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林和小林

一對很窮很老的農人夫妻，忽然生了兩個兒子，翻了一晚上《學生字典》，沒有找到合適的字取名字，而在天亮時，突然看到太陽照着的樹林，因而取名為大林和小林。

十年後，大林和小林遵照父母臨終時的囑咐外出找活兒。大林想的是“將來一定要當個有錢人”，小林卻説“一個人總得幹活”。他們途中遇到一怪物，因分頭逃跑而兄弟失散，而兩人的遭遇恰好符合了各自的願望。小林遇到了狗紳士皮皮和狐狸平平，皮皮把他當做貨物拍賣給咕嚕公司老闆四四格。在這裏，小林和小夥伴們天天受苦捱打，四四格甚至把小孩變成雞蛋吃掉，於是，他們就一起反抗，用鐵球打死了四四格。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又變出來第二四四格，打死了第二四四格，又變出了第三四四格。無奈大家就分開跑。小林與小姑娘喬喬一塊兒，跑到了開火車的中麥伯伯家裏，這時，小林還給大林寫了信，可惜他不明白，沒有地址的信是永遠寄不到的。大林那天見到的是狐狸平平的弟弟——狐狸紳士包包。包包想做大官，就把大林送給大富翁叭哈做兒子，從此改名唧唧，整天吃吃喝喝，成了一個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會的寄生蟲。

他要跟薔薇公主到海濱結婚，坐專列火車。當時海濱正在鬧饑荒，有四節糧食車等着運送，火車司機就讓卸下唧唧的四節行李車，可是薔薇公主不讓卸，工人便罷工不開火車。恰巧的是，火車司機就是小林。於是，唧唧就叫怪物來推車，火車被推到海里，唧唧漂流到一座富翁島上，他為能獨自擁有整座島上的財寶而得意，可是因為他什麼事情也不會做，最後只好在金元堆上餓死了 ^[2]  。

20世紀30年代，中國民族矛盾、階級矛盾都異常尖鋭：內有軍閥、官僚混戰，外有強敵入侵，國家處於動盪不安之際，而最大的受害者是處於水深火熱中的老百姓。1930年3月底，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剛剛成立不久，就如何辦好《少年大眾》進行了專題研討，同時確立了30年代兒童文學創作的一些基本原則。這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產生了很強的社會號召力，作家的兒童文學創作開始自覺地轉向揭露社會黑暗和表現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

由於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主張與當權派的利益相悖，所以一經成立就受到了中國國民黨政府的破壞和鎮壓，查禁書籍刊物、檢查稿件、通輯甚至秘密殺戮革命文藝工作者。白色恐怖迫使文學創作者採用更為曲婉隱晦的方式來進行創作，兒童文學創作恰好可以滿足這樣的需求。張天翼成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員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面對殘忍嚴酷的現實，在時代與組織的號召之下，張天翼毅然地踏上了現實主義兒童文學創作之路，創作了中國第一部長篇童話《大林和小林》 ^[7]  。

小林是雙胞胎中的弟弟，身軀瘦小，但他熱愛勞動、吃苦耐勞、機智勇敢。在談到未來的時候，小林心裏牢記的是爸爸説的那句“一個人總得幹活”，在小林的心裏人是需要勞動的，並不能夠不勞而獲，生活需要自己去創造；一直都是憑藉自己的勞動在過生活。被皮皮賣給四四格後，他每天都在辛苦的勞動，在窗外還只有月亮的時候就起牀，最後，小林和夥伴們設法逃脱四四格的魔掌，來到中麥伯伯身邊後，小林學會了開火車，有了一技之長可以謀生，成為了一名自立自強的鐵路工人，憑藉自己的勞動生活。

勤勞自立的小林還很機智勇敢。父母去世後，留下年幼的他和哥哥相依為命，面對可怕惡怪物，恐懼之餘他機智地想到脱身之法；當皮皮撿到小林聲稱小林就是他的東西的時候，小林不服氣，與皮皮爭執；在去找國王裁定的時候，小林想到了逃跑在四四格的咕嚕公司，小林被四四格苛刻地虐待，但是他沒有逆來順受，他會思考；在不知為何自己辛苦的勞動成果要被別人剝奪時，他毅然地和小夥伴拿着自己製造的金剛鑽去賣，卻受到了無情的懲罰。但是小林並沒有放棄，他用鐵球救出了變成雞蛋的喬喬，最終和小夥伴們一起用鐵球打死了四四格，逃出了魔掌；在得到中麥伯伯的幫助成為鐵路工人後的小林為了給災區人民運去糧食，他堅持自己的原則，和站長正面交鋒。

小林不論是在絕境下的自我求生還是為了受災民眾的利益，他都是積極想方設法應對，用他的聰明才智一次次地化解危機、為窮人爭取利益。小林的形象是典型的“善”的兒童形象。張天翼將小林置於“善”的理念中，賦予他的一切性格特徵都是以此為基準的。小林在自己和朋友們身處絕境、飽受折磨的時候勇敢地反抗剝削者的壓迫，最終憑藉着自己的力量過上了自立自強的生活 ^[7]  。

大林是雙胞胎中的哥哥，與弟弟“善”的形象相反，他是“惡”的形象代表，他膽小怕事、好吃懶做。在和弟弟聊天的過程中他表達了他的“理想”：“我將來一定要當一個有錢人。有錢人吃得好，穿得好，又不用做事情”。

大林膽小怕事，遇到怪獸的時候，他沒有想辦法逃脱而是遇到苦難很消極，他認為人沒有物質財富活着還不如死了，但是懶惰的他從沒有想過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獲得財富，總想着有什麼奇蹟發生。所以後來當包包想要利用他來實現自己的官夢的時候，他也是甘心被利用，從沒想過逃脱去過自立自強的生活。

大林好吃懶做的性格特點在他給叭哈當上兒子後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此時的他應叭哈“爸爸”的要求改了名叫“唧唧”；他為了享樂，放棄了自己的尊嚴，去取悦別人，連最起碼的吃飯就藉助別人來完成，不管走到哪裏身後總有幾百個聽差服侍；只吃不做的大林變成了一個沒有絲毫自理能力的大胖子。《大林和小林》塑造了一個典型的好逸惡勞、貪圖享樂的“惡”的兒童形象 ^[7]  。

《大林和小林》中其他形象可以劃分為“有錢人”和“窮人”。屬於“有錢人”一類的國王、王子、公主之流昏庸無能，四四格、叭哈奢靡可恥；而和小林一樣屬於“窮人”一類的有勇敢無畏的喬喬，有善良好心的中麥伯伯。正是有像喬喬一樣的勇敢的朋友的幫助小林才能逃脱四四格的魔掌，有中麥伯伯的幫助，小林才學會了開火車 ^[7]  。

《大林和小林》中對“文以載道”的思想進行了新的演繹，將傳統兄弟故事中的善惡較量深入到階級對立的範疇，投射入社會意識形態的價值領域之中。張天翼在故事中進行批判與呼喊表現了他對於現實社會的不滿以及對未來理想世界的渴求，這使其呈現出了鮮明的社會教化功能。

《大林和小林》在開篇，故事就借小林之口説出了這樣的話語；“媽媽和爸爸都是窮人，媽媽和爸爸都是好人”，作者的階級立場就已經顯現出來了。在故事裏也能可以明顯地將人物劃分為兩個陣營：一個是以小林、喬喬、四喜子、中麥伯伯等為代表的處於社會底層受壓迫、被剝削的普通百姓；另一方則是以四四格、叭哈、狐狸皮皮、國王、大林（唧唧）等為代表的統治者。在不平等的社會里，現實的一切都談不上公平；在黑暗的社會里，貧富差異很大。

極端的不平等、不公平以及貧富的懸殊是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存在的不爭事實。張天翼在講述大林和小林的故事時，將這樣的現實賦予到了故事中人物的設置和情節的發展中 ^[7]  。

張天翼在故事裏通過誇張的手法，對不平等的生存狀況有非常極致的表現。對不平等的批判意味着對平等的渴求，而平等不是被給予的，它需要被壓迫的一方奮起反抗。只有這樣才能為混沌的世界開闢一條光明的路，創造一個新的平等的世界，因此抗爭意識的覺醒就顯得尤為重要。

小林的抗爭精神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很具渲染力，社會需要的正是這樣生生不息的抗爭。張天翼藉故事揭露了社會的黑暗和剝削階級勢力的強大，同時也為讀者指出了方向，那就是聯合所有工人、農民的力量，反抗剝削、反對壓迫，最終百姓團結的力量定能夠戰勝、打倒黑暗勢力 ^[7]  。

《大林和小林》凸顯了遊戲性和娛樂性和娛樂性的特點。

《大林和小林》中，小林和他的兩個小夥伴因為到街上去賣他們為四四格生產的鑽石，被巡警抓到“足刑室”受刑，這樣的情節邏輯既不同於縝密的科學或哲理的邏輯，也不同於強詞奪理的“強盜邏輯”，它是一種超常的、不合成人之理卻合乎兒童之情的邏輯，在這種邏輯統領下的情節妙趣橫生。通過模仿兒童生活中富有遊戲性的事件來使情節具有遊戲性外，還可以對事件進行遊戲性的加工處理，使作品的情節充分體現出遊戲的幽默和怪誕美學氣質。把一些事件進行了遊戲性的處理，從而使故事情節富有遊戲趣味。在極度荒誕中帶有濃厚的兒童遊戲的味道，使作品帶上了鬧劇的色彩。讓兒童發笑，覺得有趣，又讓兒童在不知不覺中愉快地接受了童話中所藴涵的嚴肅的社會主題 ^[8]  。

《大林和小林》還表現在幽默風趣的語言。使用第一人稱，或以兒童的口吻來敍述事件，輕鬆活潑，娓娓道來；還善於抓住兒童的口語特徵。在該作品中，人物的對話符合人物的年齡、身份、教養和習慣，運用簡單而且千篇一律的語句，以及“後來……後來……後來……”的語癖，都是孩子們常用的，讓人忍俊不禁。還有一些不合邏輯的語言。

作品中也有用兒童的口吻編寫的韻文；引人發笑的韻文只能出自孩子之口，孩子們也最能理解，有一種稚拙之美；幽默風趣的語言盡情地表達了孩子們的情趣，富有遊戲性 ^[8]  。

《大林和小林》中，採用了對照式即對比的創作手法，傾注了對社會底層兒童生存現實的深切關注。在描寫正面事物的同時描寫反面事物，把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行為命運等置於強烈的對比之中，使讀者獲得深刻的印象。作者通過對“惡”與“善”的鬥爭的講述，通過對“有錢人”與“窮人”不同“命運”的對比，有力地否定譏刺、批判前者。

作品中嘲諷了國王、王子公主之流的昏庸無能，暴露了吃人的剝削者四四格、叭哈的窮兇極惡，而且通過大林的經歷，着意寫出了做“富翁”的“好處”（可恥和無聊）；而小林與小姑娘喬喬則熱愛勞動，不怕艱苦，敢於反抗，並與勞苦大眾同心協力，團結起來同四四格及其狐羣狗黨做鬥爭，最後獲得鬥爭的勝利。整部童話暗示了時代進步、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規律，這種暗示，是通過童話裏幻想與現實相對照的方式來實現的 ^[2]  。

《大林和小林》中儘管有小林、喬喬、中麥伯伯等現實型人物，有火車、學校之類現實性事物，然而從總體看，那是一個擴散和瀰漫着奇幻，只有在兒童的幻想中才“合理”才“真實”的童話世界；從農村寫到城市，覆蓋了廣泛的社會層面。窮人就是到了城市裏也是連人身自由都沒有的，而紳士們的惡劣行為竟是有法律規定的。此外，作品中還寫到了王子公主，寫到虐待、吞食童工的資本家，追捕、捆綁工人的巡警，無端處罰勞動者的法官，只吃不做、專養臭蟲的富翁，以及不學無術、只為賺錢的皇家小學校長、老師等。

與此同時，《大林和小林》還寫了農民、工人、童工、火車司機等；寫了鐵路工人的罷工鬥爭和他們被新國王抓起來關到牢裏，寫了工人、農民、教師、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都提出抗議，連外國的老百姓的團體也打電報聲援。他們在特定的童話世界和幻想氛圍裏生活着，活動着，就自然地強化了童話中人與事的現實性、可信性，強化了童話的藝術力量。作品描述了小林在稀奇古怪的情節中不斷成長的過程，從一開始遇到妖怪和狗紳士時想盡法子逃跑，到後來遇到四四格後聯合苦孩子反抗，到最後面對國王、公主、法官、唧唧，站長竟與別的火車司機共同罷工。小林的覺悟不斷提高，鬥爭的聲勢日益壯大。雖是童話，卻似現實鬥爭一樣的驚心動魄。

作品的強烈政治性竟然使一向恬靜、優美的童話境界產生質的飛躍。妖怪、四四格把人變為雞蛋，皇家小學校的賽跑，國王、王子、公主、狐狸、狗組成迷離的一團，構成了幻想的整體氛圍，這便保證了整體性的幻想邏輯自然和諧、渾然一體 ^[2]  。

《大林和小林》中將喜劇手法和漫畫手法糅合起來使用，形成了喜劇性的漫畫手法，也就是用漫畫高度誇張的手法達到一種引人發笑的喜劇性效果。諸如荒誕的細節、諧謔的語言，以及由此產生的漫畫式的喜劇性效果，都在《大林和小林》中發出藝術的光芒。

《大林和小林》喜劇性的漫畫手法，特別注重在極度誇張的藝術手法中融入兒童的情感和幻想，使那些剝削者、壓迫者的醜陋和卑劣簡明地放大、鮮明地凸現，不動聲色地將醜惡的荒誕與荒唐淋漓盡致地公之於眾，無需評判，意向即很明確。作家把因深刻的感觸而產生的強烈感情融化在童話幻想之中，化現實的抽象為幻想的具象，成為一種更為巧妙的誇張。誇張之極，巧妙之極，也有趣之極。尖刻的諷刺意藴與美妙的兒童情趣因極度誇張的藝術手法而渾然一體。笑聲後面所藴含的思想使幻想有了分量，其間的思想與智慧帶給了讀者獨特的藝術審美享受 ^[2]  。

《大林和小林》故事開篇沒有侷限於“從前有一個國王......”式的傳統的一個次元幻想世界而是構築了幻想和現實交匯的二次元童話世界。整個故事在講述的過程中傳遞給孩子們的信息都是窮人都是好人，富人都是壞人。這樣的人物設置方式的好處，能夠讓孩子在閲讀中認識到階級對立的社會現實。但是極端的劃分同時也會給兒童讀者造成一些誤區，認知社會、社會上的人和事不可以採用鮮明的二分法，這樣看來，張天翼讓故事服務政治意識的成分似乎過於明顯這樣簡單化的認知方式過於極端，對孩子的價值判斷也會造成負面的影響。

同時，為了喚醒讀者的抗爭意識張天翼在描寫故事中小林和朋友們的反抗鬥爭時，過多的誇大了兒童的能力。在幻想的童話世界裏什麼都有發生的可能性，但是故事的內容也要以現實的可能性為參考，在這裏童工們用大鐵球一而再地砸死剝削者，作者不免有為了喚醒讀者的抗爭意識，對兒童自身的能力進行了不符合實際的誇大和拔高。

為了揭露剝削階級的醜惡嘴臉，打消孩子們當“富翁”的念頭，張天翼將大林作為反面教材，可以説是無限度地去誇大他的空虛和懶惰，對他表現出了一種極大的厭惡和仇視。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張天翼把大林作為剝削階級的一位代表人物來諷刺、譏笑、懲罰，對他懷着極大的憎惡之情，同時他也試圖讓小讀者們也對大林充滿憎惡，從而自覺的摒棄不好的習慣，喚醒抗爭的決心。但不能忽視的是，大林其實也只是一個孩子，縱使他有貪圖享樂的初心，但每個孩子犯了錯都應該有改正的機會，這也是成長的一部分。大林的“富翁”夢其實也是不平等、不公平的社會造成的，他看到了貧窮父母的結局，在他看來窮就意味着沒有一切，就要被欺辱，沒有人教他怎樣自立、怎樣自強，他遇到的人就那麼巧合地將他變成了一個可惡的人。將一個孩子作為階級對立中被攻擊的靶子，將所有“惡”的因素都集中在一個孩子身上，似乎有些殘忍。其實作為孩子的大林也是那個社會的犧牲品和受害者。顯然，張天翼也沒有這樣的意識，他太急於地表現自己對剝削階級的強烈的憎惡感，以致他用頭腦中固定觀念取代活生生的生活的現實，最後也給《大林和小林》塗上了厚重的圖解政治觀念的簡單化色彩 ^[7]  。

張天翼執着地將成人眼中殘酷的現實呈現在了孩子面前，顯而易見的現實性立場。但是強烈、執着現實立場也讓《大林和小林》遺失了一份美感。童話的主要受眾是兒童，所以在反映苦難、悲慘、黑暗的社會，引導孩子思考社會、人生的同時，也應該將成人世界的不幸用符合兒童的思維特徵和審美追求的形式來呈現，這才是一種真正的童話的現實精神。

童話的創作者經常會在作品中通過想象和誇張來構造一個神秘、新奇、優美的童話意境。但是因為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現實是舊事物受到了全面的否定，“因為崩潰者己經生存了好幾千年，它的沒落就顯現出非常複雜的形態。一方面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它仍有相當的力量壓制新生；另一方面卻又腐氣彌深，爛到根底，社會倒退回原始階段，一切醜惡都顯得那樣鬆散和簡單。”這種背景下，張天翼也不由自主把他的關注的目光轉向那些各式各樣的黑暗事物，用一種堅定的態度去批判他們。

《大林和小林》中諷刺和誇張，針對的都是卑劣的人物形象以及醜陋不堪的社會現象。甚至這種漫畫式的誇張已經到了一種讓人作嘔的程度，毫無美感可言。故事中很多描述不僅沒有美感，反而讓人作嘔，當然這也不會是兒童對世界的感覺，更像是成年人在對世界感到極度悲哀失望後而形成的一種變形的誇張、辛辣的諷刺。

張天翼採用漫畫式的誇張描寫這一形象是為了表現上層階級的醜惡，但是這醜陋不堪的形象也讓兒童在讀故事的過程中對美感的期待和嚮往化為了烏有。同樣是為了表現統治階級、上層社會的奢靡、醜陋，在故事中張天翼為了揭露醜惡的社會現象，在第十章“叭哈的家裏”和第十四章“不幸的事”中對“臭蟲”的生活和待遇都進行了大篇幅的描寫，這讓人噁心的動物、讓人噁心的場面，不僅不會給孩子帶來美感，反而會讓他們產生牴觸。張天翼筆下“兄弟模式”中的誇張着意於現實的黑暗面，而當誇張被極端地運用來描寫醜、揭示丑時就趨向於成人文學創作的誇張脱離了兒童的審美世界 ^[7]  。

張天翼為了表達政治主題的需要，對本不該呈現在兒童世界的暴力進行了宣揚。在《大林和小林》中暴力時常出現，如小林和朋友們對付四四格的時候，用的是拋鐵球砸的辦法。四四格是可惡的、殘忍的剝削者，小林和朋友們要想擺脱他就要抗爭。在這裏張天翼為了表現受壓迫者的反抗，喚醒人們的抗爭意識，設置了孩子用鐵球砸死人的情節。無疑，這樣的做法是不恰當的，這種暴力的行為不該出現在童話中，而暴力行為的主體更加不應該是還是個孩子的小林。小讀者看到這樣的情節，受到影響，當在生活中遇到不喜歡或是厭惡的人也有可能去模仿這樣殘忍的、暴力的行為去應對，顯然這種血腥和暴力對小讀者的人生觀、價值觀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再如紅鼻子王子偷了老人的帽子，當老人呼救的時候，王子對老人就是一頓拳打腳踢，老人的胸口出了很多血。最後老人不但沒有得到幫助反而還被説成“用胸口打王子”受到了懲罰。這裏張天翼通過王子的暴力行為表現出了統治階級的蠻橫和殘忍，揭露社會的極端不公平。兒童文學是“反暴力”的，但是並不是意味着兒童文學裏要用欺騙和隱瞞的方式將世界的本質遮蔽起來。暴力與欺騙、苦難與惡俗本身就是塵世的真實存在狀態之一，只是故事應該將事實的本來面目用一種委婉的方式呈現出來，將事實的真相和情誼的真摯有機結合起來，使兒童文學既能夠反映社會生活的真實本質，也能將成人對於兒童成長的關懷融入其中。但《大林和小林》中不論是受壓迫者暴力的反抗還是統治者暴力的欺壓，鮮明的政治立場讓讓張天翼將暴力寫進了故事裏，帶入了兒童的世界中，而這與兒童善良的心地、美好的本性卻是相悖反的 ^[7]  。

2020年4月，《大林和小林》入選《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中小學生閲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小學段）名錄 ^[4]  。

1984年，根據張天翼同名童話改編的木偶動畫片《大林和小林》由中國木偶藝術劇團演出 ^[11]  。

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創建人、副理事長蔣風：《大林和小林》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中國文壇上，在中國兒童文學史上應該説是具有首創意義的 ^[6]  。

泰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副教授孫建國：《大林和小林》是中國長篇童話的開山之作；它以“新奇的”敍事姿態，奠定了其作為中國兒童文學拓荒者的地位 ^[6]  。

著名學者、文學評論家劉緒源：《大林和小林》所圖解的“革命理論”掩蓋了它的這種審美傾向 ^[9]  。

《大林和小林》最初連載於1932年1月20日、7月20日《北斗》第2卷第1期，第3、4期合刊。上海現代書局1933年10月出版《大林和小林》單行本，後來多次再版；1956年11月，《大林和小林》由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修訂再版；1958年，《大林和小林》由賈拓夫譯成俄文，原蘇聯莫斯科兒童出版社出版。在這之前，該書也曾被譯成英文在歐美國家印行。從1954年到1980年，外文出版社將其譯為英、法、德、印地文出版 ^[6]  。

張天翼（1906年9月26日-1985年4月28日），學名張元定，字漢弟，號一之，筆名張天淨、鐵池翰，中國現代小説家、兒童文學作家。1938年發表短篇小説《華威先生》；曾任《人民文學》主編等職。他的作品多以嘲諷筆調，文筆活潑新鮮，風格辛辣。著有短篇小説《包氏父子》及兒童文學作品《大林和小林》《羅文應的故事》《寶葫蘆的秘密》《禿禿大王》等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