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經濟學

女性主義經濟學通過把社會性別分析引入經濟理論，重新解釋了女性在家庭、勞動力市場和教育等領域中受到的不平等問題，無論對於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還是對於拓寬政策視野，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作為一個新興的經濟學流派，女性主義經濟學提倡將社會性別視角引入經濟學研究，旨在推動性別平等。

女性主義經濟學主要是探討性別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研究成果大都發表在女性主義經濟學(Feminist Economics)、世界發展(World Development)以及第三世界(Third World Quarterly)等國際期刊上。

20世紀60年代，伴隨着第二波西方女權主義運動，女性主義思潮在社會科學領域迅速蔓延，並直接促成女性主義研究的興起。然而，女性主義經濟學的發展卻緩慢得多。經濟學家對女性問題的漠視，使女性主義研究成為經濟學中的一個空白。

這種現象的形成並不是偶然的，它與主流經濟學的學術傳統和研究範式密切相關。

（1）居於正統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的重要特徵是簡化論思維，自利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在價值取向上是男性中心主義的，女性被淹沒在這種看似中性的簡化處理中；

（2）即使有經濟學家意識到女性研究的重要性，也認為這是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任務，因為他們把經濟學研究的範圍限定於公共領域中的市場活動。從歷史角度來看，婦女的活動範圍過去主要處於家庭等私人領域，因此往往被經濟學家們排除在視野之外；

（3）女性主義研究自興起之初就以女性學者為主體，然而，女性經濟學家的隊伍歷來力量極為薄弱，根據布勞格編著的《經濟學家名人錄：1700～1986年主要經濟學家傳記詞典》，在400多名已過世的經濟學家中，只收錄了8名女性(Peterson，1999，P.757)。很明顯，這種男性一統天下的局面不利於開展女性主義研究；

（4）經濟學對女性研究的排斥被深刻地制度化了。經濟學教學中傳授的是嚴格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和數學模型，而女性主義研究大多采用的是沒有數學模型的定性研究，這在經濟領域中被視為異端，繼而造成了女性主義經濟研究在“業內”幾乎沒有生存空間，只能屈居經濟學的邊緣。

因此，即使到了20世紀90年代，女性主義經濟學對於很多主流經濟學家來説，仍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名詞。

當然，這種情況只是經濟學自“邊際革命”以來發展的結果。縱觀整個經濟學説史，有關婦女問題的論述儘管微乎其微，但還是有跡可尋的。

1869年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穆勒所著《婦女的屈從地位》(0n the Subjection of Women)，對婦女的第二等級的經濟地位作了經典論述；

恩格斯研究19世紀末的工業革命時，將當時家庭中婦女地位低下的現象歸結為資本主義體系的弊端；

20世紀初舊制度學派創始人凡勃侖在批判資本主義時也曾集中敍述了婦女的經濟地位；同時期美國女權主義者吉爾曼(Chariotte Perkins Gilman)分析了家庭中女性的地位和工作對女性的重要性；

英國經濟學家韋伯(Beatrice Potter Webb)等人討論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問題。之後，隨着新古典經濟學主流地位的鞏固，經濟學中的女性聲音一度消失。

直到20世紀70年代，由於社會科學中女性主義力量日漸增強，經濟學領域中相應地成立了一些組織，如1971年激進政治經濟學聯合會(URPE)建立了現代經濟學中的第一個婦女組織——婦女組織委員會(Women’S Caucus)，1973年美國經濟協會(AEA)成立了“經濟學職業中女性狀況委員會”(CSWEP)。這兩個組織在提高女性經濟學家的地位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但它們沒有明確致力於推動女性主義經濟研究。因此，在女性主義理論、政策研究以及建立組織網絡方面，經濟學落後於其他學科將近20年。

1992年1月，經過眾多女性主義經濟學家的努力，“女性主義經濟學國際協會”(IAFFE)在美國新奧爾良正式成立。這是一個非商業性的非政府組織，它不僅致力於女性主義的經濟研究，而且還為建立世界範圍內女性主義經濟學家的國際網絡提供了一個載體。截止到1999年，IAFFE已擁有來自38個國家的專家、學者共600多名成員。

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上，IAFFE國際委員會主席組織了主題為“女性主義經濟學：顛覆主流”的專題討論。為了擴大女性主義的影響，女性主義經濟學家積極參加各種國際、國內和地區性學術會議，IAFFE每年夏季都要舉行年會，為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領域的學者自由交流提供機會。另外，IAFFE還於1995年正式創立了學會的期刊——《女性主義經濟學》，為女性主義學者發表觀點和進行爭論提供了一個論壇。該期刊因其公認的高質量和內容、主題方面的重要性榮獲美國1997年度“最佳新期刊”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