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勃侖

托爾斯坦·凡勃侖1857年生於威斯康星州的一個挪威移民的農業社區，從小他一直講挪威語，直到十幾歲才開始講英語。在卡爾頓學院，凡勃侖從師於約翰·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他是當時新興的新古典經濟學派的一位一流理論家，而後來凡勃侖正是對這一學派展開最尖鋭的抨擊。克拉克只是凡勃侖從師學習，但後來背棄了其理論的第一個當時的知識界巨人。作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一個研究生，凡勃侖從師於著名的哲學家查理斯·桑德斯·皮爾斯（Cahrles Sanders Peirce），他是實用主義學派的創始人，此學説後來經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約翰·杜威（John Dewey）的努力而更加廣為人知，在耶魯大學，凡勃侖最終取得了哲學博士學位，並在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ner）指導下學習經濟學，此人作為美國的一流“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廣為人知。

凡勃侖所受的教育使他與他在其間長大的世界格格不入，在那個環境裏，他的父親是唯一送子女進了大學的人，他與這些學術機構也格格不入，在這裏，他要努力弄到錢才能得到個教育機會，並且由於他舉止粗魯，不修邊幅，以及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使他難以跟其他學生合羣。他對宗教的懷疑，個人的怪癖，使很多美國的大學和學院不願聘他為教師，因為在那個時代，這些學術機構往往是由教會資助的，而且這種資助絕非是無足輕重的。

從1884-1891年，在這長達7年當中，凡勃侖一直失業，先是靠家裏養活，而後又靠岳父家接濟。直到1891年，34歲的他才在康奈爾大學的經濟系謀到一個職位。後來，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學聘請他當教師了。勞倫斯·勞克林（J. Laurence Laughlin），他把凡勃侖帶去當一名教員。4年之後，凡勃侖被提升為講師，並被任命為《政治經濟學雜誌》的總編輯。

雖然凡勃侖的學術生涯開始得很晚，但他在這之前的那段日子並沒有完全枉過，那些年裏他博覽羣書，並進行創造性的思考，在19世紀90年代，他在一些社會學和經濟學專業刊物上發表了很多文章。1899年，42歲的凡勃侖出版了他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作品《有閒階級論》。

作者：託斯丹·邦德·凡勃倫（Thorstein B Veblen，1857—1929），制度經濟學派的開山鼻祖。

首次出版：1899年全書名：《有閒階級論》——關於制度的經濟研究(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有閒階級論》一問世，立即造成轟動，成為當時知識分子人手一冊的風行之作，當時的一位社會學家告訴凡勃倫：“這部大作引起了東海岸的震驚。”這本書引起廣泛的震驚與其獨特的視角及行文風格有關係，因為過去從未有過一本書以如此尖酸刻薄的用語，對社會作如此冷靜的剖析。他的著述成為經濟學內外用於社會批評的學説和警句格言的一個源泉。

凡勃倫在書中力圖用進化思想來研究現代經濟生活。認為工業體制要求勤勞、合作、不斷改進技術，而統治企業界人士卻只追求利益和炫耀財富，這兩者的矛盾限制了生產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但隨技術發展、技術人員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一旦這兩者相聯合，取得管理社會經濟的權力，那麼追求利潤的 “企業主制度”就會被摒棄。這本書曾引起文藝界的廣泛興趣，認為是對社會的一種諷刺。

凡勃侖的《有閒階級論》於1899年問世有着特殊的背景。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問世以後的一百二十五年當中，經濟學家們幾乎探訪了所有與經濟學有關的領域：這個世界的輝煌壯觀與它的污穢貧困，它在技術上的巨大成就或是它在人性價值上的缺點。金融界的互相殘殺，被描述為“節約與資本累積”的過程；最無恥的騙局被稱為“自由企業”，揮霍無度被視為是正當的消費。而這一時期的經濟學著作卻根本無法反映美國的經濟生活。約翰·貝茨·克拉克的《財富的分配》根本不能反映美國已成為充斥着許多百萬富翁的國度；陶西格的《經濟學》也不能讓人知曉美國壟斷的股票市場；勞芙林在《大西洋月刊》所寫的文章告訴人們，當時美國還是以犧牲、努力和技藝作為賺錢的不二途徑，“每一個 人都有權力去盡情享受其努力的成果”，簡言之，這時美國的正統經濟學是現狀的維護者，因此它們沒有發現問題的鋭利眼光，對當時美國景況的本質——放縱無度與極度奢華完全熟視無睹，只以形式上的線條與沒有光澤的色彩去描繪一種“原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於美國經濟學家們“囿於情勢與利益的不自覺偏見”， 它需要一種異鄉人的眼光，這種眼光有一種獨特的清晰性與透視性，而凡勃侖正好具有這種眼光。

凡勃侖還注意到另一種前工業社會，即古代冰島、日本幕府社會。這種社會中存在一種明顯的有閒階級，但這種階級卻不是無所事事的懶人，而是社會上最為忙碌的人 羣，但他們的工作卻是掠奪性的，他們憑着武力或狡黠地掠奪財富，本身並不靠技藝或勞動從事工作。雖然這些有閒階級取之於社會，而且也沒有貢獻出任何生產性 的服務以作回報，但是他們的行徑卻得到社會默許。因為這些社會富裕得足以養得起種不事生產的階級，而習俗中的尚武精神又使一般人格外推崇，因此這種階級不 但未被視為寄生蟲，反而被奉為能者與強者。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工作的態度便有極大的改變。有閒階級的活動即用武力贏取財富就被視為一種榮譽。相反，依靠 出賣勞力的窮苦勞工卻遭到社會鄙視。自亞當·斯密以來的古典經濟學家們一直認為好逸惡勞是人類的天性，而凡勃侖卻認為，這是人類生活方式在掠奪精神影響下墮落的一種表現，因為一個崇尚武力和掠奪的社會，根本不可能尊重人類勞動。

凡勃侖的眼光繼續往前延伸，他在現代生活裏看到了人類劣根性的基因。現代社會里，有閒階級改變了它的職業，改良了它的方法，但是它的目標——不事工作而專事 掠奪卻同樣不變，與以往不同的是，以往它們專門尋求女色或戰利品，而現在代之以求的是金錢和積累財富，而炫耀財富或窮奢極侈卻成為掛在印地安人帳篷上的人 頭皮的現代仿本。有閒階級不僅因襲着古老的掠奪習性，他們個人的劫掠力量也仍然如以往時代一樣備受社會推崇。

凡勃侖分析這種情況產生的原因：“為求在社會上受尊重，一個人必須要獲得某種標準以上的財富；正如同較早先的掠奪性階級一樣，野蠻人必須要獲得部族裏認同的體力、武藝與狡黠的標準。”同樣地，在現代社會里，每個人也必須以力服力，才能贏得其他人的敬畏，而在這種“力”的競賽過程中，凡是從事於非掠奪性工作的人，往往自覺低下。

凡勃侖的貢獻不僅止於此，他的關於現代人只是未十分開化的野蠻人的觀點，不僅説明了有閒階級存在的現實，而且暗示了一種社會內聚力的本質。因為早先的經濟學家並未能十分清楚地説出當社會組成階級的利益發生重大分歧之時，到底是什麼力量促使社會束縛在一起，按照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觀點，當無產階級毫不妥協時，是什麼力量消解了革命？凡勃侖對這個問題給予了自己獨特的解答。

他認為，下層階級與上層階級並不是針鋒相對的，他們受限於一種看不見但十分牢固的共同態度：工人階級並不企圖取代他們的管理者，他們只是試着去模仿。他們默認，他們所做的工作，比他們主人的工作要不“體面”得多。但是他們的目的並不在於除掉較高的階級，而是設法讓自己成為較高階級的一員。正是這種心態，使社會得以保持平衡穩定。

凡勃侖對富人社會行為的研究頗為辛辣，《有閒階級論》就是圍繞富人因自己的財富而產生的優越感以及他們為了炫耀自己的優越而採取的種種行動而寫的。

《有閒階級論》這本書的內容一如書名所指出的那樣，是針對有閒階級的存在而發。在理論探究的終端，凡勃倫闡明瞭這樣一個主旨：什麼是經濟人的本質，社會為什麼會產生有閒階級，“有閒”本身的經濟意義是什麼？

對於經濟人與有閒階級，古典經濟學家們其實也一直在探究。在他們筆下，人類被描繪成一羣理性化的人，在生存競爭中，有些人上升到峯頂，有些人下沉到谷底，成功者能充分享受他們的財富與閒暇，失敗者因自己的無能而忍受貧窮，這都是十分合理的事情。但凡勃倫卻認為這種人類觀沒有多少道理，他在某種程度上否定將社會束縛在一起的力量是出於“理性自制力交互運作”，他更不認為閒暇本身比工作更為人所喜好。

他考察了美洲印第安人等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發現在這種原始的單純經濟形態下，似乎完全不存在有閒階級。在這種社會里，生存的代價就是勞動。每一個人必須工作，不管他們的工作是什麼性質，沒有高低貴賤。這種原始民族經濟的內在驅動力不是盈虧上的考慮，而是一種自然的敬業精神及對後代的一種長輩關愛。人人都力求在他們分內的日常工作方面出人頭地，偷懶（閒暇）雖不會受到責備，但絕不會贏得社會尊敬。

在本書一開始，凡勃倫就將目光延伸到歷史的源頭，順流而下，探尋有閒階級的產生過程。他認為，在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由於不存在經濟特權和社會分工，有閒階級尚未出現，但在這個時代的末期，孕育了有閒階級的胚胎。到了人類未開化階段的初期，有閒階級已經呼之欲出，這時，社會分工已經出現，一部分人開始不事生產，成了有閒階級。他們統管政治、戰爭和宗教等非生產性事務，而且牢牢掌握了對他人的生殺予奪大權。在人們心目中，他們從事的工作，無比光榮神聖，他們的社會地位，更是至高無上，不可動搖。在未開化時代的末期，有閒階級迅速發展壯大，封建時代的歐洲和日本就是例子。在他們這些國家裏，有閒階級和勞動階級涇渭分明，劃分極其嚴格。

有閒階級的產生和所有制的出現，是同步進行的。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私有制一旦出現，人類就圍繞財富的佔有，展開了曠日持久的爭奪。凡勃倫認為，人們之所以要佔有財富，與其説是滿足生理需求，倒不如説是為了面子。誰擁有的財富多，誰就是社會的優勝者，不僅社會地位上升，還可以獲得別人的讚譽，從而使虛榮心得到滿足。所以人人都是慾壑難填，永不滿足。

有了財富，如果不顯山露水，那也只是孤芳自賞，得不到別人的認可，更博不到榮譽，所以有必要以某種方式來焙耀自己的富有。從古到今，有教養的人一直認為，炫耀財富的最好方式，就是享有餘暇。凡勃倫舉了禮儀的例子。他認為，禮儀的起源和發展，都是因為它能證明有閒。熟諳禮節，需要耗時費錢，勞動階級起早貪黑，累死累活，自然沒有時間去學什麼禮節，所以就成了富人的“專利”。儘管禮節也可以表達敬意，表明身份，但刨根究底，還是為了表示榮譽。現代人事務繁忙，行色匆匆，禮儀大大簡化，就足以證明禮節是有閒階級的象徵。

隨着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人口流動性大為加強，人們社交範圍也隨之擴大，富人要想給陌生人留下富有的印象，最好的辦法就是大量消費，所以人們常常可以看到，他們一擲千金，買東西從不講價，過着佳餚美酒、肥馬輕裘、歌舞昇平的奢侈生活。當人們對這些變得習以為常時，他們又開始購買爵位。給自己臉上貼金。如理髮學徒阿克萊特發明了舊式紡織機，一夜暴富後，不惜重金，買得一個爵位，改頭換面，混跡於上層社會之中。

凡勃倫無情地批判了有閒階級之後，又轉而討論制度問題。在他看來，制度實際上就是人們的思想習慣。私有財產、價格、市場、貨幣、競爭、企業、政治機構以及法律等，都是“廣泛存在的社會習慣”。制度受環境的影響，一旦環境發生變化，它就會隨之而變，而它的變化是通過個人思想習慣的變化來實現的。對思想習慣的調整，社會各個階級的難易程度不盡相同。有閒階級生來就趨於保守，這已是一個普遍認可的事實。

凡勃倫對其中的原因做了分析。他認為，有閒階級反對變革，主要是出於本能。人都有安於現狀，得過且過的心理，對標新立異之事，會有本能的反感，只有在環境的壓力下迫不得已，才會去接受它。有閒階級養尊處優，衣食不愁，恰恰缺乏壓力。當然，維持既得利益，也是有閒階級保守的一個重要原因。任何變革，都會導致利益的重新分配，儘管變革後，整體生活水平可能會有所提高，但對有閒階級而言，至少在短期內看來，改革有損無益，因此，他們寧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百般阻撓改革。

有閒階級的保守性，還體現在對他人的間接影響上。在一定時期內，社會財富的增加總有限度，有人拿多了，就有人沒得拿。有閒階級肥了自己的腰包，同時也造成了一個赤貧階級。這個階級迫於生計，顛沛流離，沒有閒暇去學習、吸納新的思想與社會習慣。所以，他們與有閒階級一樣因循守舊，這就使得社會更趨保守。可見，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有閒階級非但起不了多大的促進作用，反而是一個障礙，人們甚至把它當作保守、沒落、腐朽之代名詞。

自凡勃侖的《有閒階級論》一出，再沒有富人能夠自由揮霍浪費而不遭社會諷刺。凡勃侖本人也博得巨大社會聲譽，不過這種聲名是以諷刺家而不是以經濟學家著稱。 社會激進分子與知識分子們推崇他，而其他經濟學家則不斷探問他是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仍在懷疑他所説的一切是否值得嚴肅對待。不過越到後來，人們越認識到凡勃侖的研究的確觸及到他所處時代的中心過程，而在同時期經濟學家的探測之中，這一各種矛盾暴露得特別充分的過程卻出奇地受到忽視，可以説只有他，也唯有他有別於同時代其它的經濟學家，以一雙新的眼睛看世界。

資本主義財閥是強盜大王這一點雖然令人不寒而慄，但卻接近真實。他的學生——另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威斯雷·米歇爾曾對他的先師作過如下評論：“凡勃侖給世界帶來了一種令人困惑的影響—— 他像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訪客，以超然的眼光，冷靜地剖析時下司空見慣之物，他平常思想裏所熟悉的一切，就像外力在他身上煉成的奇妙產物一樣。在社會科學的領域裏，沒有其他一個心智的解放者，能像他一般地擺脱環境的微妙鉗制，而在思想探究的領域裏，我們幾乎再也找不到一個像他一樣鍥而不捨的人。

凡勃侖的文章，無論是專業的還是通俗的，內容是經濟學的還是社會學的，都充滿着進化論，特別是思想方式的進化。不論是他在《美國社會學雜誌》發表的關於“所有權的起源”，還是關於“婦女的未開化狀態”，或是在《經濟學季刊》上刊出的“經濟科學的偏見”以及“為何經濟學不是一門進化的科學?”凡勃侖的思想充滿了達爾文適者生存的觀點。但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強調這些進化過程給社會帶來的好的結果，凡勃侖則強調那些早先時代的時代錯誤之殘餘，在那些時代裏，由於思想落後於變化中的現實而使生產的發展受到阻礙。經濟學之所以落後於時代而於事無補，正是因為它的分析方法不是進化的。

常規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受到了批評，並非由於他們本身的錯誤，而是因為他們把注意力囿於一些狹窄的偶然現象，並且拒絕對經濟活動發生在其間的廣闊文化環境進行理論上的探究。凡勃侖認為，有些經濟學模型考慮的經濟調整，是“沒有滯後、漏洞和摩擦的”，所以，這些模型是完全不現實的。不過，這並不是天真的抱怨，後來的制度經濟學家們有時也抱怨理論模型並不能完完全全地複製現實世界的所有突出特點。凡勃侖承認，要使一種理論“有用”，它不必“像真的那樣真”。但是他堅持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某些特殊假設所遺漏的，正是他認為對於研究國民經濟怎樣和為什麼不是簡單的數量增加，而是持續不斷地發生結構深化這個問題最為重要的東西。凡勃侖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是無法“解釋增長現象的，除非增長只是指大小、體積、質量、數目、頻率方面的變化。”

凡勃侖希望經濟學所做的那種研究不同於在他之前的任何經濟學研究，也不同於他之後的經濟學研究。這種研究是要發現經濟模式發展變化的廣泛的社會和文化原因和結果，這種經濟模式變化，如從漁獵社會發展到了農業社會，從手工業到工業大生產。很明顯，無論古典經濟學還是新古典經濟學都沒有做過這方面的努力。凡勃侖批評他們提出了種種錯誤的問題，而不是給出他們所提問題的錯誤回答。在這個過程中，他説了不少挖苦話，也提出了很多格言警句，這些後來都被其他人用於對經濟學進行更徹底也更天真的攻擊。

凡勃侖本人努力在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下認識經濟模式的演進，模糊了經濟學同社會學或歷史學的界線，並的確模糊了經驗研究與自信地揣測之間的界線。當他寫《婦女服飾的經濟學理論》或《手藝的本能》時，很顯然，他已處於一個模糊地帶。的確，在他的經濟學與非經濟學著作之間沒有一條明顯易辯的界線。

凡勃侖所倡導的制度經濟學，與它以後的一些變種有很大的不同，這部分地是凡勃侖給制度下的定義所致。凡勃侖認為制度不是組織結構，而是大多數人所共有的一些“固定的思維習慣”。它們是在給定的時間、地點佔統治地位的一些“固定做法、習慣、行為準則、權力與財產原則”。有時候這些原則要與組織實體結合，但僅僅對組織的描述（就像以後的制度經濟學家所為）並不是對使它們有意義的一些基本社會和文化形態的進化進行分析。凡勃侖更傾向於分析，而不是描述。他還原模仿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他認為，“根本不能稱歷史學派創造了一門科學，他們的目的不是進行理論研究工作”。而凡勃侖的目標是理論研究工作，然而，很久以後，制度經濟學家們卻陷入對某些特定結論的過分描述。

從建立了許多理論來看，雖然凡勃侖是一個理論家，但是他既不是一個系統的分析家，也不是依賴經驗證據的系統的理論檢驗者。提出一些先入為主判斷。舉出了一些有準確的例證，對反對意見做些不痛不癢的反駁，這就是凡勃侖通常的風格。

凡勃侖的著述並不缺乏經驗事實，但他缺少經驗證據。在凡勃侖的文章中，可以發展很多描述性的東西，但很少以任何系統的方式把這與從某個一般理論得出的具體假説聯繫起來。這成為他留給制度經濟學的部分遺產。凡勃侖早期的一篇關於小麥價格的文章，是乏味地做統計學描述的一個典型，這種風格也成了他的學生威斯利·C·密契爾(Wesley C·Mitchell)創建的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建所初期的標誌。

通過密契爾、J·M·克拉克（J.M. Clark）和他的其他門徒，凡勃侖對經濟學產生的影響超出了他自己的學術生涯範圍和他的壽命。他的著作成為經濟學內外用於社會批評的學説和警句格言的一個源泉。但是從長遠觀點看，經濟學技術上的發展使制度經濟學遠遠落後了，甚至連全國經濟研究所最終也成了研究新的理論和經濟計量學趨勢的一部分。如果沒有凡勃侖，很難説當代的經濟學能與過去的經濟學有所不同。不過，凡勃侖仍不失為一位領一代風騷的人物。

所謂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指的是富裕的上層階級通過對物品的超出實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浪費性、奢侈性和鋪張浪費，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錢財力和社會地位，以及這種地位所帶來的榮耀、聲望和名譽。

炫耀性消費又可稱為“顯眼的消費”、“裝門面的消費”、“擺闊氣的消費”，富裕者總是要通過購買一些昂貴的奢侈品或大講排場瘋狂消費來顯示自己的地位，要滿足這些富有者的消費慾望，就需要生產昂貴的奢侈品，就要創造可供他們瘋狂消費的條件和環境。

炫耀性消費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但該現象長期以來被以“生產主義”為主導範式的社會學家們所忽視。當然，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凡勃倫倒是個例外。

凡勃倫於1899年出版了《有閒階級論——關於制度的經濟研究》一書，該書出版後即引起極大轟動。可以説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確立並獲得大發展的時期，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機制及其發展過程中的異化現象，具有敏鋭洞見的社會學家們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了表達。K.馬克思從商品—貨幣關係入手，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精細分析，揭示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M.韋伯則沉溺於對資本主義為什麼僅在西方世界獲得了大發展的探索；G.西美爾是從貨幣文化來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關係，他對大都市中的時尚等一系列社會現象進行了精彩的分析；E.涂爾幹則尤為關注社會分工及其社會轉型（由機械械團結的社會轉變為有機團結的社會）過程中的失範、越軌等反常社會現象。

凡勃倫所生活的美國則更加引人注目。1894年，美國工業發展的速度已超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躍居世界第一位。1913年福特汽車公司設在密西根德爾朋的生產流水線隆隆馳下第一輛汽車，可以斷言，消費社會在美國已經初露端倪。經濟的飛速發展造就了一大批暴發户（nouveaux riches），而這些暴發户的行為則成了凡勃倫關注的焦點。凡勃倫以其敏鋭的洞察親眼目睹了“鍍金時代”（golded age）的暴發户們在曼哈頓大街購築豪宅，瘋狂追逐時髦消費品。有鑑於此，凡勃倫提出了“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這一社會科學界內的不朽語。但由於“炫耀性消費” 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及其進化論框架、功能主義傾向、本能主義心理學思維，凡勃倫受到了廣泛的批評。一段時期，凡勃倫的著作甚至被湮沒在社會學的荒野中，無人過問。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隨着西方社會由生產主導型社會（production-oriented society）向消費主導型社會(consumption-oriented society)的全面轉變，消費問題本身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關注，人們才愈益認識到凡勃倫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