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形態

城市形狀（urban form）、城市型式（urbanpattern）和城市形態是三個不同的概念，它們間具有密切的內在聯繫。城市形狀主要指城市外部輪廓所呈現的圖形，是城市形態的低層次研究內容；城市型式主要指城市各物質要素的空間位置關係及其變化移動的特點。城市形態則是城市集聚地產生、成長、形式、結構、功能和發展的綜合反映。

狹義的城市形態，主要是指城市實體所表現出來的具體的空間物質形態。

廣義的城市形態研究包括社會形態和物質環境形態兩個主要方面。

廣義的城市形態不僅僅是指城市各組成部分有形的表現，也不只是指城市用地在空間上呈現的幾何形狀，而是一種複雜的經濟、文化現象和社會過程，是在特定的地理環境和一定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中，人類各種活動的結果。是人們通過各種方式去認識、感知並反映城市整體的意象總體。

城市形態由物質形態和非物質形態兩部分組成，具體來説，主要包括城市各有形要素的空間佈置方式、城市社會精神面貌和城市文化特色、社會分層現象和社區地理分佈特徵以及居民對城市環境外界部分現實的個人心理反映和對城市的認知。

①城市由村落—鎮—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的自然漸變規律；

②城市內部形態；

③城市形態演化規律。

城市用地地形等自然條件、城市用地功能組織和道路網結構等因素，其基礎骨架是交通軸線和水系軸線，空間軸線對城市形態的規劃也具有重要影響。按城市交通軸線分類、城市形態具有放射型、環型、環狀放射型、方格型、樹枝型、平行型、扇型、星型、衞星型、星座型、連環型、環繞型、帶型等多種型式；按城市水系軸線分類，具有帶型、分流型、合流型、放射型、分散型、中央島型、中央分離型、樹枝型等型式。

第一層次為宏觀區域內城鎮羣的分佈形態；第二層次是城市的外部空間形態，即城市的平面型式和立面形態；第三層次是城市內部的分區形態。通過城市形態的研究，可從縱向和橫向兩方面的比較探討城市自身的發展規律，解釋城市發展中的多種現象，並預測城市未來發展。城市形態學是一門正在興起的城市規劃學分支學科。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學者培根(Baken, 1976)、吉爾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喬伯格(Sjoberg, 1960)等對傳統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貢獻。他們的著作除了詳盡的描述了西方城市歷史形態演變過程之外，亦討論了引起其變化的原因。如斯喬伯格在《工業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敍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離，隨着城市的出現與發展，人類最終出離了原初的狀態。城市的發展同時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複雜的能滿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質環境，人們從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許多學者所認為，城市是人類歷史上繼農業生產之後的第二個意義重大的創造。”傳統中國城市同樣吸引了廣泛的研究(董鑑泓, 1982; 賀業炬, 1985; Sit, 1995；Wu; 1993; Xu, 2000)。兩種城市形態思想影響了傳統中國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禮》(西周)的最後一章“考工記”，其中所強調的“圍合城牆”、“南北軸線”、“宮城居中”和“對稱佈局”反映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中國傳統的倫理與哲學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漢)，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導自然的哲學，人類的居住環境應和自然環境相協調，在城市建設中，人們可以利用環境條件達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則反映在《周禮》和《管子》中，互相補充構成了獨特的中國傳統城市形態理論，並且影響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徵。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發展史中佔有顯著的位置。儘管上述城市歷史理論著作較少直接提及傳統經驗對現代城市建設的意義，但是它們已經並將會繼續對現代學術及實踐領域產生深遠影響。

古典市鎮規劃分析起源於歐洲中部，以德國的斯盧特(Schlter, 1899)為代表的“形態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論基礎。“形態基因”在康澤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進一步發展，通過分析歐洲中世紀城鎮，規劃設計元素被劃分為街道和由他們構成的交通網絡；用地單元(plots)和由它們集合成的街區；以及建築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創立並運用以下概念方法：“規劃單元”(plan unit)、“形態週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態區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態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塊循環”(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鎮邊緣帶”(fringe belts)，康澤恩的研究在英國形成了康澤恩學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鎮邊緣帶”的影響最為廣泛，這一概念指城鎮邊緣由混合用地構成的動態帶型區域，其存在是城鎮歷史發展的普遍現象，對這一“不穩定”區域的研究有助於對城鎮發展演變的理解，並進一步為規劃管理提供建議。康澤恩對城市形態研究的貢獻可概括為五點：(1)建立了基本的市鎮規劃分析體系；(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獻中使用完全的過程演變的方法；(3)確立以獨立的基本地塊為研究單位；(4)使用詳細的地圖配合實地調研和文獻分析的研究方法；(5)發展了城鎮景觀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於英國伯明翰大學地理系的城市形態研究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繼承和發展了康澤恩的思想，是目前這一領域最為活躍的學術組織之一。近年來，他們的影響已逐漸由歐谷凱　城市形態的理論洲擴展到了整個西方的城市研究學術領域。儘管市鎮規劃分析研究發展出許多分支，例如對建立城市“規劃控制”和“發展管理”原則的應用，但它對舊城保護實踐的意義依然最為重要。

形成於美國的形態理論有兩個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紀20年代出現的被稱作文化形態研究的伯克利學派，它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於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芝加哥學派，這一學派運用折衷社會經濟學理論強調城市用地分析。在社會學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創立了同心圓理論的基礎上，霍伊特(Hoyt, 1939)發展出扇形區理論，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發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論。20世紀50、60年代以後，他們及其追隨者的研究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廣泛影響。城市功能結構理論作為城市形態研究的一部分是因為它關注城市用地，而規劃和建築設計僅被視為城市用地的載體。另外，相對於解釋城市內部不同功能分佈的城市功能結構理論，克里斯托爾(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間的空間及規模關係。城市功能結構理論反映了從社會經濟學角度研究城市用地發展關係的城市形態方法。

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在這裏廣義的包括宏觀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方法。

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在建築環境(built environment)與商品生產過程之間建立了聯繫。這一領域的代表學者哈維(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觀形成與變化和資本主義發展動力之間的矛盾關係，再此基礎之上建立了“資本循環”(capital circuits)理論，他指出城市景觀變化過程中藴涵了資本置換的事方法實。鮑爾(Ball, 1986)推進了這一思想，發展出“建築供給結構”(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討論了建築生產過程中的相關社會元素，其中包括發展商、規劃管理和服務對象的動力作用及其之間的相互關係。更進一步，諾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築供給結構”包括更為廣泛的範圍，通過對美國城市景觀的分析，諾克斯證明了社會文化因素與經濟因素同等重要並影響着城市環境的形成過程。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強調建築環境產生和變化與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過程密切相關，在這一過程中資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時城市發展的組織形式及相關社會機構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點(Wu, 1998)。

喬爾(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賴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類行為與物質環境關係的理論，他們的探索包括人類如何感知特定的環境並且產生行為反應，進而如何在設計實踐中利用這些規律。在這些研究中客觀科學的方法代替了舊的個人直觀的行為研究傳統，他們的理論著作改變了現代規劃與設計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圖”(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來反映個人對環境的感知，通過使用“節點”、“路徑”、“地標”和“區域”作為基本元素來分析環境心理趨向。他同時使用“可識別性”來描述環境特質，好的建築環境使居民感覺舒適，親切。林奇強調好的城市形態還應包括：活力與多樣性(包括生物與生態)、交通易達性(開放空間、社會服務及工作)、控制(接近人體的空間體量)、感覺(可識別性)、靈活性和社會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贊諾(Lozano, 1990)和特蘭塞克(Trancik, 1986) 討論了人對特定建築環境的行為反應，分析了現代城市問題多出於“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於這個觀點，他們建議城市發展演變應與當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適應，強調設計應與環境相協調，即“環境行為”的方法。

在大量的形態理論研究中，由建築師與城市設計師發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對理解城市形態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其中最為突出的包括類型學(typological studies)與文脈研究(contextual studies)。類型學起源於意大利與法國，意大利建築師瑪拉託利(Mara tori)、坎尼吉亞(Canniggia)和羅賽(Rossi)奠定了類型學的基礎。根據羅賽(Rossi, 1982)的解釋，類型是普遍的，它存在於所有的建築學領域，類型同樣是一個文化因素，從而使它可以在建築與城市分析中被廣泛使用。由於類型學關注於建築和開敞空間的類型分類，解釋城市形態並建議未來發展方向。類型學的方法在歐洲建築設計及城市景觀管理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文脈研究着重於對物質環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條件下創造有意義的環境空間。文脈研究在艾普亞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爾(Krier, 1984)、羅(Rowe, 1978)和賽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廣泛討論。其中最有影響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鎮景觀”(townscape)，這一概念的建立基於兩點假設，一是人對客觀事物的感覺規律可以被認知，二是這些規律可以被應用於組織市鎮景觀元素，從而反過來影響人的感受。通過分析“系列視線”(serialvision)、“場所”(place)和“內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國1950、1960年代的“創造嶄新、現代和完美”的大規模城市更新建設和富有多樣性特質的城市肌理(包括顏色、質感、規模和個性)相比較，後一種更有價值和值得倡導。這一思想對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城市快速發展的現實同樣有深刻的啓發作用。

這一理論認為城市由基本空間元素組成，它們構成了不同的開放與圍合空間和各種交通走廊等，空間形態研究從不同規模層次分析城市的基礎幾何元素，其目的是試圖描述和定量化這些基本元素和它們之間的關係。空間形態研究起源於1950年代由馬奇和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國劍橋大學創立的“城市形態與用地研究中心”。隨後各種不同概念被髮展用以定義和描述建築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空間語法”（space syntax），這一概念可以被定義為描述、解釋和定量建築或聚落空間結構的技術方法。這一方法不僅強調分析空間集合的幾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藴涵其間的社會與人類學意義(Hillier, 1983)。

以上討論的城市形態理論提供了廣泛的方法來剖析城市物質環境，儘管它們有重合之處，但根據所側重的研究對象和方法的不同，相關的理論概括起來可以被分為三類：

(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歷史研究、市鎮規劃分析，建築學的方法和空間形態研究。“形態分析”依靠從二維到三維的城市地圖、規劃與建築設計和城市實體研究，其目的是解釋城市現象和剖析其中隱含的規劃管理、建築師、業主和各種相關專業人員在城市形態變化中的作用及責任。

(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關注於人的主觀意願和人的行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研究過程包括實地觀察、問卷調查及相關人員的訪問；

它關注政治與經濟因素和相關的社會組織在“城市過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這裏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environmental concepts)根植於西方古典哲學性的研究框架論與方法思維和由其演生出的經驗主義哲學(empiricism)，其中包含兩點重要的思路：一是從局部(components)到整體(wholeness)的分析過程，複雜的整體被認為是由特定的簡單元素構成，從局部元素到整體的分析方法是適合的並可以達到最終客觀結論的途徑；二是強調客觀事物的演變過程(evolution)，事物的存在有其時間意義上的關係(chain of being)，歷史的方法可以幫助理解研究對象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在內的完整的序列關係。作為西方社會與自然科學思想的重要部分，形態的概念廣泛的被應用於傳統歷史學、人類學和生物學研究。形態的方法用以分析城市的社會與物質環境可以被稱為城市形態學，在英文文獻中以urban morphology、urban form或urban landscape表達。斯盧特(Schlter, 1899)、索爾(Sauer, 1925)、和康澤恩(Conzen, 1960)對城市形態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基礎性貢獻，其中索爾在“景觀的形態”一文中指出：形態的方法是一個綜合的過程，包括歸納和描述形態的結構元素，並在動態發展的過程中恰當的安排新的結構元素。城市形態的概念在建築學、城市規劃和城市地理學等學科已引起廣泛的關注，廣義的城市形態研究包括社會形態和物質環境形態兩個主要方面。不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與層面對這一概念有不同的認識，在本文中城市形態可以被定義為一門關於在各種城市活動(其中包括政治、社會、經濟和規劃過程)作用力下的城市物質環境演變的學科。

在探討城市形態研究自身的進一步整合以及城市形態與城市規劃和城市設計的關係之前，有必要對廣泛的相關理論研究作一回顧。為了便於分析討論，將之作以下歸類：城市歷史研究、市鎮規劃分析(town plan analysis)、城市功能結構理論(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政治經濟學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環境行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建築學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和空間形態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起源於建築師與社會學家尋找理想的城市形態以醫治“城市病”的烏托邦和物質形象的思想。在過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發展的實踐要求規劃師更多的關注於“政策規劃”、“發展影響評估”、“發展管理”、“社會規劃”和“經濟發展”。規劃師的職責似乎完全脱離了物質環境。然而，物質環境在規劃學科中，無論過去與現在都依然佔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規劃工作依然圍繞着兩個中心，一是計劃新建項目對現狀環境影響的評估，二是組成物質環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動部分的空間協調。”城市形態研究的價值在於它在城市動態變化的過程中適當安排新的結構元素的能力，如“形態分析”已成為提高城市“發展管理”和“設計控制”等規劃實踐的重要工具，評價規劃工作的優劣在某種意義上是指得到規劃許可的城市發展的結果。基於這一觀點，城市形態的方法對輔助與充實規劃實踐有重要意義。“可持續發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當前西方規劃學科的熱點課題，環境、經濟和社會效益與城市形態的關係日益得到重視。

(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創造較高建築密度，混合用地，發展步行和公交系統和一系列新的設計原則。作為物質參照的城市形態是“可持續發展”及“城市交通”等規劃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態研究應得到充分的重視。城市形態研究的意義同時存在於它與城市設計的關係，儘管城市設計概念自出現到現在的30多年來，還未形成一個全面共識的定義，但是，城市設計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在實踐層面上的認識，可以描述為是由建築學、城市規劃和景觀建築學參與的，給予環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動。其中的活動指利用現有條件，創造新的結構元素，用於提高缺乏統一與整體性的城市環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態的目標是理解城市結構形成過程與文化、社會經濟及政治的作用力的關係，城市形態與城市設計的同構關係，不僅表現在文字描述上，同時反映在設計實踐中，所以系統的城市形態研究可用於加強和整合城市設計的理論基礎。

根據諾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過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論，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會、經濟、人口、政治、文化、生產技術和環境變化過程所推動。城市化的直接結果是越來越多的人口居住於日益擴大的城鎮區域內，同時，城市化還導致了其它的一些結谷凱　城市形態的理論果，如城市體系、城市用地、社會結構、建築環境和生活方式的變化。特定的社會系統，如政府政策、法律體系、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關注到變化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作出一系列的反應繼而影響初始的動力因素，這一過程最終形成了一個動態變化的循環體系。諾克斯的分析利用廣義的政治經濟學作為“城市化過程”理論的基礎。作為城市化的一個結果，城市形態的變化明確的反映了城市化過程。基於以上討論，“城市形態作為城市化的結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這一模型，使物質的城市形態，抽象的政治經濟因素和城市規劃有機的聯繫在一起，從而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並可以被廣泛應用的方法來分析城市形態變化的動力及過程機制。在這一模型中“形態分析”與“環境行為研究”的概念與方法被強調作為主要的物質環境分析工具。形態分析關注於和城市相關的客觀物質、圖形及文字資料，環境行為研究強調城市居民和專業及行政管理人員的主觀意願的調查分析，方法它們互相補充，從不同的視角檢視研究對象，從而使城市形態的研究更為理性與客觀(圖1)。複雜性(complexity)與不確定性(uncertainty)理論在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時強調。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是西方社會科學中新興的邊緣學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種系統表現出的混亂、非連續性和難於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複雜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複雜特性挑戰了研究分析與規劃決策過程。充分認識到複雜性這一因素並不能使工作過程變得容易，但它可以使決策者有充分的準備，從而應對由複雜性產生的不確定性。對於不確定性的清晰認識可以幫助尋找適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決問題的過程取決於目標與方法的不確定程度，當人們對目標和如何達到這一目標的方法形成共識，確定性較高，分析與決策過程可以依賴科學與理性的步驟去完成；當人們同意目標的方向，但不知如何達到它，分析與決策是一個學習過程；當人們不確定要達到的目的，但有許多可選擇的方法，分析與決策成為一個討論過程；最後，如果人們同時不能對目標與方法達成共識，分析與決策成為在混亂中尋找秩序的過程。認識到不同類型的不確定性，可以對問題的特性作出判斷，從而找出更有效的解決問題的途徑。概括而言，複雜性與不確定性滲透於整個城市發展過程中，它們應成為形態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由傳統的單一計劃經濟為主體轉型為多種經濟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轉型性經濟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穩定性的發展政策和領導主觀意願構成了分析決策過程的複雜性因素。在相對有限的可借鑑經驗的條件下，缺乏明確的目標與工作方法往往同時成為城市發展規劃中的問題，對不確定性的充分認識對提高中國城市研究有特別的現實意義。

在城市化過程理論的體系內，形態分析與環境行為研究被強調作為主要城市形態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態分析，雖然包括廣泛的方法與技術，但對城市總體規劃和城市設計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認，規劃設計方案只是整個規劃過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規劃依賴於管理、控制和實施等各個環節，但規劃設計方案記錄了社會價值觀念、人們的主觀意願和環境管理方法。沒有作為形態基礎的規劃設計方案，大規模的規劃是無法實現的。好的城市形態決不是僅僅基於美學原則的標準，它更依賴於活動其間的人的感受與評價。得到人們欣賞並積極評估的城市環境是真正有價值並應得到廣泛的倡導與維護。基於環境行為研究發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問卷調查、相關人員的訪問和實地觀察，這些工作過程不僅重視專業和行政管理人員的意見，其中更關注普通居民及流動人口的意向，通過數據記錄與分析，最終將其反饋到規劃設計、政策制定及具體管理行為中。197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快速城市化過程，這一過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經濟與社會結構的重構。同世界其它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形態的變化，從動力機制到實體環境都顯示出不同的特點，其複雜性與多樣性對城市形態的理論研究具有特殊的價值。雖然國內階段性的城市形態研究已不斷出現，然而系統與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論的研究還有待提高。本文關於這一課題的思考，目的在於希望從大量的相關文獻中理出一個簡單與明晰的脈絡，並適用於實際案例的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