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盛改舊新定律令

《天盛改舊新定律令》部分條文(3張)

《天盛改舊新定律令》體例是：每捲包括若干門，全書共150門，每門分若干條，全書共1463條。例如第二卷有9門，即八議、親節、罪情與官品當、貪狀罪法、老幼重病減罪、不奏判斷、黥法、殺牛駱駝馬、戴鐵枷，分50條。每條頂格第一字皆為西夏文“一”字，第二行以後則降格書寫。若一條中又分若干小條，則每一小條的第一行降格書寫，第二行以後則再降格，而大條的第二行亦再降格。若小條下面再分若干小款，則依上述格式類推，依次降格。這種書寫格式，層次分明，一目瞭然，便於容納法律中多種情況，多種層次的內容，很接近於近現代法律條文格式。 ^[3] 

（圖冊資料來源 ^[4]  ）

《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與唐律、《宋刑統》一樣，是一部包括刑法、民法、行政法、經濟法、軍事法、訴訟法等各部門法“諸法合體”的綜合性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吸收了唐、宋王朝法典中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十惡”、“八議”、“五刑”的基本內容，更主要的是吸收《宋刑統》的內容。如宋代為避趙匡胤藝祖諱改“大不敬”為“大不恭”，《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也作“大不恭”。同時結合西夏社會的具體情況增設許多唐、宋律中所沒有的條文，比唐、宋律規定更加細密，更加充實。例如，卷二設黥法門、戴鐵枷門；卷三設當鋪門、催索債利門；卷四設敵動門；卷五設官披甲馬門；卷六設番人叛逃門、邪行門、行職門、妄派門、殺葬賭門;卷八設奪妻門、侵凌妻門；卷九設宣誓門；卷十設司序行文門、遣邊司局分門等。特別是有關牲畜管理、軍事制度、行政機構的設立及管理體制等內容比較突出，反映了西夏的民族特點。《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將律、令、格、式統一編入其中，沒有註釋，沒有案例，全部是律令條文。《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書首有《頒律表》八行，論述了有關《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修訂、定名、雕印、敕準頒行的經過。《頒律表》中明確指出舊律有“不明疑凝”處，故而要加以修訂。可知西夏此次修訂律令是為了使律令更加明晰，便於貫徹實行。《頒律表》後載有纂定者19人的職稱和人名。為首的是北王兼中書令嵬名地暴，他應是此次修律的主持者。其餘參加纂修的有中書、樞密院的宰輔要員、中興府、殿前司、閣門司等司職的重要官員，陣容十分強大，可見西夏王朝對這次修律的重視。 ^[3] 

公元1909年，俄國人科茲洛夫率領的探險隊在西夏故地黑水城遺址（今屬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發現了大批西夏文獻，後運到聖彼得堡，現藏於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這批文獻除大量佛經外，有相當數量的文學、辭書、法律和漢文經典譯著，《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藏有《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的消息是1932年首次公諸於世的。在當時出版的中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西夏文專號》上刊載了由前蘇聯著名西夏學專家聶斯克初步整理揀選後提供的《西夏書籍目錄》，其中最後一種即為此書，當時譯為《天盛改良新定法令》。中國著名西夏學專家王靜如教授在同刊《西夏文書目譯釋》中譯為《天盛年變更定戒教》。由此可見，聶斯克是聖彼得堡所藏西夏文獻中第一個發現《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的人，經過了三十多年，至1963年，在前蘇聯戈爾巴切娃和克恰諾夫編定的《西夏文寫本和刊本》一書中，首次對《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作了詳細的整理，按原書順序排好卷次、頁碼，對各編號的頁面尺寸、行、字數、保存情況等作了詳細的描述。自60年代起克恰諾夫教授即致力於《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的譯釋和研究，1987～1989年，克恰諾夫教授的四卷本鉅著《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先後出版，刊佈了全部影印件，引起了中國西夏學者的高度重視。寧夏學者把當時克恰諾夫剛剛發表的第二卷，即《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第1～7卷的俄譯文移譯為漢文，1988年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克恰諾夫俄譯，李仲三漢譯，羅矛昆校訂的《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一書。1989年由著名西夏學專家史金波、白濱、黃振華以及聶鴻音組成了譯釋和研究《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的課題組，經過三年多的時間，完成了《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譯釋工作。《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譯文及西夏文影印件收入劉海年、楊一凡主編的《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編第五冊。已於1994年8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為研究西夏法律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3] 

《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是中國歷史上繼宋王朝公開印行的《宋刑統》之後，又一次公開刻印頒行的王朝法典，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用少數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的西夏文木刻本，為蝴蝶裝，每頁上下單欄，左右雙框，中有版口，是現存最早的刻本印刷書籍之一。《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豐富的內容，反映了西夏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它不僅是研究西夏法制史的珍貴材料，而且也為研究西夏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宗教、軍事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