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淑琴

夏淑琴，1929年5月出生在南京。日軍進攻南京前，家裏共有9口人。外祖父聶佐成（70多歲）、外祖母聶周氏（70多歲）、父親夏庭恩（40多歲）、母親夏聶氏（30多歲）、大姐夏淑芳（16歲）、二姐夏淑蘭（14歲）、夏淑琴（8歲）、大妹妹夏淑芸（4歲）、小妹妹夏淑芬（1歲），一家人住在城南新路口5號一哈姓（伊斯蘭教徒）的房屋裏。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隊日本兵約有30人來到夏淑琴家門前敲門，剛剛打開門的哈姓房主就遭到槍殺。夏淑琴父親看到這個情況，就跪在日本兵面前，懇求他們不要殺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槍打死。夏淑琴母親嚇得抱着1歲的小妹妹躲到一張桌子下面，被日本兵從桌子下面拖出來，日本兵從母親手中奪過小妹妹，把她摔死在地上，接着他們扒光了母親的衣服，幾個日本兵對母親進行了輪姦，然後用刺刀把她殺死，並在她下身裏塞進一隻瓶子。後來，幾個日本兵闖進隔壁房間，那裏還有外祖父、外祖母及兩個姐姐。日本兵要強姦兩個姐姐，外祖父和外祖母拼命護着我們，均慘遭槍殺。日本兵撕下兩個姐姐身上的衣服，她們分別遭到幾個日本兵的輪姦。大姐、二姐被輪姦後又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日本兵還將我外婆的竹手杖插進了大姐的下身裏。當時夏淑琴躲在牀上的被子裏，由於恐懼，嚇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後刺了三刀，昏了過去，不省人事。也不知過了多久，夏淑琴被4歲妹妹的哭聲驚醒，看到周圍全是親人的屍體，姐妹倆哭喊着要媽媽。到處找吃的東西，幸好家裏有些炒米、鍋巴，渴了就在水缸裏舀冷水喝。就這樣，姐妹二人與親人的屍體一同生活了14天。後來，姐妹倆先後被“老人堂”（慈善機構）和舅舅收養，舅舅一家生活也很貧窮，從12歲開始，夏淑琴不得不自謀生計，賣過菜，做過傭人。就這樣，在新路口5號，除了夏淑琴和妹妹夏淑芸，夏淑琴家9口人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日本兵殺死了7口人。

夏淑琴(8張)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以後，夏淑琴的生活才開始改善。

1954年，夏淑琴與張鴻章結婚，有3個孩子。 ^[2] 

2004年11月23日上午，夏淑琴訴日本右翼作者松村俊夫、東中野修道、日本展轉社株式會社侵害名譽權。

2009年2月5日，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訴日本右翼侵害名譽權案在日本終審勝訴。

2012年12月6日，夏淑琴啓程赴日本，先後到日本大阪、京都、福岡、岡山、神户、金澤、名古屋、東京參加“證言集會”，歷時12天，向當地民眾講述當年歷史。 ^[3] 

2014年12月13日，夏淑琴為國家公祭鼎揭幕。 ^[1] 

夏淑琴(2張)

1998年日本亞細亞大學教授東中野修道和日本自由史觀會成員的松村俊夫，分別通過日本展轉社出版了《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和《南京大屠殺的大疑問》兩本書。在書中，夏淑琴等人被描述成了“假證人”，作者更指夏淑琴是“故意編造事實，欺世盜名”“其證詞是某個人在某個時間裏想象出來的”，他們“只是被政府特意培育成那樣”。

2000年為了捍衞自己的名譽權和中國人的尊嚴，時年71歲的夏淑琴在南京以侵害名譽權為由，起訴日本人松村俊夫、東中野修道及日本展轉社，分別要求松村俊夫、東中野修道立即停止對她的侵害行為，在中日兩國各主要報紙上賠禮道歉，並分別賠償人民幣80萬元。 ^[4] 

2004年面對夏淑琴的起訴，日本的兩位被告並未能出現在南京玄武區的法庭上，後法院分別於2004年9月15日、16日舉行了質證庭，並於同年11月23日、25日先後進行了公開審理。

2006年8月23日法院依法作出判決：被告松村俊夫、被告東中野修道與被告展轉社株式會社，立即停止出版《南京大屠殺的大疑問》和《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並將已出版的書籍收回和銷燬。分別於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人民日報》，日本國內的《讀賣新聞》等主要報紙的顯著位置刊登向原告夏淑琴賠禮道歉的聲明，並一次性賠償原告夏淑琴精神損害撫慰金共計人民幣160萬元。

“這是一場公正的判決”，77歲的夏淑琴聽到判決結果後激動地説，“我活一天就要告一天，不但為被日軍屠殺的家人，也為身後30萬的死難同胞。今天，我終於在國內打贏了這場官司，但這還不夠，我還要在日本告倒他們（日本右翼）。” ^[4] 

夏淑琴在南京起訴日本右翼是南京大屠殺受害者首次在中國法院對日本右翼提起的此類訴訟。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援助協會副會長朱成山表示，這例案件意義比較重大，以往不管是南京大屠殺、日本細菌戰的中國受害者，還是中國勞工受害者，起訴地大多在日本，這給受害者的維權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涉及二戰期間的民事起訴按照國際慣例是可以在中國進行的，夏淑琴案在國內審理為中國人就二戰期間的維權開闢了新的領域。”朱成山表示。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美國牧師約翰·馬吉冒險拍攝的紀錄影片《南京暴行紀實》，真實記錄了南京城南門東新路口5號兩家平民11口人慘遭殺害的情景，其中倖存的那個小女孩就是當時年僅8歲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

截至2019年11月18日，登記在冊在世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只剩80人 ^[5]  。

夏家的悲慘經歷被當時南京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馬吉用攝影機記錄下來，並載入有關文獻，著名的《拉貝日記》中也有關於夏家遭遇的記載。在戰後南京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上，夏家的事例也被作為證據採用。

夏淑琴是拉貝在日記中提到名字一個的倖存者，她撫摸着紀念館內拉貝的照片，“我們都感激拉貝先生，他的孫子來到南京看望我們，我特別高興”，她還向拉貝之孫托馬斯·拉貝講起了自己與拉貝先生的一段淵源：“那時我8歲，拉貝先生特別喜歡我，1938年他要回國了，又是雨又是雪，他把我和我舅舅找來，我那時特別狼狽，他用大衣緊緊地裹着我，我那時頭上身上都有蝨子，可他竟不嫌髒，還抱着我……他説想把我帶回國去，可因為當時我家人都被殺了，妹妹已被送孤兒院，舅舅覺得要留一個小孩，捨不得我就沒同意”。對於拉貝日記幫助夏淑琴告倒了日本右翼，托馬斯·拉貝非常欣慰：“這是應該的，就像當年德國人也賠償了猶太人”。身為醫生的托馬斯·拉貝還特別談到了80歲的夏淑琴老人的健康狀況，“我特別高興跟你見面，尤其看到經歷過苦難的你現在這麼健康，你太了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