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爐夜話

中國傳統文人是快樂、超俗，亦或痛苦、壓抑，現已難以説得清楚。哪代文人即使在生活安逸、仕途得意時，心中也常存為天地立心為萬民請命的憂患意識，而在陡遭不測、傾家蕩產時，又能常常保持一份無怨無悔的淡然心態。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藴，因其博大，受其滋潤的中國文人的心胸也是寬廣大度的，其精神世界更是豐富多彩的。 ^[1] 

關於編撰本書的宗旨，王永彬在開篇之前有一個簡短的序言：“圍爐夜話，寒夜圍爐，田家婦子之樂也。顧簧燈坐對，或默默然無一言，或嘻嘻然言非所宜言，皆無所謂樂，不將虛此良夜乎？餘識字農人也。歲晚務閒，家人聚處，相與燒。煨山芋，心有所得，輯述諸口，命兒輩給寫存之，題曰圍爐夜話。但其中皆隨得隨錄，語無倫次且意淺辭蕪，多非信心之論，特以課家人消永夜耳，不足為外人道也。偵蒙有道君子惠而正之，則幸甚。”

王永彬身處風雨飄搖的晚清，面對世風日下、道德滄喪的時局，他對現實洞若觀火，疾呼政治改良與道德重建，探求修補世道人心的途徑，力求用自己的心靈之光照映出一條走出精神困境的道路。 ^[4] 

中國社會“家國同構”的特點，讓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家庭的血緣關係和對國家的忠誠。因此，王永彬特別看重“忠孝”二字，在他看來，“孝子忠臣，是天地正氣所鍾，鬼神亦為之呵護”。他提出“人須從孝悌立根基”，將“孝”提高到立身處世之根本的高度。王永彬還借用舜帝的事例，解釋舜能稱“大孝”的原因在於他“蓋能為其難也”，即舜能在危難中仍然不改孝心孝行，做常人不能做之事。在這裏，王永彬所提倡的“忠孝”，不是指愚忠或者愚孝，或是做作之舉，而是一種崇高的精神狀態和遠大抱負，即《圍爐夜話》中所説的“忠有愚忠，孝有愚孝，可知‘忠孝’二字，不是伶俐人做得來”[5]，“古人忠孝，不離心頭，今人忠孝，不離口頭，此是何等志量”。王永彬對忠孝“度”的把握無疑是值得肯定的。

王永彬在《圍爐夜話》第一則中就對子弟的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説：“教子弟於幼時，便當有正大光明氣象。”他認為幼年的教育首先要注意培養子弟言行坦蕩、胸懷開闊的舉止氣概，從小便應養成良好的行為品性。這與孔子“少成則若性也，習慣成自然”(《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的觀點是一致的，都強調良好的習慣和性格作為成功的基礎是需要從小培養的。針對父兄對後輩子弟的教導方式，《圍爐夜話》指出，兒童的天性本就是貪玩的，在教育中，長輩如果肆意放縱這種天性，而不加以約束，只會使兒童養成躁動之氣，最終使得“姑息者多有敗行”[8]。因而他主張“教小兒宜嚴，嚴氣足以平躁氣”。在這裏，嚴格的教育並不意味着就是施行打罵懲罰，更多的是指對小輩們的嚴格要求，讓他們能夠時刻記得“檢身心於平日”，善於自省，有警惕之心，學會剋制。另一方面，書中還強調父兄長輩在教導子弟時，需要以身作則，不然就會導致“父兄有善行，子弟學之或不肖；父兄有惡行，子弟學之則無不肖……無庸徒事言詞也”。

中國作為禮義之邦，歷來講究“禮義廉恥”。王永彬充分肯定了知廉恥、講良心的重要性，《圍爐夜話》指出：“人不忘廉恥，立身自不卑污。”在他看來，一個人要是能時刻保持廉潔方正的品行和羞恥之心，人格就不會敗壞，“天地生人，都有一個良心；苟喪此良心，則其去禽獸不遠矣”。失去了良心，喪失了做人的底線，就與禽獸沒有什麼區別了。王永彬還從側面指出了“立德”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第一百八十五則説：“文、行、忠、信，孔子立教之目也，今惟教以文而已；志道、據德、依仁、遊藝，孔門為學之序也，今但學其藝而已。”顯然，在這裏他批評了當時重視文教現狀之下隱藏着缺乏道德教育的弊端，他認為長此以往，不利於子弟品德的培養，因而需要重視立德，守住道德的底線。

人是社會性動物，沒有辦法不與外界發生聯繫，沒有辦法脱離羣體而存在。因此，處於社會生活中，就不可避免地要與人進行交往。在交往過程中，出於愛與被愛的需要，人們或多或少會找到與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王永彬在《圍爐夜話》中就如何選擇朋友提出了頗有見地的觀點，他認為與人交往須慎重，應結交有助於自己身心的朋友。他對“益友”和“小人”作了具體區分，指出“益友”即為“凡是肯規我之過者是也”，益友難得，若有幸得到，在與之交往過程中，“須將他好處留心學來，方能受益”。他強調“人得一知己，須對知己而無慚”，互相尊重、彼此珍惜是朋友間交往的前提。而在與其他人的交往過程中，寬容忍讓是必須堅持的原則。“一個‘恕’字是接物之要”，應該做到為他人着想，為他人留有餘地，“以誠心待人，人或不諒，而歷久自明，不必急於求白也”，自己問心無愧便好了。

儒家文化以修身之道作為立命之本，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王永彬同樣也將修身之道貫穿於整個《圍爐夜話》中。他提出：“和氣迎人，平情應物；抗心希古，藏器待時。”認為待人接物要用一種平和的心態，以古代賢者為榜樣，收斂鋒芒，韜光養晦。修身還需要嚴於律己，淡泊處世，寵辱不驚，保持自己的人格和氣節。即所謂“守身必謹嚴，凡足以戕吾身者宜戒之；養心須淡泊，凡足以累吾心者勿為也”。王永彬提出，在日常生活中要時常通過對自己思想、行為的反思反省，發現自身存在的問題，改正自己的不足，“聞人譽言，加意奮勉；聞人謗語，加意警惕，此君子修己之功也”。除了經常自我反省之外，誠信就是修身之道的另一重要內容。他説，在外行事，“一‘信’字是立身之本”。用誠信規範約束自己的行為。王永彬認為謙敬也是待人必須遵守的重要準則，與人相處，處處尊重他人，明白“敬他人，即是敬自己”、尊重是相互的道理。“見人善行，多方贊成；見人過舉，多方提醒，此長者待人之道也”，即要學習品德高尚的人的行事作風和處理問題的方式，不斷提高自己的涵養，對他人取得的成績給予真誠的讚美，而對他人的過失則要給予善意的提醒，幫助別人改過。

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品質之一。在王永彬看來，家境貧寒和資質駑鈍雖是缺憾，但通過治家之勤和持家之儉可以彌補這些缺憾。同時他還認為，財富太多也不是好事情，並以富豪石崇的例子説明旺盛的貪慾一旦超過了限度，就會因此引發禍端，招來殺身之禍，即“名利之不宜得者竟得之，福終為禍”。富貴之人想要不招惹禍患，就必須保持忠厚謙恭的態度，踏實為人，低調行事。他指出：“日用必須簡省，杜奢端，即以昭儉德。”衣食俸祿原本就有定數，要想長久可用，就必須節儉縮減用度，不可肆意浪費。“儉可養廉，覺茅舍竹籬，自饒清趣”[32]。勤儉可以讓人變得自足和廉潔，居住的即便是竹籬茅舍，也會覺得別有一番清趣。在這裏，勤儉節約既是與奢侈浪費相對的一種生活方式，也是文人騷客追求“守分安貧，何等清閒”[33]生活的一種選擇。

《圍爐夜話》指出：“人生不可安閒，有恆業，才足收放心。”人生活在世上必須有產業作為生活之源，故要“立業”，有持續經營的、穩定的產業就可以防止過於清閒安逸而敗家，也可以收住放縱邪僻之心。這一段既突出表明了立業的重要性，也對當時社會奢靡風氣中的富庶之家提出了勸誡，告誡他們不要因為已有的成就而沉迷於現狀，不思進取。《孟子·離婁章句下》説“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在告誡人們，立業容易恆業難守。王永彬與孟子的觀點相同，都是在於説明善於謀生的，不一定是帶領家族走上致富道路、為後輩積累很多財富的人，而是善於教化子弟的人。“與其為子孫謀產業，不如教子孫習恆業”，謀生者真正應該做的是激勵、帶動家人興業守業，辛勤投入到生產經營中，將恆業真正傳承下去。 ^[7] 

《圍爐夜話》共有二百二十一則小品，其中比喻詞或較為明顯的隱喻表達有三十八則，比喻句式有“比……為……”，例如：“古人比父子為橋梓，比兄弟為花萼，比朋友為芝蘭”；“……如……”“……若……”，例如：“有才必韜藏，如渾金璞玉”“一行足以玷終身，故古人飭躬若璧，惟恐有瑕疵也”；較為明顯的句式有“……是……”“……為……”，例如：“人心統耳目官骸，而於百體為君”“本分人，即是快活人”等。書中與人體器官有關的隱喻有七十多個，如：“看書須放開眼孔，做人要立定腳跟”，“孔子何以惡鄉愿，只為他似忠似廉，無非假面孔”；與“氣”有關的隱喻有十九個，如“和為祥氣，驕為衰氣，相人者不難以一望而知”。

這些隱喻主要用來闡釋修身養性、為人處世、持身立業、讀書立志、安貧樂道、濟世助人、持家教子等主題，以期將比較晦澀枯燥的哲理融入生動平實的隱喻表達中，使人容易為其所感染而產生共鳴。 ^[6] 

王永彬，字宜山，王氏後人稱其宜山公，世稱宜山先生，一生經歷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五個朝代。王永彬生於乾隆壬子年正月，卒於同治己巳年正月，享年七十八歲，荊州府枝江縣人。厭棄科舉仕途，晚年獲恩貢生，授修職郎，參與編修同治版本《枝江縣誌》，後候選教諭。在著述授業之餘，遍閲經史諸子、書法、醫學，尤好吟詠，與柳溪高安周、夷陵羅夢生結詩社，號“吟壇三友”。一生勤於著述，有《歷代帝統年表》、《先正格言集句》、《朱子治家格言》、《六書辨略》、《音義辨略》、《禊帖集字楹聯》、《孝經襯解》、《圍爐夜話》（合稱《橋西山館雜著八種》）及《講學錄》、《説古韻言》、《橋西館詩文雜著》、《獨柱山房詩文襟著》、《髒腹病藥夫》傳世。《枝江縣誌》收錄其《秋暮自城歸石門村途中偶成》、《花溪即景》等詩三首，《遠安縣誌》收錄其《同友人遊青溪》詩一首。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