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社會革命

在本書中，斯考切波要揭示的是，國家結構、國際力量和階級關係這三種要素是如何結合在一起，共同導致了社會革命轉型的起源與成就。從18世紀90年代的法國到20世紀70年代的越南，社會革命雖然很少發生，但卻在現代世界 歷史上具有無可否認的重要性。《國家與社會革命》提供了一種新的參照框架，以分析這種革命的原因、衝突和後果。而且，該書對三個主要的案例進行了深入而嚴肅的比較歷史分析，這三個案例是：從1 787年到19世紀初期的法國革命、從1917年到20世紀30年代的俄國革命和從1911年到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革命。

作者認為，現有的革命理論，不適合用來解釋革命的實際歷史模式。因此，作者力促我們採用一種新的分析視角。她主張進行結構性論而非意志論的分析，強調跨國性世界-歷史背景對國內政治衝突的重要作用。首先，她堅持認為，國家應該被看成是一套行政和強制組織、在階級控制和階級利益面前具有潛在的自主性，因此，在解釋社會革命時，必須把國家置於核心地位。

為了解釋法國、俄國、和中國舊制度的導向革命性政治危機的內在矛盾，斯考切波主要集中考察了國家在兩個方面的基本關係：一方面是國家的統治者及其官員與國際競爭者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是國家的統治者及其官員與支配階級之間的關係。在解釋革命的後果時，她着重關注的是，在階級衝突和反革命軍事威脅的背景下，革命領導集團建立新國家組織的方式。在革命政權得以鞏固之後，她強調的是國家權力被用來改造社會的方式。在社會革命轉型的模式方面，法國、俄國和中國被當成是基本類似的案例。對那些把法國革命當成是典型的資產階級革命、或者是把俄國革命基本上看成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家而言，作者的這種觀點必然會引出激烈的爭論。 ^[2] 

西達·斯考切波，女，1947年5月出生於美國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1969年獲密歇根州立大學文學學士學位，1976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畢業以後先後執教於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先後出版過《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現代世界中的革命》、《保護士兵與母親》等專著。曾任美國社會科學史協會主席（1996年）、美國政治科學學會主席（2001-2003年）、現為哈佛大學藝術與科學學院院長，政府與社會學系教授。 ^[2] 

譯者序

序言

導論

第一章 解釋社會革命：現存理論的替代模式

第一節 結構性視角

第二節 國際與世界歷史背景

第三節 國家的潛在自主性

第四節 比較歷史方法

第五節 為什麼是法國、俄國和中國

第一部分 法國、俄國和中國社會革命的原因

第二章 危機中的舊制度國家

第一節 舊制度法國：波旁絕對主義的矛盾

第二節 清帝國：從天朝帝國到帝制垮台

第三節 帝制俄國：一個落後的大國

第四節 作為反例的日本與普魯士

第三章 農村結構與農民起義

第一節 法國大革命期間農民反抗領主的鬥爭

第二節 村社革命：俄國農民的激進主義

第三節 兩個反例：沒有農民造的英國和德國革命

第四節 中國農的軟弱與士紳的脆弱

第二部分 法國、俄國和中國社會革命的後果

第四章 變革的內容與路徑：聚焦國家建設

第一節 政治領導集團

第二節 革命意識形態的作用

第五章 法國“現代國家大廈”的誕生

第一節 一場資產階級革命

第二節 1789年社會革命危機的影響

第三節 戰爭、雅各賓派與拿破崙

第四節 新制度

第六章 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出現

第一節 1917年社會革命危機的影響

第二節 布爾什維克為掌權而鬥爭

第三節 斯大林主義者“自上而下的革命”

第四節 新制度

第七章 中國大眾動員型政黨國家的興起

第一節 1911年之後的社會革命形勢

第二節 以城市為基礎的國民黨的盛衰

第三節 共產黨與農民

第四節 新制度

結論

參考文獻

本書表格與圖形

表格

地圖 ^[3] 

當然，比較歷史分析並不是沒有它的困難和侷限，有幾個尤其相關的方面，需要在這裏進行簡短的討論。首先，根據既定的邏輯應用這一方法時必然會遇到困難。人們常常不能恰當地找到符合某種比較邏輯的歷史案例。即使找到了一些大致符合的案例，也不能熟練地控制潛在的相關變量。因此，對於實際可能起作用的原因——也就是説，哪一個因素在實際上影響或沒有影響研究對象——就不得不做一些策略性的猜測。其結果是，總有一些歷史案例的背景性特徵沒有得到檢驗，而這些背景性特徵又與要考察的原因之間存在着相互作用的關係。但是，比較歷史分析有可能或者沒有將它們揭示出來，或者是必須要簡單地假定它不具有相關性。

另一組問題來自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比較歷史分析必須要假定（就像任何多變量邏輯一樣），比較的基本單位之間是相互獨立的。但是，實際上，如果這一假定以前還充分有效的話，對於革命這樣的宏觀現象則幾乎不可能充分有效。因為，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這些現象發生在獨特的、隨着時間的推延而發生變化的世界歷史背景之中，它們發生在一個社會之間緊密聯繫的國際結構之中。對大多數既定的比較歷史分析而言，關於獨立單位的想象常常可以得到維繫。例如，為了探測法國、俄國和中國革命的原因，我將把舊制度下的法國、俄國和中國基本上看成是類似而且互不相干的農業國家。但是，在大多數宏觀分析中，人們遲早必須要認識到世界背景和時間的獨特影響以及各個單位之間的相互關係。因此，我將會分析獨特的世界歷史背景對18世紀的法國和20世紀的俄國和中國所產生的影響，而且，我還將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俄國革命實際上通過共產國際傳播了共產黨的模式和政策。

最後，還需要強調的是，比較歷史分析絕不能替代理論。事實上，只有結合不可缺少的理論性概念和假設，比較歷史分析才能具體加以應用。因為單靠比較歷史分析自身，就不能界定要加以研究的現象。它不能選擇合適的分析單位，或者説決定應該研究哪些歷史案例。它也不能提供要加以探測的因果假設。所有這些都必須來自於宏觀社會學的想象，而這種想象又必須要由當代的理論爭論來激活，而且，還必須要對一系列歷史案例的證據模式保持敏感性。

比較歷史分析為理論思考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檢驗或支撐。它鼓勵人們去闡明在宏大理論視角（gr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下提出的因果性觀點，並在需要的情況下結合多種觀點，以維持對基本目標的信心——即通過一系列歷史案例而實際闡明的因果定律。無論理論上的靈感來自何處，只有當比較歷史分析能夠令人信服地實現這一目標時，它才算取得了成功。如果比較歷史分析能夠被成功地應用，它就可以作為一種調節理論與歷史的理想策略。如果比較歷史分析不被機械地加以應用，它就既能促進理論的擴展和重構，又能用一種新的方法來觀察具體的歷史案例。

第五節 為什麼是法國、俄國和中國

本章的前幾部分構造了一種參照性的理論框架，並引入了一種分析方法，這兩個方面都可以從原則上應用於對許多可能出現的社會革命的研究。當然，本書並不是對社會革命的所有可能的歷史案例進行深度研究。也不是從所有可能案例之中抽出“隨機”樣本進行分析。事實上，當比較歷史分析被用於研究具有某種共同的基本特徵的幾個案例時，它最為有效。為了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仔細地挑選案例，清楚地確定將這幾個案例歸結為一類的標準。在接下來的幾章中，法國、俄國和中國革命被當成是基本類似的成功社會革命轉型的案例。因此，在這一點上，還需要一點篇幅來闡明選擇這些案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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