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融

“大金融”概念最早由我國著名經濟學家黃達先生在本世紀初期首次提出，而後經中國金融理論與實務界十餘年的共同推動與完善.2013年,在人民大學校長兼央行貨幣委員會委員陳雨露校長與馬勇博士共同撰寫的《大金融論綱》中將”大金融”作為全球性命題正式提出,“大金融”框架系統基本建成。

大金融這一全球性金融框架概念也將於2013年度的G20國際峯會上正式提出，進而幫助實現會議所宣稱的強勁、可持續、平衡的經濟增長的“全球經濟目標”。 ^[1] 

圍繞“大金融”命題的四大基本內涵分別是：宏微觀金融理論的系統整合；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和諧統一；金融發展一般規律和“國家稟賦”的有機結合；內外部金融和諧共融的全球化思維模式和跨界意識。大局觀念與全局思維成為大金融理論的核心要義。 ^[2-4] 

長期以來，主流的宏觀經濟理論一直未將金融體系正式納入分析框架，這不僅使得金融體系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實際影響被長期低估，而且在理論上割裂了二者之間的相互關聯和作用機制。總體來看，無論是主流範式下的宏觀經濟理論，還是非主流範式下的宏觀經濟理論，都未能為經濟運行中的金融因素提供一個邏輯一致、理論基礎完善的總體分析框架。迄今為止，大部分關於金融和宏觀經濟關係的研究都未能明確地納入一個完整的金融體系，而金融體系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也僅僅是通過在新古典或新凱恩斯模型中植入特定的金融摩擦因素來實現。此輪金融危機再次表明，金融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至關重要，在金融體系的內部運行規律以及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內生性機制得到良好和充分的認識之前，宏觀經濟學理論很難取得突破性進展。

簡單地説，當前的理論和現實都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有必要以一種更加全面、系統和貼近現實的方法論來構建新的金融理論框架，這是所有理論工作者和實踐家都必須面對和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大金融”正是在現有宏觀經濟和金融理論面臨重大缺陷，同時現實的經濟和金融發展迫切地需要一個新的方法論指導的雙重背景下提出來的。“大金融”理論的核心基礎，是要將微觀個體和宏觀整體有機結合，通過構建一個高效、穩定同時具有危機應對能力的現代金融體系，全面服務於實體經濟，從而推動中國成為全球“第六個長週期”中的核心國家。

“大金融”的“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與過去的理論體系過於狹隘（“小”）的一種對比而出現的。過去的宏觀經濟理論基本不考慮金融體系的內生性影響，而傳統的金融學理論也將研究對象侷限於公司理財、資產定價等微觀層面，這就造成了方法論上宏觀和微觀層面的深層斷裂，從而最終導致了在理解金融體系和實際經濟的上的思想斷裂。因此，潛在的方法論問題不僅是理論問題的根本，同時也是實踐問題的根源。所謂“大金融”，就是要通過構建宏微觀相統一、金融和實體經濟相統一的一般理論框架，真正建立起一個在理論和實踐上具有一致性和科學性的方法論總綱。方法論意義上的改變是根本性和第一位的，這是“大金融”命題的核心和精髓。

“大金融”的“大”，不在於形式和數量上的大，而在於理念上的包容性、視野上的整體性以及方法論上的系統性。較之傳統經濟理論，“大金融”突出強調了三個整體性：一是必須將整個金融體系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而不是狹隘地考慮貨幣和信貸；二是必須將金融和實體經濟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而不是孤立地看待二者之間的關係；三是必須將中國和全球的金融發展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而不是封閉和靜態地看待國內的金融發展。具體而言，在本書的研究中，金融體系的穩定性、效率性和危機控制能力構成了我們分析現代金融體系運行規律的三大“基本支柱”，而金融和實體經濟的結合則進一步實現了金融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在更高層次上的對接。

“大金融”是一個具有普遍適用性的全球性命題，不僅適用於解釋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金融發展趨勢（包括經驗教訓），同時也適用於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在全球金融體系面臨重構的背景下，立足於“大金融”命題的基本內涵，深入研究現代金融體系發展的基本規律和政策實踐，不僅具有理論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有助於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率先制定正確的、有利於確立競爭優勢的金融體系框架。有鑑於此，我們在“大金融”命題的理論總綱之下，從一個長期視角全面審視了全球範圍內金融體系發展的歷史規律和演變趨勢，並對現代金融體系下一國金融競爭力的決定因素進行了系統研究。這一研究為全面構建有利於促進長期經濟增長和增強國家競爭力的“大金融”體系框架奠定了理論基礎。

此輪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不僅使全球的經濟和金融體系置於巨大的壓力之下，而且導致了經濟學理論的危機。從理論上看，傳統的宏觀經濟學由於未能很好地理解宏觀經濟運行中的金融機制，不僅難以有效解釋現代宏觀經濟運行的內在規律，更難以有效指導和形成科學的政策實踐。與此同時，隨着危機後全球大國之間經濟實力的重新配置，戰後以美國和美元為中心的全球金融體系面臨重構。在這一過程中，深入研究現代金融體系的發展規律，並在此基礎上構建高效而穩定的金融體系，不僅具有現實性和緊迫性，而且有助於中國在21世紀率先制定正確的、有利於確立競爭優勢的金融體系發展框架。有鑑於此，本研究旨在通過系統的理論探討和實證分析，從“大金融”視角全面深入研究現代金融體系發展的基本規律和決定因素，並在此基礎上全面構建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框架。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始終秉承現代經濟和金融理論的系統闡釋、提煉和擴展應用，重視規範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並注意根據中國國情對經典理論進行必要的修正、拓展和延伸。在已有的研究中，國外的成果大多集中在短期靜態和比較分析，且較為零散，不成體系；而國內的研究則主要集中於政策分析層面，基礎信息資料和實證分析嚴重不足。本書立足於歷史與理論的雙重視角，將金融發展問題置於一個長期的歷史演進與發展過程中進行動態考察，以求達到歷史邏輯與理論邏輯的統一，同時又對中國的問題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從具體的論證方法來看，本研究綜合運用了數理建模、實證分析（包括各種面板數據分析、時間序列分析、事件分析等）和典型案例分析等經濟學研究方法，力求使相關問題得到科學、全面、系統的論證。

從邏輯結構上看，本研究採取了結構化、層次化和多重視角的分析結構。在這種結構性安排中，隨着研究內容的次第推進，相關議題得到了遞進式論證。從研究的宏觀結構來看，本書呈現出兩條基本的分析路徑：一是“橫向”的基於國家維度的跨國比較，二是“縱向”的基於歷史維度的時期比較。這兩條分析路徑根據全書總體結構“有序”地貫穿始末，而相應的規範分析與實證分析也不失“節奏”地逐漸深入。總體而言，不論從論證方法來看，還是從表現形式來看，本研究的整個論證過程不僅符合現代學術研究的規範，而且邏輯清楚、內容嚴謹、結構清晰、論證有力。

效率性、穩定性和危機控制能力。“大金融”理論關於現代金融體系發展一般規律的總結，主要是以事實為依據，從全球絕大部分國家尤其是重要經濟體的長期歷史中總結和提煉出來的。從經驗事實來看，儘管很多因素都會影響到一國金融體系的競爭力，但全球經濟和金融發展的長期歷史經驗表明，影響一國金融競爭力的核心因素可以概括為三個基本方面，即：效率性、穩定性和危機控制能力。前兩大因素是金融競爭力的兩大基本支柱，而危機應對能力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突發事件發生時，一國的金融體系在何種程度上能重返效率性和穩定性。概括而言，效率性決定金融體系的“活力”，穩定性決定金融體系的“彈性”，而危機控制能力則決定金融體系的“張力”，三大因素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現代金融體系競爭力的“三大支柱”。

上述基於“三大支柱”的現代金融體系分析框架，主要是從金融體系的內部去審視影響一國金融體系發展變遷的基本要素。這一分析框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關於金融體系自身狀況的結構化圖景。但要在一個更加全面系統的視角下去理解現代金融體系的運行和發展規律，還必須進一步將理論延伸至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和宏觀經濟（金融）政策之間的交互作用關係，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理論綜合，後者即我們所定義的“大金融”體系。因此，從理論結構上看，本研究所定義的“大金融”總體分析框架，在邏輯上遵循先解構、後綜合的理論構建過程，從中我們將看到從金融發展到實體經濟再到政策反饋的一幅完整的理論圖景。

本輪金融危機給了我們三個方面的基本啓示：一是金融因素在經濟運行中的性質和機制遠未得到充分認識，系統性金融風險被長期低估；二是金融發展越來越脱離實體經濟，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關係和定位有待進一步釐清；三是傳統的經濟學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的金融理論，存在一定程度的認知缺陷。“大金融”命題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來的。

“大金融”命題具有三個方面的基本內涵：一是在金融學理上強調宏觀理論和微觀理論的系統整合，二是在金融理念上強調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和諧統一，三是在金融實踐上強調一般規律和“國家稟賦”的有機結合。

基於“大金融”命題的基本內涵，中國的金融發展觀應着力構建以下三大基礎：一是理論基礎，即中國的金融發展必須遵循經濟金融運行的一般規律；二是價值基礎，即中國的金融發展必須代表中國式經濟增長的核心價值理念；三是實踐基礎，即中國的金融發展必須立足於自身特有的“國家稟賦”。三大基礎的有機統一，構成了我們稱之為“大金融”命題的理論支柱和核心價值體系。

首先，從理論基礎來看，中國作為一個開放發展的大型經濟體，金融體系的改革和發展必須在科學總結全球主要國家金融發展經驗的基礎上，通過宏微觀金融理論的系統整合，全面總結和梳理出現代金融體系發展的若干基本規律，並以此作為金融體系改革和發展整體藍圖與實踐路徑設計的基本理論依據。

其次，從價值基礎來看，中國的金融發展必須樹立扎根實體經濟、服務實體經濟的基本價值理念，通過構建高效而穩定的現代金融體系，促進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長期共同穩定和共同發展，只有將資產增值、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建立在真實的財富創造基礎之上，才能通過惠及民眾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實現國家經濟復興。

最後，從實踐基礎來看，在金融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中國的金融改革和發展既要遵循經濟和金融體系運行的一般規律，又要切實立足於自身的“國家稟賦”，只有將金融發展的普遍規律和中國的具體情況有效結合，才能在實踐中真正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金融發展道路，並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產業模式和制度框架。

總體來看，上述三個基本原則構成了開放條件下中國新型金融發展觀的核心理論基礎。這一理論基礎的關鍵要點在於通過將理論的有效性、價值的真實性和實踐的務實性緊密結合，全面塑造有利於長期經濟發展的金融體系整體框架。

一是金融發展必須服務於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體現保障功能；二是金融發展必須服務於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體現發展功能；三是金融發展必須服務於國家貨幣和金融產業的崛起，體現支撐功能。基於上述戰略定位，中國未來的發展將呈現出金融和實體經濟緊密結合、現代科技和現代金融“雙輪驅動”的新型經濟發展模式。

1、在宏觀上形成合理的金融體系結構，促進銀行和資本市場的動態均衡發展：對於現階段的中國而言，在金融體系發展的戰略設計中，不能簡單地將資本市場與銀行體系對立起來，銀行和資本市場的發展都不能以排斥或壓抑對方的發展為前提。從動態角度看，在一個長期的制度均衡中，銀行和資本市場之間應該是互為補充、相互促進、“螺旋發展”的關係。

2、在微觀上穩步推進金融業新型混業經營，為中國的金融發展奠定堅實的產業基礎：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背景下，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之間的邊界日益模糊，“融合”成為雙方共同的需要：銀行業務可以向金融市場延伸，而金融市場的產品通過銀行這個平台也能獲得新的實現方式。面對着全球範圍內金融業的混業經營大發展，無論從提高自身的穩定和效率而言，還是從應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而言，金融控股公司應該成為中國金融業由分業向混業發展的現實選擇。金融控股公司作為混業經營和分業經營的中間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兼具混業經營與分業經營的優勢，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保持效率與穩定之間的動態平衡。

3、2017年之前完成利率市場化，為中國的金融和經濟發展提供可置信的貨幣金融環境：沒有利率市場化，就沒有統一的市場，也就沒有健全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可言。繼續推行利率管制的市場基礎越來越薄弱，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競爭和信貸市場上的利率扭曲已經開始“倒逼”利率市場化改革。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在下一步改革中，可考慮先選擇具有硬約束的金融機構逐步放開替代性金融產品價格，有計劃、有步驟地逐步擴大對人民幣存款利率上限和貸款利率下限的區間，最終實現存貸款利率的完全市場化。按照影響的重要程度，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基本路徑是：先貸款，後存款；先長期，後短期；先大額，後小額。

（二）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戰略

1、金融必須服務於實體經濟：全球各國經濟和金融發展的經驗充分表明，如果金融的發展脱離了實體經濟的需求，金融資源過度集中於股票、地產、金融衍生產品等虛擬資產市場，不僅不利於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持續發展，還會導致社會資源錯配，產生嚴重的資產價格泡沫，最終引發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

2、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基本原則和重點領域：在堅持金融發展立足於實體經濟、金融創新圍繞實體經濟這兩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從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的重點領域來看，根據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和轉型的一般規律，現階段的中國需要堅持把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統一起來，促進實體經濟的存量調整和增量優化。

3、中國經濟轉型中的金融支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據中國金融資源分佈的現狀和比較優勢，金融支持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基本路徑可沿着以下五個方面展開：一是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的導向作用，為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過程中那些具有明顯社會正外部性效應但商業性金融機構不願在前期介入的項目提供融資；二是鼓勵和引導商業性金融機構按照市場化和商業可持續原則，為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提供全方位、多層次和一體化的信貸支持和金融服務；三是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盤活社會資本，通過企業上市（主板、二板、三板、創業板）、PE、VC等多種形式，提高股權性資本的比重，加快資本形成；四是加強金融、財政與保險機制的協調與配合，在形成政策合力的同時，有效降低金融風險；五是通過對龐大的外匯儲備資源的戰略性運用，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全面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和產業分工體系中的地位。

（三）金融開放發展戰略

1、“開放保護”與“國家控制”並舉，2015-2020年間穩步實現資本帳户開放：對於中國而言，為確保開放和發展雙重背景下的金融穩定，我們既需要保持適度的國家控制權，也需要保持必要的國家控制力，並在此基礎上採取漸進的金融開放方式和審慎的全球化策略，防止超越發展階段的“匹配失衡”和國家金融控制力衰微導致的風險失控。通過適度的國家金融控制，在確保金融穩定的前提下促進金融效率並對開放進程進行適當把握和控制，不僅有助於金融效率的實現，還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這一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潛在風險。綜合考慮國際經驗和國內環境，同時結合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時間表，中國的資本賬户開放應該在2015-2020年之間完成。資本賬户開放的時間窗口與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正好吻合。

2、通過兩個“三步走”戰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奠定中國金融崛起的貨幣基礎：從長期來看，中國應當在未來30年通過兩個“三步走”戰略來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在人民幣崛起的使用範圍上，第一個十年是“周邊化”，即完成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使用；第二個十年是“區域化”，即完成人民幣在整個亞洲地區的使用；第三個十年是“國際化”，使人民幣成為全球範圍內的關鍵貨幣。在人民幣充當世界貨幣的功能上，第一步是“貿易結算化”，即人民幣在貿易結算中充當國際結算貨幣；第二步是“金融投資化”，即人民幣在國際投資領域中作為投資貨幣；第三步是“國際儲備化”，即人民幣成為國際最重要的儲備貨幣之一。

陳雨露：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艾森豪威爾基金高級訪問學者、哥倫比亞大學富布萊特高級訪問學者，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入選人事部“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獲首屆教育部全國高校青年教師獎和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獎。學術和教研成果多次獲得國家級獎項。

馬勇：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主要包括現代金融體系、宏觀經濟與金融政策等。2008年以來在《經濟研究》、《金融研究》、《財貿經濟》、《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等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30餘篇，多篇論文被《新華文摘》和“人大複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2010年獲北京市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2012年獲北京市第十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

大金融論壇現場專家學者照片(25張)

中國大金融高峯論壇於2013年4月發起，由中國證券基金業協會、中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北京股權投資基金協會聯合指導，由中國大金融聯盟主辦。論壇主要通過邀請方式進行嘉賓邀約，出席者僅限於政府機構、金融行業、理論學術、實體企業領域中的重要領導、董事長、總裁、首席執行官及高級管理人士，通過“大跨界、大融合、大討論”的手法，以“跨越金融邊界談金融”為核心要義，探討中國金融行業未來發展趨勢的問題。首屆論壇已於2013年10月16日在北京國貿大酒店成功舉辦，多位領導代表啓動了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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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金融聯盟：

（英文名稱為MacrofinanceUnion of China，縮寫為MUC），中國大金融聯盟為中國大金融高峯論壇的唯一主辦方，聯盟特邀多位國內政府官員、專家學者、金融家、企業家、投資家為聯盟榮譽顧問，如：成思危、菲爾普斯、吳曉玲、賈康、吳曉求、向松祚、曹遠征、顧惠忠、汪潮湧、趙忠義、張興勝等多位領導、學者、企業家、投資家。聯盟努力將自身打造成為國內最全面的金融信息管理平台以及金融垂直信息搜索引擎，致力於向公眾提供“及時、有效、實用”的核心金融產業信息，增加公眾投資決策的前瞻性和可靠性，幫助金融機構及投資者搶佔金融價值鏈的至高點，運用中國大金融聯盟的網絡信息服務平台，降低信息獲取成本，提高金融系統信息運行效率；實現系統內會員資源、客户資源、品牌資源的互利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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