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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學

(研究西夏文獻和歷史的一門學科)

鎖定
西夏學(Tangutology)是一門研究西夏文獻和歷史的學科,是20世紀初興起的新興學科。西夏學涵蓋面廣泛,涉及古代党項與西夏國曆史、地理、語言、文字、宗教、文化等諸多領域。西夏學發展至今,在語文、考古、社會歷史三大基礎性板塊學科的建設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1] 
嘉慶十五年(1810年)秋,在甘肅武威城內東北隅清應寺封閉已久的碑亭中,學者張澍開掘出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斷定碑陰書體為西夏國書,標誌着西夏遺物以及文字的發現,從此揭開了研究西夏文物的大潮。自20世紀初,由於外國探險家在黑城遺址發掘出大量西夏遺書,從而使西夏學研究不僅在中國得到迅速發展,也成為國際化的學科。新中國成立後,各院校研究西夏學的現象不斷髮展,各類著述不斷問世。
在20世紀末,西夏學界又有振奮人心的喜訊:1995年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召開了國際西夏學術研討會。1997年建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繼寧夏博物館常年展出西夏文物之後,1998年寧夏回族自治區又成立西夏博物館。2000年寧夏大學設立西夏研究中心,成為又一個新的西夏研究基地。 [2] 
概述圖參考資料:《党項西夏碑石整理研究》 [41] 
中文名
西夏學
內    容
西夏文獻和歷史
出現時間
20世紀初
涉及方面
西夏曆史、地理、文字、宗教

西夏學國內研究

西夏學開創先河

天授禮法延祚元年(1038年),西夏建立後,先與遼、宋,後與金鼎足而立,必然與周邊政權相互交流、相互影響。保義二年(1227年),西夏被蒙古滅亡,其文物典籍遭受嚴重破壞。元朝修遼宋金史,獨不及西夏,使有關文獻史籍散亡。歷經元、明兩代,党項這一民族共同體及其所建立的王朝逐漸隱沒,被後世淡忘。
《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 《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
早在宋朝時,宋人洪遵作《錢志》,著錄一枚所謂“梵字錢” ,考訂者認為此錢就是西夏文的“大安寶錢 [3]  。19世紀初,清代的一些學者認識到西夏王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於是蒐集、整理、編纂了一些西夏史籍,重要的有周春西夏書》15卷,張鑑西夏紀事本末》36卷,吳廣成《西夏書事》42卷。僅有存目而未見傳本的則有洪亮吉《西夏國志》16卷,秦恩復《西夏書》20卷,王雲《西夏書》4冊,徐松《西夏書》、《西夏地理考》,陳昆西夏事略》16卷及無名氏《西夏志略》等。 [4]  清代學者對西夏史料的編纂,不是簡單的輯錄,而是在體例上有創新,對歷史事實的考證與分析上均獨具見解,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西夏曆史研究成果。 [5] 
嘉慶十五年(1810年)秋某日,在甘肅武威城內東北隅清應寺封閉已久的碑亭中,武威學者張澍開掘出西夏崇宗李乾順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所立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斷定碑陰書體為西夏國書,張澍成為第一個識別出西夏文字的學者。 [6]  另一位清代學者鶴齡則首次釋讀了《妙法蓮花經》的西夏文經名與卷數名。19世紀初,中國學者對西夏曆史的研究以及西夏文字的重新發現,開創了西夏學研究的先河。

西夏學創立初期

20世紀初,原西夏時期的邊防重鎮黑水城(位於內蒙古阿拉善盟額濟納旗境內)發現了大量西夏文獻,但卻被俄羅斯英國的探險家偷運出境,分散到了俄羅斯、英國、法國、日本等地,中國的老一輩西夏學學者對這些珍貴文獻無緣一見,因為手頭的資料極為缺乏而難以進行深入、系統、全面的研究。
《番漢合時掌中珠》 《番漢合時掌中珠》
最早介紹和研究西夏文字的中國學者是羅家父子,即羅振玉羅福成羅福萇三人。1914年,羅福成發表了《西夏譯蓮花經考釋》。同年,其弟福萇著《西夏國書略説》,首次對西夏文的文字構成、文法及相關資料目錄作了比較全面的論述與分析,並且提出了“偏傍説” ,對以後的研究者影響很大。1918年和1924年,羅振玉、羅福成先後兩次刊印黑水城發現的西夏文、漢文合壁的雙解辭典《番漢合時掌中珠》。 [7]  1927年,羅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據實物以考究歷史,糾正了西夏紀年中的失誤。1935年,羅福成將西夏文字書《同音》影寫石印。其後羅福萇與羅福頤相繼共同完成了《宋史夏國傳集註》。
除了羅氏父子之外,1917年,戴錫章以前人的編年史書為基礎,撰成《西夏紀》28卷 。甘肅臨夏西夏文研究者鄧隆(1884-1938)對西夏文感興趣,在1929年以前,著有《西夏譯妙法蓮花經考釋補》、《西夏譯華嚴經入法界品考釋》、《西夏譯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考證》、《書武威縣西夏感通塔碑後》等 [3] 
繼羅氏父子之後,從1930年到1933年,王靜如先生先後發表了《西夏研究》1-3輯,其主要部分是佛經的對譯考釋,並涉及到党項與西夏的歷史、語言、國名、佛經雕版、官印等諸多領域,此書因榮獲法國儒蓮獎金而著名於世。1929年秋,北京圖書館購得寧夏發現的西夏文佛經百卷,刊出《西夏文專號》以資紀念,其中收錄國內外西夏學者撰寫的西夏曆史、語言文字、文物考古、文獻目錄、佛經等論著資料約40種 。
黑城西夏遺書被劫持國外後,大量資料秘而不宣,加之漢文西夏史料的缺乏,這一時期,中國的西夏學研究暫時處於相對的沉寂狀態,報刊雜誌上只有零星的關於西夏曆史文化的簡短介紹 [8] 

西夏學學術全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西夏研究幾乎是空白。由於民族平等政策的貫徹執行,一些歷史學家開始注意研究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像四川大學吳天墀先生默默進行着西夏史研究的學者鳳毛麟角。20世紀60年代初,老一輩西夏學家王靜如先生又開始了西夏文史的研究,並招收研究生,培養新一代西夏學研究人才。出版了有關西夏學的專著《西夏研究》,並發表了一些有關西夏曆史的重要文章如《西夏文漢藏譯音釋略》、《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經與銅牌》等。除此之外,還有唐嘉弘《關於西夏拓跋氏的族屬問題》 [9] 楊志玖《西夏是不是羌族?》 [10] 金寶祥《西夏的建國和封建化》 [11] 胡昭曦《論漢晉的氐羌和隋唐以後的羌族》 [12]  等,引起了學術界對西夏曆史的關注。1964年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聯合組成敦煌西夏資料工作組,對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諸窟羣的西夏時期的歷史文物遺存進行了全面的考察,確定了近百座屬於西夏時期修鑿和裝鑾的佛教石窟,發現了百餘條西夏時期存留的漢文和西夏文題款。從此舉世聞名的敦煌石窟也成為西夏文物與藝術珍品的寶庫。
總體來説,這一時期學習與研究西夏學的人非常少。20世紀70年代以後,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變,1972年至1975年,寧夏博物館對銀川西夏王陵進行考古調查與發掘,出土了大批建築構件、金銀飾物、竹木雕刻、絲綢織物以及鎏金銅牛、妙音鳥等珍貴文物;1983年至1984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對黑水城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出土近三千多件夏漢文文獻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獻。此外,寧夏回族自治區、甘肅陝西內蒙古等地的西夏城址、墓葬、寺廟、佛塔、窖藏。還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獻、錢幣、瓷器、官印、符牌、碑刻、版畫、雕塑等文物。在上述考古發現的基礎上,相繼推出了《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李範文、《西夏文物史金波白濱吳峯雲、《西夏文物研究陳炳應、《黑水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李逸友、《西夏陵》許成、杜玉冰)、《西夏佛塔》(雷潤澤、於存海、何繼英)、《寧夏靈武窯發掘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彭金章、王建軍)等著作。
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西夏文獻研究,主要是利用俄國學者公佈的西夏文影印件展開,出版《文海研究》(史金波、白濱、黃振華)、《同音研究》(李範文)、《番漢合時掌中珠》(黃振華、聶鴻音、史金波整理)、《類林研究》(史金波、黃振華、聶鴻音)、《西夏諺語》(陳炳應)、《西夏天盛律令》(史金波、白濱、聶鴻音譯)、《宋代西北方音》(李範文)、《夏譯<孫子兵法>研究》(林英津)、《聖立義海研究》(克恰諾夫、李範文、羅矛昆)、《貞觀玉鏡將研究》(陳炳應),《夏漢字典》(李範文)。其中,《夏漢字典》是我國第一部西夏文字典,大大方便了西夏文的學習和研究。 [13] 
吳天墀 吳天墀
這一時期最能彰顯中國特色的是西夏曆史文化研究。1979年,蔡美彪《中國通史》第六冊專列西夏史,和遼金史並列,首次在中國通史中確立了西夏史的地位。西夏專史研究成果很多,如林旅芝《西夏史》,鍾侃、吳峯雲、李範文《西夏簡史》,吳天墀西夏史稿》,韓蔭晟《党項與西夏資料彙編》(上編),白濱主編《西夏史論文集》《元昊傳》《党項史研究》,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周偉洲《唐代党項》,李蔚《西夏史研究》《簡明西夏史》,王天順主編《西夏戰史》《西夏學概論》,漆俠喬幼梅《遼夏金經濟史》,杜建錄《西夏與周邊民族關係史》《西夏經濟史研究》,張迎勝主編《西夏文化概論》,李華瑞《宋夏關係史》,孫星羣《西夏遼金音樂史稿》,韓小忙《西夏道教初探》等。另外,《西夏紀》《西夏書事》《西夏志略》《西夏紀事本末》等幾部重要的漢文史籍相繼點校出版。西夏學從早期的黑水城文獻整理與西夏文字釋讀,拓展成對党項民族及西夏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地理、宗教、考古、文獻、文物、語言文字、文化藝術、社會風俗等全方位研究,完整意義上的西夏學已經形成。 [13] 
1993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與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彼得堡分所三方達成正式協議,共同編輯出版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所藏的全部西夏文、漢文和部分其他文字的黑水城出土文獻 [14]  ,出版後必將會對西夏學研究產生重大的影響。由於大批研究者投身於西夏研究的隊伍中,逐步形成了北京、寧夏回族自治區、四川、甘肅等研究中心,我國台灣省與香港也有專門從事西夏文史研究的學者,西夏學研究已步入繁榮興盛時期。

西夏學近期發展

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認識西夏文的專家,就只剩下兩三個人了。新世紀以來,由於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支持和有關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積極努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西夏文獻陸續在國內出版,與西夏學有關的出版、研究還被列為國家重點出版計劃和重點研究課題,得到了國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很多專家學者過去朝思暮想、可望而不可即的文獻,現在都變成了隨意可讀的普通讀物。而有關高校、科研機構富有成效的系統整理和基礎性研究,又為專家們深入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集中反映西夏學最新研究成果的《西夏學》,已被正式列入核心期刊,西夏學的春天真的來到了。
早在2009年,建在西夏故都的寧夏大學便順勢而為,在學校原有西夏學研究機構的基礎上成立了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承擔起西夏學研究、西夏學人才培養和國際學術交流等多重任務。2010年,他們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聯合,成立了中俄西夏學聯合研究所。而西夏學國際學術論壇,則成為全國關注的學術品牌和各地學者期待的盛會,對舉辦地的文化事業、學術研究也起到了促進作用。
2015年至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相繼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西夏通志》、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委託項目《西夏文大詞典》和《西夏多元文化及其歷史地位研究》。《西夏通志》體裁介於“紀傳體”斷代史和“章節體”論著之間,它的完成將彌補元修宋遼金三史卻沒有給西夏修一部紀傳體專史的缺憾。《西夏文大詞典》是一部大型工具書,全書600萬字左右(其中簡本100萬),完成後將為學界提供一部包含最大量西夏文詞語,專家和初學者皆可使用的工具書。《西夏多元文化及其歷史地位研究》將深入系統地探討西夏文化的多元性,並從中華文化的大視野下審視西夏文化,有助於科學地瞭解西夏文化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三項重大項目的開展,標誌着新時期西夏研究的轉型,對實現西夏學學科跨越式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當然,在西夏曆史語言文化全面系統研究的同時,分專題研究仍然是西夏研究的重要內容,幾十年以後,在此基礎上,系統全面研究將更加充實,學術研究就是這樣一代接一代地傳承和發展着。 [15] 

西夏學港台地區

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港台地區也有一些學者從事西夏學研究。1975年香港林旅芝教授自費出版了《西夏史》 [16]  ,全書分為17章,第1-12章,論述西夏興亡;第13-16章,論述西夏的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地理、兵制、宗教等;第17章為結論,書後附錄了張澍的《西夏姓氏錄》。是書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才為大陸學者所見。還有林瑞翰的《西夏史》 [17]  論文,羅球慶的《宋夏戰爭中的蕃部與堡寨》 [18]  ,闕鎬曾《宋夏關係之研究》 [19]  ,廖隆威《北宋與西夏的貿易關係》《宋夏關係中的青白鹽問題》等論文。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王民信發表了《西夏孫子兵法》《西夏官名雜考》《宋夏金錢外交》《范仲淹與李元昊》《王安石與西夏》《宋與西夏的關係》等一系列關於西夏的論文,並且還發表了評價大陸研究西夏文字專著的文章等。

西夏學國外研究

西夏學俄國、蘇聯

1883年,俄國的漢學家伊·比丘林(И·Вичулин)在聖彼得堡出版了《公元前2232-公元1227年西藏和青海的歷史》一書,該書與意大利人馬可·波羅的《遊記》、波斯人拉施德的《史集》及《多桑蒙古史》等著作,皆有關於對西夏故地、成吉思汗征服西夏的記載。
科茲洛夫 科茲洛夫
俄國十月革命以前,俄國研究西夏文獻的學者主要有伊鳳閣和鄂登堡,俄國聖彼得堡大學的伊鳳閣從科茲洛夫所得黑水城西夏文獻中,發現了《番漢合時掌中珠》殘頁,並著文介紹,引起法國學者沙畹(E.Chavannes)注意,撰文《伊鳳閣西夏史論評述》 ,介紹了其工作成績。以後伊鳳閣不斷進行研究,出版或發表了《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西夏文文獻》 [20]  ,1921年,法國伯希和(P.Pelliot)將該文譯成法文並加註,發表在《亞洲雜誌》(JA)8第552號上。由於俄國學者伊鳳閣的工作。使黑水城的西夏文獻逐步為世人所知。自20世紀20年代以後,研究這批西夏文獻的有龍果夫、聶斯克(聶歷山)、弗魯格、祖柏爾、科切託娃等人,成績昭著者為聶斯克,發表和出版了《西夏學歷史概述》《西夏文字及其文獻》《西夏語研究小史》《關於西夏國名》等一系列具有學術價值的論文。
20世紀六十年代以後 ,西夏學在蘇聯又得到發展,出現了戈爾芭切娃、克恰諾夫、索夫洛諾夫(蘇敏)、格列克、卡津、孟列夫克平、捷倫捷也夫-卡坦斯基、科洛科羅夫、魯勃、列斯尼欽科夫等一批專家學者,並且研究重點也從語言文字轉向對西夏曆史、文化、政治、軍事、經濟、地理、宗教、風俗、服飾等多領域、全方位的研究,其中克恰洛夫成績最為突出。早在1959年就已發表《西夏國家機構》《中國史料中關於唐古特人的民族學資料》等論文,來北京大學學習後,又完成了《西夏國史綱》一書,對党項的起源、發展,西夏國家的建立及其制度,西夏的經濟、文化、民族等均有論述,但由於對西夏文文獻與漢文典籍理解的艱難,致使出現諸多誤譯與誤解之處,影響到作者論斷的正確性 [21] 
近年來,他對西夏法典、詩歌、諺語、格言、佛經等進行譯著,出版瞭如《天盛改舊鼎新律令》《俄藏西夏文佛經總目提要》等一批專著。孟列夫是專門從事西夏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研究的學者,從1957年開始,孟列夫參加整理漢文文獻,並撰寫出《黑水城發現的早期出版物》 [22]  等論文。又在前人編目的基礎上,對這批黑水城漢文遺書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分類、編目以及敍錄,著出《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敍錄》一書 [23]  。其中包括佛、道、儒學典籍、文學、歷史著作、文書、曆書、醫書、占卜等書,這些均為研究西夏政治、軍事、經濟、宗教、法律、文化、藝術、科技以及民族關係的寶貴資料。愛米塔什博物館的薩瑪秀克長期從事西夏繪畫藝術研究,撰寫出《黑水城的發現》《西夏王國的藝術歷史風格上的詮釋》等論文 [24] 

西夏學日本、韓國

日本西夏史的研究大體上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即19世紀末至20世紀40年代,是日本西夏史研究興起和發展時期。早期的西夏史研究主要是對西夏文字的研究。1898年,著名的漢學家白鳥庫吉發表了《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 [25]  。1920年到1922年,石濱純太郎發表了《西夏學小記》 [26]  ,後又與聶斯克合著《西夏地藏菩薩本願經》《西夏國名考補正》《西夏語譯大藏經考》 等論文 [27]  ,1956年,又對西夏草書進行研究,撰寫出《西夏語譯呂惠卿孝經考》 。20世紀30年代,日本中島敏發表了《西夏》《西夏對西羌的戰爭》《關於西夏銅錢的製造》《關於西夏鑄錢問題》《西夏政局的變遷與文化的推進》等一系列論文,對西夏的政治、經濟、戰爭、貨幣均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長部和雄的《西夏紀年考》 、宮崎市定的《西夏興起與青白鹽問題》 、小林照道的《關於西夏佛教研究》等,對西夏紀年、貿易、佛教也均有所注意。
第二階段,從20世紀50年代至近期,是日本西夏史研究有較大發展時期,湧現出一批從事西夏研究的學者。山本澄子在20世紀40年代研究的基礎上,又發表了《五代宋初党項族及其西夏建國之關係》 [28]  ,藤枝晃的《李繼遷之興起與東西交通》,松田政一的《關於西夏黑水城的調查》等論文。前田正名非常重視西夏的河西地區,撰寫了《河西史的基礎構造》《吐蕃與河西九曲》《西夏時代避離河西的交通路線》《關於五代宋初的六穀地區構造論考》等一系列論文,並撰寫出專著《河西曆史地理學研究》 [29]  。岡崎精郎早在1947年就已發表了《唐代党項的發展》等關於党項西夏的文章,20世紀50年代開始發表了《西夏建國過程之研究》《關於西夏法典》《關於西夏原始信仰》《五代時期夏州政權的發展》《西夏之李元昊與禿髮令》《關於西夏民族信仰》《宋初的二三禁令問題到李繼遷之興起》等一系列論文,其代表作是20世紀70年代完成的《唐古忒古代史研究》 ,前田正名為其作序,高度評價了這一研究成果。
韓國學者在研究遼、金史時才涉及對西夏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 ,申採發表了《北宋仁宗時對西夏的政策》和《宋西夏貿易考》等論文。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金渭顯發表了《契丹對西夏的政策》《西夏與宋契丹之關係(986-1048)》等論文。另外還有林志君的《北宋對外經濟關係與華夷觀——以遼、西夏關係為中心》,安俊光的《對於宋夏戰爭》和《對於宋夏七年戰爭》等論文。

西夏學西歐美國

19世紀後半期,外國學者對北京居庸關六體石刻文中的一種民族文字展開了討論,這種文字五百餘年無人辨識,1870年,英國的學者偉烈亞力(A.ylia)考證為“女真小字” [30]  。1882年,法國學者德維利亞(Mr.Devieria)根據開封發現的女真文宴台碑上的文字與之不同,提出反駁。1895年,法國學者蓬拿帕特(P.R.Bonaparte)所編的《蒙古金石圖錄》裏收錄了居庸關六體石刻文,但是對其中的西夏文仍然不識 [31]  。直至1898年,德維利亞看到涼州護國寺感應塔碑後,才發表了《唐古特或西夏王國的文字》一文,確定居庸關六體文中的“女真小字”實為西夏文字。1904年,法國駐華使館毛利瑟氏(M.G.Morisse)在中國學者鶴齡譯註的基礎上進行研究,發表了《西夏語言和文字的解讀》 [32]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歐洲的西夏學研究直至20世紀40年代末,才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1948年,在第21屆國際東方學會上,法蘭西學院石泰安(P.A.Stein)發表了《彌藥與西夏》的論文演講,1955年又在《法國遠東學院通報》(BEFEO)第4捲上發表了《彌藥與西夏——歷史地理與祖先傳説》,從藏文、西夏文、漢文、英法文等文獻中的有關西夏的資料,進行旁徵博引,探討彌藥與西夏的關係,從而對党項族源作了深入細緻的分析研究。1961年出版了《漢(川、甘、青)藏走廊古代部族》 [33]  一書,對彌藥族源問題又多有涉及。1966年發表了《有關木雅與西夏的新資料》一文,結合藏文資料對聶斯克選譯的《夏聖根讚歌》進行了探討。

西夏學研究成果

西夏學高校教育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培養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已有近百人。與此同時,寧夏大學西夏學研修班也舉辦了多次。每次都能吸引各地學者踴躍報名參加,培養了大量專業人才和西夏學愛好者。難讀、難寫、難懂的西夏文,對許多專家學者來説都不在話下。 [34] 
北方民族大學 北方民族大學
北方民族大學社會學與民族學研究所北方民族大學重點投資建設的開放型人文研究機構,2002年又被列為國家民委系統在全國範圍內的重點研究所之一。立足於西北少數民族聚居區,積極挖掘寧夏回族自治區及西北地區少數民族文化資源,以巖畫學、西夏學、回族學為三大研究方向,同時積累了大批文獻資源。 [35]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於1997年,由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所的專家主持工作。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的西夏研究肇始於王靜如先生,40多年來不斷髮展,成為西夏研究的主要基地之一,並可招收博士生和碩士生。史金波任中心主任,白濱、聶鴻音為副主任,並聘請國內外西夏專家為學術委員、編輯委員。中心自成立以來除按計劃實施西夏研究重點研究課題外,還開展有國內外專家參與的學術活動。《國家圖書館學刊》西夏研究專號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和國家圖書館學刊編輯部合作編輯。 [36] 
寧夏社會科學院自1981年成立以來就設立歷史研究所,重點開展西夏研究工作,成為西夏研究重要基地之一。李範文、羅矛昆、景永時先後擔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現任所長薛正昌研究員。李範文長期從事西夏曆史和語言文字的研究工作,他編纂的《夏漢字典》、《西夏通史》為學界研究西夏文和西夏史提供了方便。韓蔭晟對有關西夏的漢文資料廣為蒐羅,集為大成,貢獻良多。寧夏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對推動西夏學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37] 
河北大學遼夏金史研究室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設置的研究室。河北大學史學所以宋史研究著稱,十多年來逐漸將西夏史、特別是西夏經濟史納入其研究範圍,漆俠、李華瑞教授出版有關西夏的專著,培養博士生,為西夏學作出了重要貢獻。 [38] 
西夏學研究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史金波陳育寧牛達生湯曉芳聶鴻音等老一輩專家學者老當益壯、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問世,杜建錄、孫繼民李華瑞彭向前楊浣段玉泉等中年學者已經扛起了大梁,成為西夏學研究的中堅。而二三十歲的西夏學碩士、博士隊伍更是不斷壯大、迅速成長,呈現出西夏學後繼有人的喜人景象。尤其可喜的是,一些研究宋史、遼史、金史及研究敦煌學、吐魯番學等相鄰、相近學科的專家,也紛紛加入到西夏學研究的隊伍中來。對西夏的音樂、美術、醫方、天文曆法、西夏文書法,甚至算命學都有人做了相當深入的研究,有些研究則深入到過去很少有人涉足的領域,其研究細緻入微,精深獨到,已入“無人之境”。
在西夏文獻資料出土的地方——阿拉善盟舉辦的西夏學國際學術論壇,雖然是第五屆了,但沒有絲毫衰落、懈怠的跡象,相反卻顯得生機勃勃。 [34] 

西夏學文獻著述

從1996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後更名東方文獻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
李範文 李範文
到21世紀初,出土文獻整理出版成為西夏研究的新潮流,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等單位相繼推出《中國藏西夏文獻》《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中國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獻》,北方民族大學推出《英藏黑水城文獻》《日本藏西夏文獻》《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此外,《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俄藏黑水城藝術品》也相繼出版。原始文獻資料的整理出版,為西夏學插上了騰飛的翅膀。
首先,西夏文獻專題研究全面展開。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以中俄西夏學聯合為基礎,出版《西夏文獻研究叢刊》,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聯合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開展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西夏文獻文物研究”,出版《西夏文獻文物研究叢書》和多卷本《西夏文物》。寧夏大學組織出版的《西夏研究叢書》,也有不少文獻研究成果,加上沒有納入上述叢書的成果,有數十種之多,如聶鴻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西夏文<新集慈孝傳>研究》《西夏文獻論稿》《西夏佛經序跋譯註》,謝繼勝《西夏藏傳繪畫: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李範文主編《西夏語比較研究》,林英津《西夏語譯<真實名經>註釋研究》,聶鴻音、孫伯君《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研究》,克恰諾夫、聶鴻音《西夏文<孔子和壇記>研究》,孫繼民等《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整理與研究》《俄藏黑水城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考古發現西夏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英藏及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韓小忙《<同音文海寶韻合編>整理與研究》《<同音背隱音義>整理與研究》,杜建錄、史金波《西夏社會文書研究》,孫伯君西夏新譯佛經陀羅尼的對音研究》《西夏文獻叢考》,杜建錄《党項西夏文獻研究》(合著)、《中國藏西夏文獻研究》(合著)、《党項西夏碑石整理研究》《黑水城文獻論集》(主編),胡玉冰傳統典籍中漢文西夏文獻研究》,彭向前《西夏文<孟子>整理研究》,楊浣《他者的視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佟建榮《西夏姓氏輯考》《西夏姓名研究》,潘潔《黑水城出土錢糧文書專題研究》,束錫紅黑水城西夏文獻研究》,杜建錄、波波娃主編《<天盛律令>研究》,段玉泉《西夏<功德寶集偈>跨語言對勘研究》,楊志高《西夏文<經律異相>整理研究》,梁松濤《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醫藥文獻整理與研究》,胡進杉《西夏佛典探微》等。有的文獻研究比較深入,如利用《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資料的研究著作就有十幾種。 [13] 

西夏學考古與語言

西夏曆史考古和語言文化研究進一步深入。西夏曆史文化研究方面,出版有韓小忙、孫昌盛陳悦新西夏美術史》,杜建錄《西夏經濟史》,王天順主編《西夏地理研究》,李蔚《西夏史若干問題探索》,湯曉芳《西夏藝術》,李錫厚白濱遼金西夏史》,周偉洲早期党項史研究》,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西夏社會》《西夏文化研究》,李範文主編《西夏通史》,胡玉冰《西夏書校補》,湯開建党項西夏史探微》,李錫厚、白濱、周峯遼西夏金史研究》,朱瑞熙劉復生張邦煒蔡崇榜王曾瑜宋遼西夏金社會生活史》,李華瑞《宋夏史研究》,楊蕤西夏地理研究》,張迎勝西夏人的精神世界》,楊浣《遼夏關係史》,陳育寧、湯曉芳《西夏藝術史》,魯人勇西夏地理志》,於光建《神秘的河隴西夏文化》。
西夏文物考古方面,寧夏文物考古研究相繼推出《閩寧村西夏墓地》《拜寺溝西夏方塔》《西夏三號陵——地面遺蹟發掘報告》《山嘴溝西夏石窟》《西夏六號陵》。此外,牛達生西夏遺蹟》《西夏活字印刷研究》《西夏錢幣研究》《西夏考古論稿》,陳育寧、湯曉芳、雷潤澤《西夏建築研究》,黎大祥、張振華、黎樹科《武威地區西夏遺址調查與研究》,加上前述多卷本《西夏文物》,較大推動了西夏文物考古研究深入發展。 [13] 
西夏語言文字研究方面,有龔煌城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張竹梅《西夏語音研究》、史金波《西夏文教程》、韓小忙《西夏文的造字模式》等著作。值得指出的是,龔煌城的西夏語音研究代表國際水平,史金波的《西夏文教程》是國內外第一部西夏文教程,極具實用性。
西夏文字數字化方面,繼馬希榮《西夏文字數字化方法及其應用》之後,又有多家文字書版系統問世,隨着聶鴻音、景永時西夏文國際編碼的完成,西夏文的排版系統將更加方便快捷。 [13] 

西夏學學科影響

西夏學熱門學説

西夏學一度成為“絕學”。1972年,周恩來總理到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察時獲悉,全國能辨認西夏文的僅有幾位老人。為此,日理萬機的周總理當即對學習研究西夏文做出明確指示。如今,昔日幾成“絕學”的西夏學已經變成“熱學”。國內各地相繼成立了研究機構,湧現一批著名西夏學專家,產生了許多重要研究成果。在寧夏大學,先是創辦了“西夏語言文字研修班”,接着又成立了西夏學研究中心,1991年又成立西夏學研究院。西夏學研究已成為教育部重點學科,得到中央和寧夏回族自治區有關部門的重點扶持。 [39] 

西夏學國際合作

西夏學研究是中俄兩國共同關注的學術領域。中俄學者對西夏學的合作研究可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1932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推出西夏文專號,伊鳳閣聶歷山等俄羅斯西夏學家的研究成果與羅福成等中國學者的文章,一同出現在這期專號中。這一階段主要是兩國學者個人間的聯繫與交往。 [40] 
中俄學者真正具有實質意義並取得豐碩成果的合作,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同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合作,將俄藏黑水城文獻陸續公之於世。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史金波對此記憶猶新。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和常務副院長汝信對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非常重視。中國社會科學院為合作整理出版這批文獻提供了資金支持。經過艱苦的談判,中國學者終於踏上了艱苦而充實的文獻整理之路。 [40] 
1996年,《俄藏黑水城文獻》開始推出。仍在陸續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獻》,為西夏學成為顯學奠定了文獻基礎。2009年,成立中俄人文合作交流框架下的西夏學合作研究機構——中俄(俄中)西夏學聯合研究所,合作研究從專家個人、研究單位上升到國家層面,研究內容是在西夏文獻整理出版基礎上的深入研究,研究範圍除俄藏西夏文獻外,還包括中國藏、英藏、日藏、法藏西夏文文獻等。 [40] 
參考資料
  • 1.    唐均 .從亞述學的進展看西夏學的得失[J]:寧夏社會科學, 2003
  • 2.    百年西夏學  .華夏經緯網[引用日期2020-10-04]
  • 3.    賈敬顏. 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J]:歷史研究,1986(01)
  • 4.    胡玉冰 .清代學者編修之西夏史籍述要[J].銀川: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
  • 5.    劉建麗 .20世紀國內外西夏學研究綜述[J].蘭州:甘肅社會科學,2005
  • 6.    胡玉冰 .論張澍的西夏學成就[J].銀川: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 7.    景永時 .20世紀《番漢合時掌中珠》刊印史考述 [J].銀川: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6
  • 8.    顧斗南 .介紹王靜如撰之西夏研究[J].南京:邊疆半月刊,1937(07)
  • 9.    唐嘉弘.關於西夏拓跋氏的族屬問題[J].成都:四川大學學報,1955年(02)
  • 10.    楊志玖.西夏是不是羌族[J]:歷史教學,1956(04)
  • 11.    金寶祥.西夏的建國和封建化[J]:歷史教學與研究,1955(05)
  • 12.    胡昭曦.論漢晉的氐羌和隋唐以後的羌族[J]:歷史研究,1963(02)
  • 13.    百年西夏學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引用日期2018-06-07]
  • 14.    史金波 .整理拍攝俄國所藏黑水城文獻記[J]:中國典籍與文化,1996(01)
  • 15.    百年西夏學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引用日期2020-10-04]
  • 16.    林旅芝.《西夏史》:香港大同印務有限公司,1975
  • 17.    林瑞翰:《西夏史》, 載《邊疆文化論集》, 1953年。
  • 18.    羅球慶.《宋夏戰爭中的蕃部與堡寨》:載《崇基學報》卷6, ,第2號 (1967)
  • 19.    闕鎬曾.《宋夏關係之研究》:載《政治大學學報》,第9號 (1969)
  • 20.    伊風閣.西夏文文獻[J]:俄國科學院院報 ,1918
  • 21.    黃振華.《評蘇聯近三十年的西夏學研究》 ,《西夏史論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629頁
  • 22.    孟列夫.《黑水城發現的早期出版物》,《勒裏希紀念集》:《亞洲民族研究所簡報》第7冊,1961年版:第143-149頁
  • 23.    孟列夫著 , 王克孝譯 (漢文本).《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敍錄》由莫斯科科學出版社東方文獻編輯部1984年出版: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
  • 24.    薩瑪秀克.《西夏王國的藝術歷史風格上的詮釋》,《絲路消失的王國——西夏黑水城佛教藝術》:台灣歷史博物館,1996年版
  • 25.    《史學動態》第九編 , 第11-12號。
  • 26.    《中國學》1920年1-3 ; 1922年2-3。
  • 27.    《龍谷大學學報》1930年; 又見週一良譯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1932年第4卷第3號。
  • 28.    山本澄子:《五代宋初党項族及其西夏建國之關係》《東洋學報》33 : 1,1950年。
  • 29.    前田正弘.《河西曆史地理學研究》: 東京吉川弘文館,1964 年
  • 30.    A . wylia : On an Anxcient bnddhist Inscrption at Keu-Yung-Kwan , JRAS , N.S.Vol,V, 1870 . 14 .
  • 31.    P.R.bonaparte:Documents del Epoque mongole, Paris,1895.
  • 32.    M.G. Morisse: Contribution preliminairel letude de l ecriture et de la langue Si-hia,laid,1904.
  • 33.    耿升譯、王堯校.《漢 ( 川 、甘 、青 ) 藏走廊古代部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 34.    西夏學研究進入“黃金時代”  .光明網[引用日期2017-11-06]
  • 35.    北方民族大學社會學與民族學研究所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引用日期2019-10-16]
  • 36.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引用日期2019-10-16]
  • 37.    寧夏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引用日期2019-10-16]
  • 38.    河北大學遼夏金史研究室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引用日期2019-10-16]
  • 39.    西夏學如今“人丁興旺”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引用日期2019-06-20]
  • 40.    《中國社會科學報》頭版報道寧夏大學中俄西夏學研究合作成果豐碩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引用日期2019-06-20]
  • 41.    杜建錄.《党項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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