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氏父子

老包是一個在大公館裏當聽差的唯命是從的僕人，他不甘心永遠處在這樣卑下的地位，而自己又老了，發財致富無望，於是便把“往上爬”的希望寄託在兒子包國維身上。他千方百計，費盡心機地供奉兒子上“洋學堂”，因為只有在“洋學堂”畢了業才能獲得當官發財的機會，而老包也才能實現當老太爺的願望，做個“人上人”，安享榮華富貴。但包國維卻不爭氣，不用功讀書，不思進取，追求虛榮，整日與富家紈絝子弟鬼混，甚至輕視、嫌棄生身父親，最後因充當闊少爺的打手，闖了禍而被學校開除。老包的希望終致幻滅。 ^{[1]  [3]}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張天翼住在南京八府塘六號他姐姐張稼梅家。八府塘雲集各色人等，從機關小職員、街上殺豬的、闊人家的大司務到公所看門的、走投無路的失業者，張天翼與他們一起喝酒淡天。這種環境為他提供了不竭的創作源泉。當時，正處於“五四運動”後，大革命失敗的革命低潮時期，中國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對革命前途喪失了信心，由悲觀轉而消沉。城鎮的一些市民階層也增長了市儈習氣，畏難苟安，汲汲於個人私利，他們既有光宗耀祖的封建思想，又填進了資產階級的“新派”，追求起送子弟念洋學堂，將來做大官了。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張天翼根據張稼梅家所住大院的門房父子為原型創作了小説《包氏父子》。 ^[4-5] 

有錢人家公館裏的奴僕，幹了三十年，在奴僕中的地位比別人強，深得主人信任。他心地善良，忠厚朴實，勤勞節儉，但又愚昧、儒弱、無能，自欺欺人，一心向上爬。為改變為人奴僕的地位，把全部希望、信念放在供兒子上洋堂唸書上，幻想着靠兒子爬到“老太爺”的位置上。為供包國維上學，他寧願忍辱受苦，省吃儉用，想方設法，借債求人，把當奴才積攢一生的血汗錢都填了進去。 ^{[3]  [6-7]} 

老包的獨生子，從小喪母，由當聽差的父親一手拉扯大。作為聽差之子，他生活貧困，社會地位低下。可是在父親的嬌慣、縱容下，他脾氣暴躁，驕橫無禮，沾染了紈絝惡習，不用功讀書。他趨炎附勢，嫌貧愛富，嫌棄父親，輕視父親的窮朋友，而對富豪少爺們則百般奉承、討好，雖受盡歧視、冷落甚至侮辱，卻忍氣吞聲，安之若素。 ^[3] 

公館的廚師，同情老包，也贊同老包送兒子上洋學堂的做法，被老包引為“知己”。當老包因兒子不快時，他常勸老包説：“現在他吃你的，往後你吃他的。你吃他的——你是老太爺；他給你吃好的穿好的，他伺候你舒舒服服。” ^[5] 

包國維的同學，富家闊少。他傲慢自大，無所事事，不學無術，和包國維一起留了級，卻毫不在意，一心只想着打籃球和玩弄女生。包國維羨慕他的生活，百般討好逢迎，甚至為幫他追求女生而打傷了人；而他則根本瞧不起出身貧寒的包國維，只把對方當成一個幫閒，雖然帶到家裏玩卻時刻防着包國維偷東西。 ^[8] 

作品通過老包“望子成龍”的悲劇，寫出小市民階層幻想與現實的矛盾，鞭撻了愚蠢無知與空想虛榮以及“向上爬”心理。老包希望通過對兒子的“投資”換得地位改變，以便有朝一日真正過上“老太爺”的生活。他的生活經驗告訴他，單靠自己的辛勤和忠誠，再也無法得到發展，唯一的指望是兒子，只要兒子上了洋學堂就能做大官，他就是大官的老太爺了。於是，兒子成了他生活的主宰，他由此形成了“望子成龍”的牢固觀念，併成為支配他一切行動的內在動。因此，他甘願過儉樸的生活，低聲下氣到處求援借債，暫時放棄做父親的尊嚴。在“望子成龍”的背後隱藏着“現在他吃你的，往後你吃他的”的心理。在張天翼塑造的所有具有“向上爬”心理的形象中，老包的願望最卑微，而作者仍沒有讓它實現，説明作者對“向上爬”思想否定之徹底。 ^[9] 

“向上爬”思想的實質是一種奴性思想。老包的“望子成龍”觀念中分明體現着奴性。他想做老太爺，實際是寄望於依附兒子庇護，而無形中把自己降到了從屬地位。不僅如此，在整個作品，老包無論性格還是行動都表現出很重的奴性。他是深得主人賞識的僕人，也是兒子的“僕人”，即便被兒子呵斥，他仍以抱歉的心理，感到是自己先對不住兒子。對兒子以外的世界，他慣會用鞠躬、下跪、流淚等手段與之周旋。他的性格里沒有“爭”，只有“求”，是一個愚者、弱者，是一個可笑可憐可悲的人物，從中不難看出作者怒其不爭的感情。而小包身上的奴性思想更為突出。老包多少還有一些改變奴隸地位的願望，小包則是一個奴性十足的奴隸。他願永遠當富家子郭純的隨從，滿足於為虎作倀。 ^[9] 

小説還通過老包與小包的衝突及共同失敗的結局，揭示了舊教育制度的黑暗與腐朽。包氏父子之間的矛盾衝突，反映着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時代特徵。當時的社會，封建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普遍存在。如果説老包是封建思想觀念的義僕，小包則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奴才。老包要求兒子走類似舊式科舉成名的老路，十年寒窗，飛黃騰達；小包則幻想成為盡情享樂的時髦闊少，享樂腐化，得過且過。他們的矛盾反映了過時了的封建思想與摩登化的資產階級思想的矛盾。作者既批判了老包“望子成龍”思想的可悲，也批判了小包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可惡。在現實面前，篤信“學而優則仕”的老包碰了壁，一味追求時髦的小包也沒有好下場。這種同以失敗告終的結局，體現了作者舊教育制度和舊社會風氣的徹底否定，也從客觀上説明了不改變社會制度，勞動人民改變社會地位的一切努力都只能是幻想。 ^[9] 

該小説的藝術風格表現為細膩寫實和粗獷誇張交相融匯，幽默的喜劇性與沉重的悲劇性熔為一爐。作家遵循現實主義創作原則，通過對包氏父子及其周圍人物的描寫，表現了紛紜複雜的世態和眾生相。無論人物性格、社會風貌、時代氛圍都是典型的、真實的。除了包氏父子外，其他眾多人物雖着墨不多，但個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在場景方面，從闊人公館、僕役下房到銀行、省立學校，這些廣闊紛繁的生活場景，充滿了時代氣息，表現了歷史的真實感。在描寫包氏父子向上爬的幻想如何一步步破滅時，作家用的是寫實手法，符合客觀現實的真實。 ^[3] 

在刻畫老包這個城市貧民的典型時，作家將誇張的、粗線條勾勒的速寫手法與較細膩的寫實手法結合起來，較為曲折地表現了老包的期冀、幻想、歡樂、幻滅、痛苦的過程。作家對於老包的悲慘命運飽含同情，但對他畸形病態的性格弱點則加以毫不留情的諷刺，有時是直接譏諷，更多的則是通過描寫老包的心理和動作表現作家冷峻的諷刺。作家對於老包的諷刺更注重對於被扭曲的心態和靈魂的揭示而非外形上的漫畫化，既有冷峻辛辣的諷刺批判，又有委婉含蓄的同情與憐憫。 ^[3] 

對於包國維，作家更多地運用誇張諷刺手法，從外形到內心加以嘲笑和批判。小包出場時，作家一再用用踢房門、揚眉毛等強烈的、略帶誇張的特徵性動作，突出他驕橫無禮、淺薄無聊的性格，使人感到可笑、可厭。作家把包國維放在兩個不同的環境，對其行為加以對照描寫。在家裏，包國維稱王稱霸，隨意不理父親，老包忍氣吞聲，這種悖乎情理的反常構成了第一個強烈反差。而在闊少郭純家，包國維卻判若兩人，搖尾乞憐，形成又一個強烈反差。為更深一層地諷刺、批判包國維，作家又設計了第三個強烈反差：包國維的幻想與現實的強烈反差，對包國維追求虛榮的心理進行了辛辣的揶揄和嘲諷。第三個強烈反差正是前兩個反差的心理依據。 ^[3] 

該小説的故事時間從老包接到小包的成績單與繳費通知單開始，到小包被學校開除結束，其間歷時約半月餘。其中前四部分的內容與第五部分的內容在故事時間約有半月間隔，其間情節作者一筆帶過。前四部分安排得較緊湊，可以劃分為九個時段：1、老包接到繳費通知後為錢發愁；2、老包與小包商量繳費的事；3、老包到銀行和學校乞求減免費用；4、小包與同學在路上調戲女生；5、小包諂媚逢迎富家子弟；6、老包為制服費四處借債；7、老包順利繳費併為小包偷頭髮油；8、小包在郭純家做白日夢；9、小包責備老包。 ^[11] 

小説有老包和小包兩個主人公。對於這種情況，中國傳統小説往往採用“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敍事方法，分別敍述不同主人公在同一時段的活動。這種處理雖可以詳盡敍述兩位主人公的活動，但會使本文時間成倍增加，造成故事時間與本文時間的時長嚴重不協調，在閲讀效果上會使讀者產生冗贅感。《包氏父子》的作者摒棄了傳統敍事方法，以故事時間為基準，以老包和小包兩個主人公的路遇、回家、交談等情節作為銜接，在前一時段敍述老包的行為，又在緊接的時段敍述小包的行為，在接下一來的時段又將敍述視角變換為老包，這樣在一個自然的時間序列裏以不同的時段為單位，靈活變換不同的敍述視角，穿插表現兩個主人公的貫穿動作。從不同的敍述視角來看，一個完整的時間序列分割成九個不同時段；從情節接續來看，將兩個主人公的路遇、回家、交談作為銜接巧妙進行敍述視角的切換，因此九個時段毫無間隙地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單元，從而使本文時間與故事時間基本等長。這樣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序列裏，即使同時兼顧兩個主人公的行為，敍事也顯得簡潔流暢，避免了傳統敍事方法所帶來的覺悶和冗贅感。 ^[11] 

1983年，北京電影製片廠將該小説搬上銀幕，由謝鐵驪執導，管宗祥、劉昌偉主演。 ^[12]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劉士傑：《包氏父子》應該説是一部悲劇性作品，可是張天翼卻是用喜劇的手法來寫的。這樣，它就成為一部具有喜劇色彩的悲劇作品……張天翼擅長寫喜劇化的人物……可是，作為他的代表作，《包氏父子》的成功卻提醒人們對於他寫悲劇的傑出才能也同樣不能忽視。《包氏父子》的成功還提供了這樣一個啓示：在喜劇作品中注入悲劇因素，就可使作品不致太過浮淺，太過誇張，而有所節制，增強了分寸感，從而使作品顯得更為深沉，更有力量。《包氏父子》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優秀作品是當之無愧的。 ^[3] 

現代小説家、兒童文學作家。原名張元定、張一元。祖籍湖南湘鄉。曾任《人民文學》主編等職，獲得過全國少年兒童文藝榮譽獎。著有短篇小説《包氏父子》、《華威先生》、中篇小説《清明時節》及兒童文學作品《大林和小林》、《羅文應的故事》、《寶葫蘆的秘密》等。 ^{[2]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