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主義方法論

有一種傳統觀念認為，只有男性可以擁有知識，女性只能擁有經驗，而經驗是低於知識的。可是女性主義的研究堅守主觀性和個人經驗的價值。有女性主義者主張：“所謂女性主義的研究絕對是並且必須是由女性所做的研究，因為在女權意識和女性主義之間有着直接的聯繫。”（Reinharz, 3）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男人雖然可以支持女性主義，但不可以成為女性主義者，因為他們缺乏女性的經驗。 ^[1] 

但是也有一些人認為，男人也可以成為女性主義者，也可以擁有女權視角。有人甚至認為，男人研究女性會更客觀，其結果更加可信，也更容易得到認真的對待。這就像由白人來研究黑人的家庭，就比由黑人來研究同一題目被人認為會更少“偏差”；相反，由黑人來研究白人則不但不會被人認為較少偏差，而且會被視為出於“黑人視角”。按照這一邏輯，似乎“高等”的羣體可以研究“低等”的羣體，其結果會被視為更加可信。比如，男人研究女人；白人研究黑人；異性戀研究同性戀。女性主義方法論認為，由“高等”人羣去研究“低等”人羣，由有特權的人羣去研究被壓迫的人羣，這種做法很容易造成被調查者的客體化、“他者化”。為了反對將被調查對象“他者化”，女性主義質疑居特權地位者對受壓迫者的研究資格。從女性主義方法論的角度看，早期人類學就是典型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它居高臨下地去研究“野蠻人”的文化，充滿了種族或民族的優越感。正因為如此，研究者總是傾向於“往下”研究，而不是“往上”研究，因此在西方世界中，就很少有關於上層白種女性的研究資料。 ^[1] 

這種把人羣分等級的研究方法肯定是錯誤的，但是如果只分內外不分上下地看，由圈外人來研究某一羣體似乎的確比圈內人來研究好些，前者至少不應當比後者更差，如果不會更好的話。當然他們必須首先克服對研究對象的偏見以及對研究對象不熟悉的弱點。可是，又有多少研究者在研究某一事物之前對它已經是非常熟悉的呢？從這個角度説，平等的觀念和態度也許是社會研究方法的唯一出路。 ^[1] 

女性主義研究對方法論領域的貢獻可以被概括為兩個方面，一個是研究領域的拓寬；另一個是研究方法的創新。女性主義的研究開拓瞭如下研究領域和新方法：第一，對特殊羣體的研究，例如對上層女性的研究；對農場農婦的研究；對日裔美國女性的研究；對美國南部奴隸女性的研究；對美國印地安混血兒的研究；美國社會學家芭麗 (Kathleen Barry) 研究了性奴隸現象；還有人類學家研究了印地安醫師，研究了世界著名的女恐怖主義者等等。第二，對特殊行為的研究，例如，對養家這一行為的研究，對改進社區環境的研究。第三，開創了研究資料的新形式，例如，關於女性的主觀社會經驗的資料；關於女性主觀自我的資料等。(Reinharz, 219) ^[1] 

在女性主義看來，傳統的社會研究關注的僅僅是男性的社會生活。社會科學關注人的物質需求（馬克思主義），性需求（心理分析），死亡焦慮（神學和世俗哲學），但是忽略生育現象，忽視對養育、人性發展、情感和親密關係的理解，忽視私領域中的日常生活。由於公領域和私領域的劃分，社會研究將政治、經濟及其相關機制定義為比私人領域更具有社會性。從抽象結構角度論述大型社會體制的研究被視為“宏觀”的，是更重要、更有價值的；而對個人的、人際關係的、情感方面的研究被視為“微觀”的，在學術上不重要的，價值較低的。 ^[1] 

女性主義的跨文化研究也有其獨特之點：首先，它承認文化獨特性的重要性；其次，它強調深入研究異文化的必要性；再次，它強調處於不同文化中的女性之間的共性；最後，它強調對研究資料作批判評價的必要性。它特別注重對女性主義研究中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的批判，反對忽略第三世界女性的傾向，批判那種以美國的中產階級白種女性為全世界女性的代表的傾向。 ^[1] 

女性主義研究的訪談方法偏愛半結構化的訪談方式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這是一種定質的 (quantitative) 數據收集技術。它既不同於採用參與觀察方法的民族學方法 (ethnography)；也不同於傳統的在調查者與被調查之間缺少互動的大型結構性調查 (survey research and structural interview)。 ^[2] 

女性主義研究的方法注重權衡訪問熟人與訪問生人的利弊。例如在美國，有些少數民族女性只願接受熟人的訪問，不願回答生人的問題，因為她們害怕移民局的查詢，對陌生人容易產生不信任感和敵意；相反，有的墮胎女性只願接受陌生調查者的訪問，在性問題的調查上也是這樣，在這類情況下，調查者是生人更能使被調查女性感到輕鬆，容易講出真情。 ^[2] 

在女性主義研究方法中，也存在着親近調查對象與同她們保持距離這二者之間的兩難處境問題。如果同調查對象過於親近，可能會感情用事，歪曲事情真相；如果同調查對象保持距離，又遠離了“為了女性而研究女性”的原則。女性主義研究方法主張，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應避開對調查對象做出個人反應，並且認為在研究中做出個人反應是有益處的。例如，在調查訪問被虐待女性的過程中，研究者做出的個人反應完全可以成為研究的一部分。為什麼有必要對調查對象做出情感反應呢？因為研究者的情感反應有助於打被調查對象對現狀的困惑感和麻木感；而且研究者本身也需要得到對方的支持；此外，做出個人反應會給研究帶來整體感。她們強調這正是女性主義研究方法的特點，她們認為：“歸納的方法對於理解有機體是不合格的，無論這些有機體是蜘蛛、星魚還是女性；我們只有用一雙飽含愛意的眼睛去看，才能理解有機體。”(Reinharz, 3) ^[2] 

女性主義研究的方法論在倫理方面提倡調查者幫助被調查者，這在傳統調查方法中是被完全忽略了的。在80年代，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的特點就在於，它是與社會活動相結合的。與過於強調價值中立的研究相比，女性主義研究是有價值導向的研究 (value-oriented inquiry)，研究的前提是為了改善女性的狀況。大多數女性主義學者都有這樣一個特徵，那就是，她們認為社會狀況是需要改變的。 ^[2] 

女性研究在傳統的研究方法之外，創造出一些新的方法，如口述史的方法。口述史的方法可以在瞭解事實與行為的同時，發現被調查者的情感與主觀性。這一方法促使女性主義者們去了解象徵互動主義 (symbolic interactionism)，使她們更加關注過程，而不太強調結構，拒絕那些貌似中立和客觀的研究，並在研究過程中使女性從單純的客體變成研究的主體。歷史上最早記錄女性生活史的作法始於1890年，它的第二次浪潮是本世紀60年代末期。但是，口述史的方法在主流社會學中處於邊緣地位，這種憑主觀抽取調查對象的個人研究被主流社會學認為價值很低。 ^[2] 

女性主義研究偏愛口述史方法的原因有以下幾種：首先，為了發展女性主義理論；第二，為了表示對她人的敬意，例如，有些俄裔的移民喜歡用口述史的方法來記錄她們祖輩人的生活；第三，為了社會正義，為了讓人們通過這種敍述聽到那些在某一社會中被大多數人忽視的人們的聲音；第四，它有助於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理解與溝通，能夠使中上層女性加強對下層女性的瞭解；最後，它能夠揭示出某些事件在女人眼中的意義。 ^[2] 

對女性個人生活史的訪問和記錄受到女性主義的高度重視，認為使用這種方法能夠打破已有的邊界，創造出新的公眾話語。由於在過去的公眾話語中，男性為主的色彩很重，因此女人的生活史在公眾話語中的出現比起一般的個案生活史更具有特殊的意義。它有助於打破以男性話語為主的公眾話語，使兩性的話語在公眾話語中都佔有一席之地。 ^[2] 

傳統的社會調查方法把人分為調查者和被調查者，把被調查者變成不可能對社會現象有任何提示的客體。而女性主義則主張將對被調查者的控制改變為一種密切的關係，例如請女性用自己的話語表達她們自己。女性主義方法論相信，通過對調查對象的情感支持，能夠得到更好的數據和對事實更富有意義的理解。做女性主義研究的唯一正確的方法應當是從女性的生活經驗除非，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並且不輕易做出強有力的寬泛的理論概括。（Chafetz, 37） ^[2] 

在傳統觀念中，定量的研究方法一向被視為“硬方法”(hard methods)，如大型問卷調查和數據分析；相反，定性研究方法則被視為“軟方法”(soft methods)，如民族學方法 (ethnographies)，深入訪談方法和觀察法。女性主義者批評統計學，視之為“男權文化中所謂'硬性事實'的僵硬定義的一部分”(Reinharz, 87)，並主張女性主義的研究只應採用定性方法，不應採用定量方法。例如，心理學家格拉漢 (D.Graham) 和勞玲 (E.Rawling) 就斷然否定任何自稱屬於女性主義研究的定量研究。她們將研究分為三類：女性主義的，性別主義的 (sexist) 和非性別主義的 (nonsexist)。“女性主義的研究視角以定性為主，一旦採用了定量的技術，女性主義研究者總會感到需要為此表示歉意；而性別主義和非性別主義的研究視角卻是以定量為主的，一旦採用了定性技術，研究者也總會為其研究將缺乏科學的嚴謹性而表示歉意。”(Reinharz, 87) ^[2] 

在社會學研究中，使用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實驗方法一向被當作檢驗假設的最佳方法，但是恰恰是這種方法，忽略了人性的複雜性，也往往會忽視被試者的性別、種族和階級特徵對實驗結果可能產生的影響。與定性研究相比，定量研究方法往往將複雜的思想和經驗縮減成為可度量的變量，從而犧牲掉了整體的意味和對事物整體的理解。 ^[3] 

但也有人憂心忡忡地提出，如果女性主義社會科學家們拒絕使用定量的方法，將會使她們自己被迫處於這一學科的邊緣地位。據統計，美國的心理學研究有71%採用實驗的方法；在美國的主要社會心理學雜誌發表的文章中，採用實驗方法的佔到78%。如果完全否定實驗方法，女性主義心理學將不可避免地處於心理學研究的邊緣地位。 ^[3] 

對女性主義方法論的批評還包括：女性主義研究方法的不可能性。因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不平等地位是不可避免的，研究者可以選擇對調查結果的報告內容，可以隨時撤出現場，可以控制對資料的最終解釋權。此外，定性研究方法往往樣本很小，同質性強，代表性差，不能代表那些工作時間固定、家務繁重和不善言辭的人。（Chafetz, 37）再有，定性研究對理論和政治運動的作用和影響往往比較小，這些都是女性主義方法論遭遇的障礙和問題。 ^[3] 

因此，不少女性主義學者反對完全排斥量化方法的傾向，認為不應該排除量化和實驗方法。她們指出，女性主義方法論與男權主義的方法論的區別只不過在於，前者樂於承認和採納範圍更廣的方法和技術，其中包括那些並非不嚴謹只是不那麼僵硬的方法和技術。 ^[3] 

總之，女性主義的方法論不僅不標榜價值中立，而且還認為，每個人做研究時都不可避免地要在三個方面受到價值觀的影響：如何選題；如何作這項研究；如何解釋研究結果。應當指出的是，持有這種觀點的並不僅僅是女性主義者，不少方法論專家也同意這種看法。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