岳陽樓，基本上沒有寫樓本身的建構、形狀，而着重於登樓後的所見，共三個層次。第一層是遙遠的大背景：江、漢、衡、巫，這與其説所見，倒不如理解為所思；第二層是基本可感的中背景：三湘、洞庭、七澤、荊牧，既有所見又有所思；第三層是可見的小背景，如彎曲重疊的城門，別緻的園囿。這三層的寫景由大到小，層層縮小，愈益明朗突出，頗得步步逼進之妙。至於“清氛”兩句，則已從所見寫到所感，為下文直接抒發感情做了充分的鋪墊，正所謂寫到最佳處，引出悲苦情。

“悽矣”八句集中寫所感。開頭兩句變換了基調，遠風吹來，彷彿勾起了淒涼之意；目極千里，不由得悲慨萬端。悲從何來呢？接下二句寫樂極生悲的原因：“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由遙遠的空間聯想到悠久的時間，由自然聯想到歷史，由山水聯想到人物，詩人思想昇華了，景物的內涵也深化了。這岳陽樓，是眼前縱目遠眺的立足點，又是歷史變遷發展的觀察點。人類自從產生以來，就經歷着各種曲折波濤，在往還起伏中掙扎、抗爭、前進；平靜而多變的自然景色不僅是它的見證，而且它本身也經歷了這種不可抗拒的磨難。接着，作者由生命本體的哲理思考推演出人生的抉擇：“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清人聞人倓以為，“言萬古百代，存者沒者，寧可數計，至竟何人為可法耶！翹企耿光，惟在明淑之士而已。”（《古詩箋》）延之為人狂放，敢於肆意直言，每犯權要，可見“炯介”之節、“明淑”之性，亦是其平生所持。所以這二句看是企慕古人，其實是“夫子自道”。最後兩句承上，道出了詩人的人生志向：“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王充《論衡》雲：“上世之人，質樸易化”。作者寧願歸隱山林，親植桑竹，過那種質樸自然的生活。這與“桃花源”的古樸生活“桑竹垂餘陰，菽稷隨時藝”（陶淵明《桃花源詩》），可謂如出一轍。雖然陶淵明果斷地進入了這種生活，而在顏延之僅僅是一種構想，是在渾樸的自然景象下的一時感慨，但讀者也應該看到，這兩句詩裏畢竟包含着延之對陶潛生活道路的一種認同。史載他與陶淵明情款誼篤，延之出任始安太守時，曾“道經潯陽，與陶潛留連酣飲”（《宋書·陶潛傳》），淵明在席間曾勸告他“獨正者危，至方則礙”，而要保持這種“方”、“正”，就必須“卷舒”隱居。這給延之以很深的影響。公元427年（元嘉四年）陶淵明去世後，延之為撰誄文，還特別提到了談這段話時的情景。因此，“歸來藝桑竹”的“渴望”，雖然最終未實現，但又是十分真誠的。

此詩之所以有此高古雄渾的境界，亦是由於延之胸中有這一點“真誠”在。

這首詩結構嚴謹，由遠景至近景，由景入情，層次非常明晰。全詩氣勢開闊，寄託遙深，既可見詩人筆力的雄勁，又可見其胸次的高朗。 ^[2] 

顏延之（384—456年）晉宋間文學家。字延年。祖籍琅邪臨沂（今屬山東）人。東晉末，官江州刺史劉柳後軍功曹。劉裕代晉建宋，官太子舍人。少帝時，出為始安太守，文帝時，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所以後世也稱他為“顏光祿”。顏延之和陶淵明私交甚篤，在當時的詩壇上聲望很高，和謝靈運並稱“顏謝”，但成就不如謝靈運。他的詩凝鍊規整，喜歡搬弄典故，堆砌辭藻，往往缺乏生動的情致。其詩較為人們所稱道的是《五君詠》五首。他的《赭白馬賦》，對後來許多詠馬詩都曾產生過影響。他的存世作品，明代張溥輯為《顏光祿集》，收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