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嘉興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陳啓航，計劃將正在運營的視頻製作教學賬號，轉作黨史學習題材相關內容。第一期的故事從一百零二年前的“巴黎和會”講起：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會和談失敗，美、英、法欲將山東主權從德國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的軟弱行為引發愛國人士不滿；正在湖南長沙教書的毛澤東深刻感受到，羸弱的中國無法在世界立足，中國到了救亡圖存的時刻。“五四”前夜，北大學生羣情激奮，以張國燾、許德珩、段錫朋為主導的學生組織上街遊行，披露北洋政府的“惡行”，“五四運動”就此爆發。但學生們的愛國行徑遭到當局政府殘酷鎮壓，進步學生紛紛被捕。

此時的湖南，愛國運動遭到督軍張敬堯暴力鎮壓，毛澤東上京請願“驅張”，但北洋政府置若罔聞，多次請願均以失敗告終；羅章龍、鄧中夏前來探望暫住福佑寺的毛澤東，安慰他不能回家為父奔喪之憾。看了幾期視頻，陳啓航好友楊易漸生興趣，態度也發生了轉變，不再堅決反對陳啓航轉向。陳獨秀南歸後，李漢俊與戴季陶前來商討推廣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事宜，受邵力子引薦，陳望道應允戴季陶翻譯《共產黨宣言》。李大釗創立馬克思學説研究會，以英譯諧音“亢慕義齋”命名。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非常支持，專門闢出北大西齋宿舍的兩間房，供研究會使用。

1920年5月25日，吳佩孚離開衡陽，譚延闓伺機而動直逼長沙，“驅張運動”獲得勝利。毛澤東心繫湖南民生，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的啓發，彷彿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絲希望的微光。陳望道回浙江義烏老家潛心翻譯《共產黨宣言》，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終於完成，雖然譯文不足兩萬字，但卻花費了平時譯書的五倍功夫，不料發行單行本經費告急，陳獨秀答應設法解決。高君曼受邀為中華女界聯合會授課，在那裏認識了年輕熱情的女幹事王會悟。陳獨秀請維經斯基幫助解決《共產黨宣言》的出版問題，維經斯基對此非常支持，並承諾未來還將贊助出版一系列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和資料。

1920年8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推選陳獨秀為書記。成立會上，決定儘快建立其他地區黨組織、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雖然它的成立只是中國共產黨百年曆程的一小步，但它卻是第一步，正是這一小步，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拉開了序幕。直皖戰爭結束，李大釗回京，得知上海黨組織已經成立，便立即開始與北大青年教師張申府等人物色北京方面的入黨人選，亢慕義齋的羅章龍、劉仁靜、黃凌霜等成為優先考慮對象。劉伯垂聯絡在武漢大力宣揚馬克思主義的陳潭秋、董必武、包惠僧等人，一致決定，儘快建立武漢黨組織。

毛澤東、楊開慧收到法國來信，得知向警予與蔡和森已組成“向蔡同盟”，毛澤東向楊開慧表明了自己反對舊式婚姻的觀點，楊開慧自然是十分贊同。文化書社一炮打響，毛澤東又立即着手聯絡各界人士，計劃創辦俄羅斯研究會，以踐行馬克思主義和俄式革命的經驗。上海，共同編輯《共產黨》月刊的李達與王會悟，感情不斷升温，高君曼積極為二人牽線。青年團作為黨的後備力量，隊伍不斷壯大，共產國際表示願意接收優秀青年赴俄學習。北京亢慕義齋討論黨綱草案時，黃凌霜因堅持無政府主義而退黨，會議不得不中斷，《勞動界》週刊也面臨重新分工。

這一次，雙方都冷靜了下來，馬林指出，中國各地成立了黨組織十分了不起，問題在於缺乏統一指揮，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儘快召開全國性的代表大會，建立黨的中央機關，統一領導共產主義事業在中國的發展，並承諾幫助解決經費問題。李漢俊、李達立刻着手通知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王會悟自告奮勇，負責統籌安排會議各項後勤工作。毛澤東與何叔衡接信後，立即動身前往上海蔘會，此時毛澤東已與楊開慧結婚，二人依依惜別。李大釗因為要替北京的教職人員索薪，實在無法抽身，最終，北京黨組織推薦張國燾、劉仁靜參會。在廣州，陳獨秀為建校批款奔波，派包惠僧作為代表前往上海，另一位代表是新婚不久的陳公博。陳公博心思活泛，攜妻子李勵莊同往。

“一大”第五次會議召開，陳公博與包惠僧等人因為“黨員能不能做官”的問題而發生激烈爭執，悶悶不樂，李勵莊勸他放寬心胸，未果。另一邊，租界巡捕隊伍發公告取締集會，巡捕程子卿發現李漢俊家正在集會，各地代表緊急撤離、四散，其中一部分代表聚到陳獨秀家討論下一步計劃。李漢俊家遭到搜捕，選擇留守的陳公博被嚇得不輕。李漢俊巧妙應對，危機暫時解除。當晚周佛海因身體原因留在博文女校，沒有參會，深夜，毛澤東悄悄潛回宿舍，帶去了代表們決定中止會議、等待進一步安排的消息。陳公博在外繞了幾圈才回到旅社，仍心有餘悸。

百年後的今年，陳啓航和楊易再次來到“一大”會議舊址南湖畔尋訪，追尋中國共產黨人淬鍊思想、錘鍊意志、堅守信仰的精神密碼。中共“一大”召開後僅一個多月，陳獨秀從廣州辭職回到上海，開始履行中央局書記的職責。高君曼對陳獨秀的突然迴歸又驚又喜，她希望陳獨秀今後能多抽時間陪伴孩子們成長，陳獨秀欣然應允。毛澤東回到湖南後，決定借船山中學的空房辦自修大學，鼓勵青年獨立思考、自主研究。與此同時，中共湖南支部的選址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最終落户清水塘。陳獨秀得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日常運營和《勞動週刊》創刊要由共產國際提供經費，勃然大怒，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應該自己解決發展的問題，不該依靠外力，與會者張國燾、李達等試圖解釋，未果。

這年秋天，毛澤東第一次來到江西安源煤礦。親眼目睹煤礦工人生活的疾苦後，毛澤東找到在礦場做段長的族叔，表達了在安源建校辦學的想法。通過族叔家工友張竹林介紹，毛澤東與煤礦工人在路邊酒攤聊天，試圖宣傳進步思想時卻碰了“軟釘子”，他發現，工人們雖然“日子過得不如狗”，但卻大多抱有“認天命”的想法，不願主動改變生活境遇，更不願付諸實踐。第二天，毛澤東不顧勸阻、下煤窯考察，切身體驗了礦工的艱辛。在上海，因為輿論壓力與家人決裂的楊淑慧，來到陳獨秀住處找周佛海。原來周佛海在老家已有婚配的事實被報社揭發，楊淑慧父親得知後盛怒，執意要解除女兒與周佛海的婚約。

毛澤東強調，想要發展工運，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工人“認天命”的思想，讓他們認識到可以通過抗爭，為自己爭取權益。由於與黨內部分同志，尤其是陳獨秀觀點不合，李漢俊決定離開上海回武漢。李漢俊去李達家辭行，莊重許下諾言，無論何時都不會放棄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理論研究。這一年的3月，去莫斯科參加“遠東勞苦人民大會”張國燾回到上海。他不無得意地告訴大家，自己受到了列寧同志的專門接見，列寧對國共合作問題表達了關切。但陳獨秀堅持認為，此事需要從長計議。1922年7月16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李達夫婦的寓所召開。也是在在這裏，陳啓航、楊易與“歷史中的一條魚”林帆偶遇，三人正式認識。

1922年8月9日，法租界當局以“宣傳佈爾什維克”為由，再度將陳獨秀抓捕入獄，共產黨內和社會各界的營救行動隨即展開。8月18日，陳獨秀獲釋，卻沒有回家，而是暫居旅社。高君曼對此頗有感慨。自從上次入獄後，她的身體每況愈下，也常常與陳獨秀髮生爭執，二人因此漸行漸遠，怕是要就此分開了。李大釗來上海拜訪陳獨秀，勸他務必要為黨組織保全自己，談及國共合作的問題，陳獨秀持反對態度。不久後，“西湖會議”在杭州召開，由於馬林從共產國際帶回了“尚方寶劍”，陳獨秀不得不與他就“國共合作”達成基本一致，但陳獨秀仍堅持必須保留共產黨的獨立性、自主性，並要求孫中山對國民黨進行改組。

該劇講述了在中華民族危難之際，中國最優秀的一羣先進分子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救中國的真理，選擇了信仰共產主義思想，共同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歷經艱難險阻、鋭意進取、不斷髮展壯大的偉大曆程。故事以毛澤東為主的“一大代表”為線索人物，從1919年之後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出發，以黨的發展脈絡為根基，展現了革命先輩們在黨面臨危急關頭，在民族遭受危難時刻，挺身而出、力挽狂瀾，通過他們不屈不撓和艱苦奮鬥，開闢了一條前所未有的革命道路，最終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3月，張國燾從莫斯科回到上海。此時李大釗被北洋政府通緝，也在上海暫避，而陳獨秀已到達廣州，中央機關也計劃遷往廣州。不久後，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全國黨員不斷增長，出席代表達近40人，初具規模。會議再次圍繞國共合作的問題進行了激烈討論，代表們的意見針鋒相對。毛澤東指出，應該將佔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吸納到革命中來，國民革命如果沒有農民參與，是很難取得成功的。會後，毛澤東與蔡和森、向警予意猶未盡，三人回顧了新民學會一路走來的歷程，誓要將新民學會“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宗旨堅持到底。

這年五月，在共產國際的建議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執委擴大會議，討論國共合作的問題，總結領導工運的經驗，張國燾應邀參加併發言，因為自己的意見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他近一年來的消極情緒一掃而光。會後，張國燾精神抖擻地返回北京，準備大幹一場。但事與願違，各地國民黨執行部遭到反動軍警破壞，漢口的劉伯垂，北京的張國燾、楊子烈夫婦被捕。上海黨中央接到張國燾被捕的消息，決定全力營救。

以毛澤東為首的14位國民黨執行部工作人員不久前向孫中山上書，反映了執行部欠薪和工作停滯等問題。眾人在感慨中仍不失希望，李啓漢向組織提請繼續從事工人運動。不久後，毛澤東因身體原因向陳獨秀告假，回到故鄉韶山，一面休養，一面進行農村調查。現實生活中，網友“幹就完了”來嘉興找到了陳啓航和楊易，因為對中國近代史的共同愛好，三人逐漸拉近了距離。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國共合作進入了一個動盪的新階段。李大釗與劉仁靜進行了推心置腹的深談，希望他能擺正生活與工作的關係，早日回上海擔負起團中央的工作。何叔衡去韶山看望毛澤東，對毛澤東將當地“農協”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感到又震驚和又欽佩。

毛澤東獨立橘子洲頭，寫下《沁園春·長沙》，他堅信農民階級可以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革命力量。在清水塘的一次聚餐中，他與何叔衡、郭亮等人話別，即將前往廣州工作。此前，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遭國民黨右派槍殺，廣州局勢十分複雜，國民黨內的分化趨勢已不可避免。陳獨秀主張退出國民黨，但共產國際沒有批准。這時的陳獨秀已經結束與高君曼十五年的婚姻，高君曼帶着兩個孩子搬到了南京。正在東征前線的周恩來深夜拜訪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原來蔣介石向他索要黃埔軍校和革命軍中共產黨員，以及所有跨黨黨員的名單。在陳延年和周恩來的建議下，鮑羅廷決定撤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全部共產黨員，另組國共合作的軍隊。

這年8月，因為鄧中夏與李啓漢妹妹李惠馨的婚禮，毛澤東、楊開慧、周恩來、鄧穎超、劉少奇、何寶珍三對夫婦及陳延年齊聚一堂。眾人舉杯歡慶，堅信中國未來的道路會越走越光明。婚禮後，革命者們四散東西，各自奔赴新的戰場。不久，北伐軍攻克湖北全境，國民革命政府由廣州遷至武漢，中共中央也從上海遷至武漢，一邊是前方戰場的節節勝利、捷報頻傳，而另一邊，國共雙方的政治分歧，也隨着北伐進程而愈演愈烈。1927年4月，奉系軍閥張作霖為了掐滅北方的革命火種，逮捕了李大釗。毛澤東、羅章龍、鄧中夏等人正在商討營救對策時，接到了上海爆發“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消息。

這年5月，中共“五大”召開期間，李大釗英勇就義的噩耗傳來。“馬日事變”爆發後，毛澤東徹底認識到，已經血流成河了，不能再這樣任人宰割！他主張建立一支屬於自己的武裝，但陳獨秀卻不願放棄忍辱負重求團結的老路。二人因此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吵。在毛澤東看來，要完成革命，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工人，就是農民，就是革命羣眾，這其實也正是他與陳獨秀之間的根本分歧所在。南京政府成立後，周佛海從武漢前去投奔，不料動機遭到懷疑，被捕入獄。出獄後，他對戴季陶表了一番衷心，很快就成了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干將和蔣介石的心腹，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起義於8月1日按期舉行，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序幕。六天後，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也就是著名的“八七”會議。會議批判和糾正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選出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總方針，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現實生活中，林帆、楊易、劉雙喜和陳啓航終於在線上“會面”了。他們感慨革命之不易，所謂 “大浪淘沙，始見真金”，在歲月和時間的盪滌之下，總有些底色是始終不變的。“八七會議”後，毛澤東回到湖南組織秋收暴動，目標是打下長沙、建立革命政權。他與楊開慧依依惜別，彼此鼓勵。

10月中旬起，他們開始沿湘贛邊界開展游擊戰，發動土地革命，在井岡山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胡宗鐸率“西征軍”進駐武漢前夕，在國民政府湖北省政府任職的詹大悲、李漢俊決定營救在押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唯一的辦法，是請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幫忙。李書城認為此事過於草率，堅決反對，但李漢俊表示早已想清楚了，如果真能救那些關在監獄裏的共產黨人出來，以一換百，值了。為了保存革命火種，朱德率部加入故交、國民黨將領範石生麾下，部隊轉戰江西上堡，聽聞毛澤東建立了井岡山根據地，特派毛澤東之弟毛澤覃上山建立聯繫。

1928年4月，朱毛勝利在井岡山會師，兩支隊伍整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任軍長，陳毅為政治部主任。而在上海，中共中央正在為即將於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積極籌備着。鄧中夏來找張國燾，傳達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指示，陳獨秀、張國燾作為特約代表出席“六大”。張國燾聞訊後一掃之前被處分的陰霾，而陳獨秀卻拒絕了邀請，此時他的次子陳喬年正被關押在獄中，凶多吉少。此後，陳獨秀錯誤地接受了托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對中國革命做出了悲觀的估計，提出了一系列違反黨的路線的觀點和主張，並在黨內組織“左派反對派”，這是黨的紀律絕不容許的，最終，陳獨秀等人被開除出黨。

鄧恩銘在獄中仍堅持鬥爭，利用放風的機會提高難友覺悟，拖着病體參加絕食抗議，並尋找機會籌劃越獄行動。這年除夕，紅軍躲避敵軍追擊途徑大柏地，為給大家改善伙食，軍需處給農户打欠條“借”來米麪肉菜，吃下這頓“百家飯”，全軍士氣高漲，主動請戰。面對“百家飯”，朱德卻不動筷子，此前妻子伍若蘭為了掩護部隊撤退，被敵軍俘獲，生死不明。在毛澤東的真誠勸慰下，朱德擦乾眼淚，振奮精神，參加了前委緊急擴大會議。

陳公博代表汪精衞向李達拋橄欖枝，李達一口拒絕。這天正好剛從蘇聯歸國不久、同為“一大”代表的何叔衡來找李達，因何叔衡在中國互濟會工作，所以瞭解不少舊友的情況，得知毛澤建犧牲的消息，李達、王會悟動容，舉杯為她祭奠。三人同為毛澤東的舊友，也都密切關注着他的動態。何叔衡透露，毛澤東所部準備再次攻打長沙，形勢不容樂觀。林帆與陳啓航、楊易在嘉興會合，決定合作錄製幾期歷史視頻，這一期要錄的是主題是“株洲轉兵”。紅一、紅三軍團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後，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再次攻打長沙。

故事講述到這裏，陳啓航、楊易、林帆也更覺革命的不易，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必須要有極其強大的內心，才能在無數次試錯中，逐漸摸索出一條對的路。時任滿洲省委書記的陳潭秋前往哈爾濱傳達六屆三中全會精神，會中遭遇軍警搜查，被捕入獄。他在獄中化名孫杰，以樂觀的精神等待組織營救。為了緩和難友孟堅的自責情緒，剛剛受完刑回到牢房的陳潭秋鼓勵大家堅持鬥爭，期待革命勝利的那天。1930年、31年間，大批在蘇聯學習的中國共產黨人回國，投身於國內的革命鬥爭。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得到糾正後，張國燾攜妻子幾經輾轉，回到闊別兩年多的上海。直到入住東方旅社後他才得知，幾天前何孟雄等11位同志在這裏被捕了。

幾乎與此同時，蔣介石任命何應欽為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針對中央蘇區展開了第二次圍剿。毛澤東、朱德佈下“口袋陣”，等待敵軍自己鑽入包圍圈。苦等多日，敵軍王金鈺部終於鑽入“口袋陣”，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紅軍採取集中優勢兵力，先打弱敵，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取得了第二次反‘圍剿’的完全勝利。周恩來來找王明，告知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勝利的消息，王明不以為然，認為紅軍最高指揮官應為多位將領的犧牲負責。周恩來看出王明是擔心毛澤東威望過高成為不穩定因素，對他的片面説法予以有力的駁斥。

何叔衡感慨，從秋收暴動至今，短短4年時間，毛澤東走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走出了幾萬紅軍的大好局面。此時的中央蘇區橫跨江西、福建兩省21個縣，已經有兩百多萬人口，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選舉毛澤東為主席，何叔衡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和工農檢察人民委員。董必武自蘇聯歸國，拜訪出獄後在上海工作的陳潭秋。陳潭秋在獄中深受折磨，身體垮了，暫時無法前往蘇區，兩位老友約定不久後在蘇區再見。包惠僧在國民黨政府屢屢碰壁，無奈之下找到時任國民政府江蘇省政府常委的周佛海幫忙。周佛海以過來人的身份勸包惠僧收斂鋒芒，凡事小心為上，千萬不要得罪蔣介石。

毛澤民來看毛澤東，表達了對“進攻路線”在蘇區大行其道的憂慮，恰逢此時毛澤東接到中央來信，要他回去主持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陳獨秀在公開庭審時舌戰法官，自辯詞擲地有聲，最終被判處八年監禁。李達為了擺脱特務的監視，攜家眷離開上海，在北平高校任教。陳公博再次登門，請李達去汪精衞手下任職。李達不僅嚴詞拒絕，還反問陳公博，眼下日軍攻佔熱河，長城各口告急，為何蔣汪之間竟還在無休無止地爭權奪利、搞內鬥？！陳公博被問得啞口無言，拂袖而去。陳潭秋終於來到日思夜想的蘇區，與董必武重逢，時隔多年，二人在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又一次成為了同事。蘇區鹽價金貴，董必武省下自己的配額，送給陳潭秋。董必武告訴陳潭秋，正被蘇區大力批判的“羅明路線”和“鄧毛謝古”，其實都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實則是在批“毛澤東路線”。毛澤東怕周圍人因自己受到牽連而遭遇政治打擊，索性閉門謝客，連朱德都不見。

臨時中央領導人博古錯誤地認為，這次反“圍剿”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階級決戰。他盲目聽從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指揮，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方針，使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達到頂峯。紅軍苦戰一年，終未能取得第五次反“圍剿”的勝利。1934年秋，臨時中央決定撤出蘇區。博古本有意把毛澤東留在蘇區，在周恩來等人的據理力爭下，才同意讓毛澤東隨隊轉移。何叔衡、陳潭秋、毛澤覃、瞿秋白等留在蘇區掩護大部隊撤退，即將面臨艱苦卓絕的鬥爭。此時陳潭秋的妻子徐全直已在白區犧牲，陳潭秋化悲憤為力量，以十二萬分的熱情投入到工作中，趕在長征開始前完成了籌糧任務。毛澤東從於都回到蘇區，與妻子賀子珍準備轉移事宜，兩人不得不與愛子毛毛分別，十分不捨。

1934年12月，中央紅軍到達湘南縣城通道界內。博古得知中央紅軍只剩3萬多人的事實，陷入慌亂，周恩來要求召開擴大會，研究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並指明毛澤東必須參加。會上，毛澤東提出應立即放棄北上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為向敵軍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到貴州去開闢新的根據地。除李德外，與會者一致同意。之後，中央紅軍渡過烏江，把敵人的幾十萬追兵拋在身後。1月7日，紅軍進入黔北重鎮遵義，獲得了短期休整的機會，戰士們圍坐在篝火旁，依次展望了革命勝利後的美好圖景，還彼此約定，到時要一起去莫斯科看看。幾天後，遵義會議召開，糾正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路線的錯誤，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成為中國革命歷史上一次事關生死的偉大轉折。

此後，毛澤東又帶領紅軍三次渡過赤水，有效地調動和殲滅了敵人，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川黔滇邊境的企圖。何叔衡、陳潭秋等按照中央指示往閩西方向突圍，發現敵情緊急轉移。何叔衡受傷，隊伍去老鄉家暫作休整。陳潭秋拖着病體，根據遵義會議精神，制定了在當地堅持遊擊鬥爭的正確方針。會後，他經汕頭、香港到達上海，醫治傷病。而此時的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的正確指揮下，正想盡一切辦法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他們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難，翻越終年積雪、空氣稀薄的夾金山，終於到達懋功地區，與紅四方面軍順利會師。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政委李先念率先遣部隊前來迎接，他與徐向前都認為，下一步應回岷嘉地區，在川陝甘邊建立根據地，這與中央北上川陝甘的計劃不謀而合。

1935年8月，右路軍到達草地盡頭的班佑地區。中央要求左路軍迅速出兵班佑，向右路軍靠攏，但張國燾一意孤行，拒絕繼續北上。身在左路軍的朱德和劉伯承對張國燾分裂中央的行徑予以堅決抵制，張國燾一怒之下，揚言要對他們進行紀律制裁。另一邊，中央紅軍終於到達位於陝北根據地邊境的吳起鎮，與陝北的紅十五軍會合。緊接着，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率領紅軍取得了直羅鎮大捷，粉碎了敵軍對陝甘邊蘇區的“圍剿”，鞏固了西北革命根據地。毛澤東指出，對所有俘虜都要進行政治教育，着重對他們宣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覆校在即，董必武繼續出任校長。學員眾多，董必武主動提出可以在露天上課，這種不怕吃苦的樂天派精神感染了其他同志。

1936年1月底，張國燾召開會議，表示同意瓦窯堡決議的方針路線。6月6日，張國燾宣佈取消他另立的“臨時中央”。10月22日，紅一、二方面軍主力在寧夏將台堡會師，紅軍長征勝利結束。為了説服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西安事變爆發。中央接信後開會研究，毛澤東主張，可以有條件地恢復蔣介石的自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並藉此機會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陳獨秀、陳松年得知蔣介石被扣在西安，頓感一家人的血海深仇有望得報，但陳獨秀很快明白，必須國難當頭，必須放下家仇，惟願蔣介石能夠就此悔悟，奮起抗日。

9月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國共合作為主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楊子烈來到延安，與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的張國燾夫妻團聚。王明由蘇聯回國，在十二月會議上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原則，在毛澤東等人的堅決抵制下，王明的錯誤意見沒有形成決議。張國燾去找毛澤東，提出要代表邊區參與清明節祭祀黃帝陵活動。這一反常的舉動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就在國共兩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帶領全國人民抵抗侵略的同時，國民黨內以周佛海為代表的一批投降派、親日派，卻錯誤地對抗戰前途抱持悲觀情緒，通過各種渠道與日軍接觸談判，謀求所謂的“和平”。

蔣介石安排張國燾進軍統工作，身在延安的楊子烈挺着大肚子向毛澤東辭行。毛澤東明知她不會再回來，仍大度地予以放行。去蘇聯治病的王稼祥回國，帶來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決議，以及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的口信。毛澤東撰寫的抗戰名篇《論持久戰》在大後方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經由《新蘇黎世報》記者波斯哈德的實地採訪，共產黨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被歐洲瞭解。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在即，王明竟提出在武漢開會的不合理要求，對此，周恩來、董必武等長江局其他負責人都予以堅決抵制。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相持階段的任務，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

1939年6月,蔣介石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平江慘案”，毛澤東要求國民政府嚴懲反動派。此事也令黨中央意識到，為了針鋒相對地迴應國民黨頑固派的謬論，延安還需要更多的“筆桿子”。毛澤東收到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後，看了不下十遍，常看常新，他評價該書是“中國人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科書”。張聞天提議請李達到延安來，協助宣傳工作，這與毛澤東的想法不謀而合。在劉雙喜的邀請下，陳啓航與楊易準備動身前往延安。陳啓航提前做好了幾期視頻，其中一集關於許久沒有出現的陳潭秋。陳潭秋從蘇聯回國後，任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周恩來去蘇聯治傷前，轉道迪化探望老朋友。陳潭秋告訴周恩來，新疆軍閥盛世才已經撕掉“親蘇”“擁共”的招牌，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陳潭秋莊重承諾，儘管環境險惡，仍會與同志們一起好好建設新疆，支援抗日前線，完成黨交辦的任務。李達昔日的學生、同事呂振羽到訪重慶，轉達了來自毛澤東和延安的邀約。

國民黨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間，閻錫山集中6個軍的兵力，對共產黨領導下的山西新軍即決死縱隊和犧盟會組織發動進攻，製造了“晉西事變”，使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遭受了巨大損失。晉西事變後，國民黨頑固派又先後在隴東、冀南等地挑起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八路軍在自衞的原則下，在有理有利的條件下，進行了堅決的反擊，擊退了來犯之敵，並通過談判與國民黨軍隊劃定了各自的防區，徹底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而此時，抗日戰爭已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為了摧毀中國人民的抗日決心與意志，1940年3月，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扶持下，汪精衞成立南京傀儡政府，成為日寇侵華惡行的工具和幫兇。

包惠僧從張國燾處得到消息，急忙上山探視。但陳獨秀已進入彌留，抱着《小學識字教本》撒手人寰。盛世才倒向蔣介石的跡象越來越明顯，中共中央決定撤出在新疆的黨員。陳潭秋髮揚精神，主動要求留下殿後。幾乎與陳公博同時，周佛海也開始鋪墊退路。他通過軍統香港站和上海站，聯繫上了戴笠，還和陳果夫、陳立夫搭上了關係，通過他們向蔣介石轉達合作的願望。1942年9月17日，軍閥盛世才派人將陳潭秋、毛澤民等5名中共駐新疆負責人秘密軟禁，第二天，又包圍了八路軍辦事處，將中共在新疆的全部人員拘押，連家屬和病殘都不放過，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新疆事件”。

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在重慶召開，董必武單刀赴會，申明瞭中共堅持抗戰的立場，公開揭露了國民黨的反共行徑，有力反擊了國民黨頑固勢力的造謠和污衊，獲得了廣大進步人士的讚譽。1943年9月27日，陳潭秋、毛澤民和林基路三位烈士,被盛世才秘密殺害。由於消息隔絕，黨中央並不知道他們已經遇難，仍在積極展開營救。日軍在太平洋上的基地被美國海軍一個接一個地拔掉，周佛海預感到日本帝國主義大勢將去，託人給蔣介石傳話，應當保全實力，以備中日問題解決之後對付共產黨，暗示自己屆時將助蔣介石一臂之力。國民黨特務越來越肆無忌憚，常常上門騷擾八路軍辦事處。董必武以過生日為名，宴請民主人士，爭取到社會各界對共產黨的支持。

重慶方面公佈了舊金山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名單，共產黨代表只有董必武一人，原定參會的恩來和博古同志都不在其中。董必武向毛澤東表示，他所代表的是黨和黨所領導的解放區，身後有解放區一萬萬人民、97萬正規軍和220萬民兵的支持，舊金山之行，一定不辱使命。董必武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歡送會”，他在答記者問時指出，新中國不是任何一個黨派、一個組織可以代表得了的，各黨派之間更不應以對抗的方式一較短長，一分高下。新中國成立後，董必武歷任政務院副總理、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和代主席等職務。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莊重地向全世界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今年是2021年，中國共產黨已走過百年曆程，追溯歷史，陳啓航、楊易、林帆、劉雙喜一起回到故事的起點——嘉興南湖。百年前，一個大黨誕生於一條小船，從此，中國共產黨引領革命的航船，劈波斬浪，開天闢地，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偉大的革命實踐產生偉大的革命精神。“紅船精神”正是中國革命精神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