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刑

“五”是滿掌之數，古人以“五”為數概括主要的刑罰，也包含完備之意。“五刑”究竟源於何時，眾説紛紜。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來看，中國從夏代進入階級社會，就開始有了刑罰。《國語·魯語下》有“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的記載。《尚書》中夏書《甘誓》，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故“天用剿絕其命”。《漢書·刑法志》也説“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説明禹時已開始大量運用刑罰手段。商代的刑罰記載略詳於夏代，從古代文獻、甲骨卜辭和青銅銘文的記載來看，已有黥、劓、刖、醢、脯、焚、刳、剔、炮烙、剖心等刑罰。商代是否存在一個文獻所記載的“五刑”體系，學界仍有爭議。 ^[1]  然而，古代刑罰體系的五刑化顯然受到了五行學説的影響當屬無疑。

遠古時期，出於解釋自然的需要，逐漸產生了原始的五行學説。五行是華夏先民宇宙觀、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以樸素的辯證法思想，簡單明瞭地解釋事物之間互相聯繫、互相轉化、相生相剋的關係。隨着夏代王權國家的形成，五行學説開始被廣泛應用於各種統治思想之中，逐漸形成了“五行生萬物”的思想。《史記·五帝本紀》指出：“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尚書》中也有五典、五端、五禮、五教、五罰、五過等，後世更有五穀、五美、五帝、五霸、五祀等説法，不勝枚舉。古人也開始用五行學説來解釋治亂伐罪，如《尚書·大禹謨》中就有“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的表述，《皋陶謨》中也有關於五刑、五教的記載。《尚書·呂刑》更明確提出了五刑的概念，指出：“五刑不簡，正與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

對於五刑與五行的具體對應關係，後世也有進一步的論述。如《公白虎通義·五行解》記載：“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五行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臏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五行大義》進一步解釋説：“火能變金色，故墨以變其肉；金能克木，故剕以去其骨節；木能克土，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宮以斷其淫；水能滅火，故大辟以絕其生命。”以上兩段史料儘管説法有所不同，但均從五行出發論證五種刑罰的合理性，構建出了五刑與五行之間的一一對應關係。

據文獻記載，早在傳説時代，“苗民弗用靈”，由其統治者仿效蚩尤重刑作“五虐之刑”，這可以説是五刑的最早記載。 ^[2]  早期王權國家形成後，刑罰也開始逐漸正規起來，大禹時代就已經有了正式刑罰的雛形。《尚書·舜典》載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這裏的五刑一般是指墨、劓、剕、宮、大辟五種主要刑罰方式。除了大辟是直接剝奪生命的刑罰外，其它都是對犯罪者身體進行殘害的肉刑。

上古時期懲戒輕罪者的一種刑罰，施行的方法是在人的臉上或身體的其他部位刺刻符號或字跡，然後塗上墨或別的顏料，使所刺刻成為永久性的記號。《周禮·秋官》已有“墨罪五百”、“墨者使守門”的記載，説明西周時期墨刑已經普遍使用，統治者還常把受過墨刑的人充作守門人。因為受墨刑者的四肢都是健全的，不影響勞動，而且這些人的臉上帶有記號，走到哪裏都會被認出來，他們一般都不會逃跑。

春秋戰國時，許多受墨刑者都被用作修護城牆的苦役工。秦國商鞅變法時用法嚴酷，有一次太子犯法，不便加刑，商鞅就把太子的師傅公孫賈黥面，以示懲誡。在秦末農民大起義的隊伍中，就有許多受過墨刑的囚徒。漢初被劉邦封為淮南王的英布，就在年輕時因犯小罪而受墨刑。墨刑在秦漢時又稱“黥刑”。《説文解字》雲：“黥，墨刑，在面也。”漢初文帝廢除肉刑，以髡鉗城旦舂代替黥刑。魏晉南北朝時期間或適用，隋唐律典無此制。五代後晉恢復黥刑，改稱刺字，並與流刑結合使用，稱為刺配，沿用至清。刺字的對象、部位、形狀各代不盡相同。清末法制改革，刺字最終廢止。墨刑成為中國古代社會使用時間最長的一種肉刑。正如沈家本在奏請刪除刺字之刑時所説：“夫肉刑久廢，而此法獨存。” ^[3] 

割掉人犯鼻子的刑罰，重於墨刑，輕於剕刑。劓刑起源較早，甲骨文中已有“劓”字，從刀從自，“自”是鼻的古字，象徵用刀割去鼻子。周代劓刑行用更加廣泛，受過劓刑的人往往被派去守關。戰國及秦時常把俘獲的軍士施以劓刑，有時也與其他刑罰結合使用。漢初亦沿用劓刑。

漢文帝除肉刑，以笞三百代替劓刑，後又改為笞二百。但直至南北朝時，劓刑尚間或使用。隋以後不見於刑典，只有金國早期對於犯重罪的贖刑者，仍要割掉鼻子或耳朵，以別於一般平民。元代也曾恢復劓刑，對部分偷盜罪及再犯者處以劓刑。

也稱刖，“剕”、“刖”，其意相同，都是指斷足，是斷除人犯腳的殘酷刑罰，僅次於死刑。春秋戰國時期刖刑普遍施用。齊國因受刖刑者多，曾出現“屨賤踴貴”的現象，踴就是刖足者穿的鞋。秦及漢初，罪重者斬右趾，罪輕者斬左趾。漢文帝除肉刑，改斬左趾為笞五百，斬右趾為棄市。至漢景帝時，又下令應棄市的犯人，如願意斬右趾，可以聽許，廢除的刖刑又被恢復。自魏晉以後，律典中已無刖刑的規定。但間或亦有實行刖刑者，如唐初一度以斷右趾作為減死罪的刑罰，後被廢止。

男子割勢、婦人幽閉的刑罰。據説始於夏代苗族的蒼刑，夏族襲用，秦、漢時亦稱腐刑、蠶室刑、陰刑。男子割勢即割下男子生殖器。女子幽閉，古有兩説。一説為禁閉於宮，另一説為用棍棒椎擊女性胸腹，使胃腸下垂，壓抑子宮墮入膣道，以妨交接。宮刑最初用以懲罰淫罪，後來也適用於謀反、謀逆等罪，並擴大到連坐的犯人子女。秦統一六國後曾大量適用。漢文帝除肉刑而宮刑不廢。漢景帝允許以宮刑代替死刑。自漢至南北朝時期，宮刑時存時廢，到隋開皇（581～600年）初年正式廢除。後來遼穆宗應歷十二年（962年）又一度恢復，以後各朝律令沒有宮刑。

隋代之前死刑的通稱，隋唐之後五刑刑名不用大辟，稱死刑。《尚書·呂刑》：“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孔傳：“死刑也。”孔穎達疏：“《釋詁》雲：闢，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為大辟。”其名稱和執行方式各代不盡相同。先秦時有炮烙、剖腹、醢、脯、戮、斬、焚、踣、罄、轘、辜等。戰國及秦有鑿顛、鑊烹、抽脅、車裂、囊撲、梟首、腰斬、棄市等。漢初以腰斬、棄市、梟首為主。北魏有轘、腰斬、殊死（斷頭）、棄市四等，後改為梟首、斬、絞三等。北齊、北周因襲不改。隋、唐定死刑為斬、絞兩等。五代和宋大抵仿效隋律，此外，還有不載於律書的凌遲（即分割犯人的肢體）。遼初還有投懸崖、射鬼箭、五車轘、生瘞（活埋）、炮擲等目。金代有擊腦。此外，歷代還有法外酷刑，如棒殺、剝皮、醢等。

另外，根據文獻記載，五刑還有兩種説法。一是《國語·魯語上》記載根據刑具所劃分的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撲，以威民也。”二是周禮根據統治範圍所劃分的五刑：“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願糾暴。” ^[4] 

秦漢時期，統治者還發明瞭一種對一個人實施多種殘酷刑罰的處死方式“具五刑”。《漢書·刑法志》記載：“當夷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詛詈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即對被判處夷三族罪者，要先施之墨劓之刑，又斬左右趾，再以笞杖殺之，然後割下首級懸掛木杆之上示眾，最後將屍體剁成肉醬。有誹謗辱罵行為者先把舌頭割掉，殘忍至極。根據《史記·李斯列傳》記載：“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秦相李斯即以具五刑之法，處死於咸陽，並誅滅其三族。另漢朝開國名將彭越也是被“具五刑”而死的。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周懷政及朱能等等偽造天書，謀作亂事敗，真宗為除其黨，降詔：“劉益、康玉、徐原等十一人，並活釘令眾三日訖，斷手足，具五刑處死。”可以説，具五刑之法結合殘害身體的肉刑與死刑，殘忍至極，後世仍有復活。

西漢初文景帝時期廢除殘傷肢體的肉刑，以笞、杖代替。雖至漢末肉刑並未真正廢除，但傳統的五刑制度已開始發生變化，歷魏、晉、南北朝，不斷有關於廢除和恢復肉刑之爭，並對原有的五刑屢加更定。到隋、唐時期，商周以來的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制度，終於為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度所代替，直至明、清沿用不改。該五刑體系除了笞、杖刑是對人犯身體進行打擊的身體刑外，殘害身體的肉刑已經基本不復存在，而是以徒流自由刑為主，顯然具有巨大的歷史進步意義。

以竹、木板責打犯人背部、臀部或腿部的輕刑，是針對輕微犯罪而設，或作為減刑後的刑罰。秦漢時期已經普遍行用。漢文帝廢除肉刑，曾規定劓刑改為笞三百；斬左趾（砍左腳）改為笞五百，人犯多有被笞殺。漢景帝主持重定律令，將文帝時劓刑笞三百，改為笞二百；斬左趾笞五百，改為笞三百。他又頒佈《箠令》，規定笞杖尺寸，以竹板製成，削平竹節，以及行刑不得換人等，使得刑制改革向前邁了一大步。新五刑制度形成後，笞刑逐漸確定下來，以十為一等，分五等，即從十到五十下。

指用大竹板或大荊條拷打犯人脊背臀腿的刑罰。《尚書·舜典》就有“鞭作官刑，撲作教刑”的説法。後來杖作為一種刑罰，據説是沿襲了古代父親打兒子那種教誨、訓誡的含義，所以古人也稱笞杖這樣的刑罰為教刑。杖刑的起源也很早，漢、魏、晉都設有鞭杖的刑罰。隋代廢止鞭刑，以笞杖代之。隋杖刑分五等：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凡所犯重於五十笞者，則入於杖刑。唐宋明清因之，杖刑亦分五等，均為以十為一等，分五等，即從六十到一百下。

剝奪罪犯一定期限的自由並強制其服勞役的刑罰。早在《周禮》中就已有徒刑的記載：“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任之以事而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春秋戰國以後，使用徒刑的記載逐漸增多，且多於肉刑複合使用。秦代刑徒眾多，大多為官府的奴隸。出土的秦代竹簡裏有大量關於“候、司寇、隸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等記載，這些均屬於早期徒刑的範疇。

漢代文帝廢除肉刑後，徒刑逐步確定了刑期，期限也逐步縮短。到了隋唐時，徒刑正式成為五刑之一，刑期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五等。罪人關押在本地監獄，為當地官府服役勞作。到了明代，被處以徒刑的人將被送至外省，在確定的時間之內，從事鍊鐵或製鹽等苦役。“徒役各照所徒年限，並以到配所之日為始，發鹽場者，每日煎鹽三斤；鐵冶者，每日炒鐵三斤，另項結課。”

流刑在中國傳統法律體系之中是與笞、杖、徒、死並列的五刑之一，位於徒刑之上，死刑之下。流刑出現，可追溯到堯舜時期。《尚書·舜典》有“流宥五刑”的記載，並規定了“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據傳舜與周邊部族大戰，勝利後“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鹹服”。 ^[5]  《漢律》改流為徙，分徙遠郡、徙邊二等。六朝互有變易，北魏開始將流刑升格為主刑，介於死、徒之間，但並未劃分等級。北周流刑拘守《周禮》，按道里遠近劃分為五等，自距離皇畿二千五百里起，每加五百里為一等，分別為衞服、要服、荒服、鎮服、藩服，依等各加鞭笞，數量有差。隋始定為三等，曰流一千里、流一千五百里、流二千里。唐改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宋因之。元變其法，改為流遼陽，流湖廣，流迤北。明清改從唐律，三流並加杖一百。為解決流刑降死一等的地位，明代創充軍刑，清代又有發遣刑，皆是流刑的變形與補充。

五刑之中最重的刑罰，古稱大辟，也稱極刑、生命刑，是結束人犯生命的刑罰。隋唐以來，法定的死刑斬、絞為正刑，斬者身首異處，絞者可以保全屍身，因此斬重而絞輕。明清時期，內外死罪人犯根據罪情輕重又可分為立決和監候兩類：立決人犯，督撫審錄無冤，法司覆勘定議，奏聞候有回報部文到達，即日處決；監候人犯，不立即執行，應臨時監押，待至秋審或朝審時，再按具體情況分別處理。除謀反大逆“決不待時”以外，一般死刑犯實行“秋冬行刑”制度，即一般死刑犯須在秋天霜降以後，冬至以前執行。

清末的司法改革，援用西法，逐步建立了一套近代意義的法律制度。就刑事法律而言，《大清新刑律》作為中國第一部近代意義上的刑法典，徹底顛覆了延續上千年的傳統刑制。它將刑罰分主刑和從刑兩大類，主刑仍分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五種，從刑分褫奪公權和沒收財產兩種。儘管此後已無五刑之正式法律概念，但從法定主刑來看，五刑的形式得以保留下來。中華民國成立以後，採用了經過修訂的《大清新刑律》，定名為《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一直沿用至1928年《中華民國刑法》頒佈實施才失去效力。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援用西例，先後於1928年和1935年頒佈兩部《中華民國刑法》。兩刑法在總則均對刑種有具體規定，規定“刑分主刑及從刑”，主刑仍是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五種，從刑為褫奪公權和沒收。

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的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也是五種。其中，管制是我黨在長期革命實踐中不斷總出來的獨創成果，作為一種限制受刑人人身自由的刑罰方式，對犯罪分子實行不關押，而是在公安機關的管束和人民羣眾的監督下進行改造。

以上説明，綿延數千年的五刑文化有着強大的生命力和歷史慣性，其背後的文化因素值得重視。五刑制度能夠自覺不自覺地流傳至今天，並非因其作為政治工具或立法模式，而是基於特殊的文化內涵和背景。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