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垣

城牆

《史記·孝景本紀》：“ 上庸 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

城牆。

宋 曾鞏 《繁昌縣興造記》：“﹝ 繁昌 ﹞無城垣，而濱 大江 ，常編竹為障以自固。” ^[1] 

明 羅貫中《三國演義》第七四回：樊城周圍，白浪滔天，水勢益甚，城垣漸漸浸塌，男女擔土搬磚，填塞不住。 ^[2] 

明 徐弘祖 《徐霞客遊記·黔遊日記一》：“ 普定 城垣峻整，街衢宏闊。”

《福惠全書·卷二二·保甲部·城廂防守》：更有州縣近城垣之處，內有高阜小山，外有曠僻無人之地，恐宵小從此出入。 ^[3] 

徐遲 《財神和觀音》：“現在花藍隊沿着一個城垣似的高牆走，高牆裏面又是一個城垣似的高牆。”

最早的城牆遺址發現於河南淮陽平糧台和登封王城崗，屬龍山文化，當時可能已進入了奴隸社會。以後直到封建社會結束，各地城市絕大多數都建有城牆。城門和城牆轉角處的牆體常加厚，稱為城台和角台，其上的建築稱城樓和角樓。馬面是城外附城而築的一座座墩台，戰時便於夾擊攻城敵人，有時在城門外三面包築小城，以加強城門處的防衞，稱為甕城。

古代城牆多為土築,僅在城台、城角表面包磚,宋元時由於火炮的應用,才逐漸在全部城垣外表包磚,明代各大小城市均普遍包磚。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守備圖所畫箭道城，已表現了城樓、角樓和馬面。敦煌莫高窟壁畫由北朝至唐宋，都畫出了大量城垣形象。現存比較完整的城垣為西安和南京，均建於明初。1986年《睢陽袁氏(袁可立)家譜》：“自癸卯霖潦之後，城垣頹圮，城樓雉堞崩剝殆盡。”

[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畫中的城垣圖像]

城台、城樓和角台、角樓建在城垣的關鍵部位，具有軍事防衞的意義,但它們的平面突出在城牆以外,體型高聳在城牆以上，打破了大段平直城牆的單調，所以也具有審美意義。它們是城垣重點藝術處理部位，木結構的城樓、角樓與磚或土築的城牆形成了形象、色彩、材料和處理手法的豐富對比。它們的高大體量更引人注意，是城內外周圍環境的構圖中心和大街的對景。

城門洞的形制在南北朝以前主要是方首，用單層木過樑；唐宋至元時洞頂呈中平邊斜的三折形，木過樑為上下兩層,可見於敦煌壁畫和宋代卷軸畫,如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等;明清以後門洞普遍用磚砌築,成半圓拱形。古代主要城門常有3個門洞,唐長安城南牆正門明德門有5個門洞。由於門洞數的加多,城台和城樓也隨之加大加高，從而更為雄偉，增強了磅礴氣勢。

羅源城垣

明弘治十二年至十六年(1499～1503年)，知縣李南為防兵患，始築土牆於縣城要害之地，開設11個寨門。弘治十七年，知縣徐珪將各段土牆連成土堡，周長200丈，牆厚8尺，高1.5丈，除留迎恩門(北門)外，堵塞10門，另闢港邊、水南、朝宗、孝巷、水西5門。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改以卵石修築城牆，周長延至800餘丈，內設3個水關、5個城門，門上有樓。萬曆二年(1574年)，城上增砌垛堞，並移迎恩門面向岐陽孔道。萬曆七年，改用大石重砌城牆。數年後，添高牆體，重砌水關，加造敵台與串樓。至此，城牆高2丈，底寬1.3丈，面寬1.1丈，周長831丈。內設水關、城門各5個、敵台6座及4間木造串樓，東西南北4城門上有城樓(高2丈、深1.5丈、寬3丈)。城建後，因水串風災，牆身、串樓時有崩塌。明代，歷任縣官多有修葺，較大修復工程有7次。清代，城牆也有幾經修復，變動較大。順治六年(1649年)，守備於和拆串樓，塞小西門，創東門甕城。順治十三年(1656年)，於城外構造木柵千餘丈，柵上開設6門。翌年，建窩鋪28處，設炮台3座。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周城丈量：西至南115丈，南至東155丈，東至北120丈，北至西441丈；城高1.4～1.5丈不等，厚1丈；雉堞(帶有齒狀的矮牆)510垛；東門甕城與城牆高度相等，寬4丈餘。康熙四十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701～1758年)，又修復7次。民國時期，年久失修，民國27年(1938年)，因抗日戰爭的需要，拆除城牆內的城門門扇、城樓及雉堞等。新中國成立後，因城鎮建設需要，城牆各向先後拆除，1990年僅北向山顛尚有數處殘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