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嘉言

生於明代萬曆十三年（公元1585年），卒於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終年七十九歲。

自小聰明，清史稿載，喻嘉言“幼能文不羈，與陳際泰遊”。

崇禎年間45歲考中貢生。喻嘉言雖才高志遠，但在仕途上卻並不得意。

崇禎年間，他以副榜貢生到京城就讀時，仍然躊躇滿志，希望因此而有所作為，曾以諸生名義上書朝廷，陳述輔國政見，要求“修正法治”。但因人微言輕，他的意見沒有引起已經風雨飄搖的明王朝的重視。喻嘉言在京城三年，鬱郁不得志，只得乘興而去掃興而歸。後值清兵入關，於是轉而隱於禪，後又出禪攻醫。往來於南昌、靖安等地。

50歲時，他削髮為僧，遁入空門，潛心研究佛學和醫學，苦讀《黃帝內經》、《傷寒論》和其他醫學著作。幾年後，他終於選擇了“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道路，蓄髮下山，以行醫為業。

清代初期（公元1644—1661年間），喻氏又移居江蘇常熟，醫名卓著，冠絕一時，與張路玉、吳謙齊名，號稱清初三大名醫。著有《寓意草》、《尚論篇》、《尚論後篇》、《醫門法律》等。

喻嘉言 本名喻昌，字嘉言。明末清初著名醫學家，江西南昌府新建（今南昌市新建區石崗鎮朱坊喻家）人。因新建古稱西昌，故晚號西昌老人。生於明代萬曆十三年（公元1585年），卒於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終年八十歲。祖父喻堯榮，生未詳，歿於明隆慶六年壬申歲十一月，葬虎頭埂，墓向坐西南朝東北，其暮至今仍在。其父喻玉，生歿葬未詳。

嘉言喜歡外出雲遊，生性灑脱，喜好遊歷。足跡遍及江西、浙江、江蘇、安徽數省。成年後習儒，攻舉子業，精力過人，博覽羣書，自命不凡。雖才高志遠，但仕途不順。崇禎年間，以副榜貢生入京就讀，在京3年，鬱郁不得志，敗興而歸，旋即削髮遁入空門。出家期間，苦讀《內經》、《傷寒論》、《本草綱目》等醫著，為日後成名，打下良好基礎。後出禪攻醫，往來於南昌、靖安一帶，足跡遍歷贛、浙、蘇、皖。

喻嘉言隨處行醫，有關傳説不少。一次，在鄉間水上行船，無意中見一在沙岸搗衣的少女，他注視良久，發現少女異樣，預料她潛伏着一種叫悶痘疾病，即將暴發。這種病來勢兇險，幾乎無藥可救。出於惻隱之心，他命人悄悄接近少女，突然從背後將她攔腰抱住，用這種類似“強暴”的行為，以激其發怒，泄其肝火，削弱其病勢，繼之以藥力托里排毒，促使痘疹透出，幾經曲折，化險為夷，挽救了少女的性命。

他路遇一口可疑的滴血棺材，憑着職業醫生豐富的經驗和敏鋭的觀察力，判斷棺材裏的“死人”未死，急施針術救活了難產假死的產婦母子，使夫妻團圓，化悲劇為喜劇。他還挽救了一位眾醫誤以為怪病的50多歲的高年孕婦。他一邊判斷所懷是男胎，一邊戲謔地稱那丈夫（一個致仕退休林下者）老而“童心不泯”。

喻嘉言還有過一段與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錢謙益鮮為人知的交往。錢謙益是明代崇禎年間的翰林編修、大學士。某日，錢赴朋友的家宴回家，當轎子路過迎恩橋時，因為轎伕跌跤，致使主人倒僕在地而受了驚嚇，由此得了奇疾——站立時雙眼上視，頭眩暈像要倒翻於地，躺下時卻無異於常人，多方醫治不效。當時，喻嘉言就在城裏。錢謙益立刻派人前往邀請。可是喻嘉言正好出診。過了數日，喻得訊後立刻趕到錢府，得知致病的經過和原由，便讓管家把府中強壯有力善於行走的轎伕叫幾個來，命家人用酒飯款待，對他們説：“你們儘管吃飽喝足，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只不過是令你們快樂嬉戲一般。”轎伕吃飽後，他令轎伕分別站在庭院的四角，兩人夾持主人，合力奔走，先由東奔西，再從南奔北。然後互相更換。轎伕可以休息，而主人無一刻停息。主人奔得上氣不接下氣，雖然疲備不堪，但是病已霍然而愈。

當時，還有其他被聘請來的醫生在場。喻嘉言當眾道破玄機：“這是因為跌下轎子時主人倒僕在地，左邊受到搐摺（挫折）所致。現在扶掖他奔跑疾走，是為了抖擻經絡，使搐摺的肝葉重新舒展。肝葉既復其位，那麼木氣敷暢，頭目就安適了。此病不是藥餌所能奏效的。”經過此番經歷，錢謙益更加信服喻的醫術“神其術，稱為聖醫”。

1644年，應錢謙益先生之邀，終結廬定居於江蘇常熟城北虞山腳下。江蘇常熟的大文豪錢謙益是喻嘉言的好友，他挽留喻嘉言，於是喻嘉言便在常熟縣城北門外虞山下定居下來，並開了一棟草廬醫所，致力於為當地百姓治病。喻嘉言待人熱情，不論男女老少，不論富貴貧賤，凡有求他的，他都鼎力相助，尤其憐憫窮苦病人。有貧人就醫，他不僅送醫給藥，還在藥包中夾帶銀兩，臨走時常常附帶囑咐一句：“回家煎藥之前一定親自檢點一下藥。”加上他醫術精湛，所以深受醫學界推崇。由於他的名聲頗佳，不但公卿貴人慕名邀請他去做幕僚，連清政府的一些官員也常推薦他去做官。但喻嘉言早已絕意仕途，所以一概推辭不從。

喻嘉言的學生頗多。他培養了一大批有成就的醫學家，如徐忠可、程雲等。清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喻嘉言還大開講堂，向來自各地的求學者及同仁講解“瘟病”。

喻氏所到之處，皆以善醫聞名。其治病不分貧富，審證用藥反覆推論，德高而術精，深為同道所敬。順治年間，朝庭下詔徵聘，奈何其早已絕意於仕途，力辭不就。晚年不滿足於其赫赫的臨證醫名，曰：“吾執方以療人，功在一時；吾著書以教人，功在萬里。”因之著書立説，廣收門徒。先後撰寫和刊出了《寓意草》、《尚論篇》和《醫門法律》3種醫書，集中體現了其學術思想，並因之確立其醫學史上的地位。此外，喻氏尚撰有《尚論後篇》、《喻選古文試驗》。在《傷寒論》研究史上，喻氏被認為是錯簡重訂派的代表人物。喻氏認為《傷寒論》為四時感證診治全書，提倡傷寒太陽三綱説，發展了方有執的認識；對《傷寒論》重加編次，這些皆是喻氏在《傷寒論》研究方面的主要工作。其弟子徐彬、陳驥等，皆以醫知名。喻氏生平善奕，據《常熟縣誌》記載：清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八月，喻嘉言突然中風昏迷達200餘日，直到第二年六月才開始好轉。在病中，他還為自己最後的一部醫書《會講温證語錄》題辭。 公元1664年(清康熙甲辰年)，79歲高齡的喻氏與圍棋國手l李元兆對奕，時達3晝夜，局終收子時，溘然逝世。因無子女，由外甥赴常熟扶柩而歸，停柩于靖安蕭寺達五十餘年。至雍正年間（1723—1735），始由醫家曹必聘倡議，與眾醫迎柩至南昌百福寺中。後人在寺中立塑像和畫像以祀。百福寺僧人又在寺旁建喻先生祠，並將其柩安葬在東漢徐稚墓側，蓋以喻徵士配徐高士，相得益彰。

晚年，喻嘉言深感“吾執方以療人，功在一時；吾著書以教人，功在萬代”。因此，他除行醫外，將主要精力用於著書立説和教授生徒。他先後撰寫和刊出了《寓意草》、《尚論篇》和《醫門法律》三部書。《寓意草》是喻嘉言的醫學處女作，也是中國醫學史中較早又較著名的一部個人自訂醫案，初刊於公元1643年(明崇禎十六年)。它以筆記體裁寫成，書前有醫論二篇，強調“先議病，後用藥”的診療程序，並自訂議病格式。然後記錄了自己以內科雜病為主的疑難醫案60餘則，案中詳錄病因和病情，討論辯證精闢明細，並指出每案的關鍵之處和疑難之點，有很多獨到的見解。同時，該書還較早地記載了我國人工種痘以防治天花的病例。《尚論篇》全稱《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又名《尚論張仲景(傷寒論)》，初刊於公元1648年(清順治五年)。本書主要是參考明代方有執《(傷寒論)條辨》編撰的，但編次有所不同，內容也有所補正。卷首有“尚論張仲景(傷寒論)大意”等六篇醫論。其後詳論傷寒六經證治。書中論述六經，以太陽經為大綱，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衞、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衞為大綱。並認為《傷寒論》中的397條條文是397法，分隸於大綱之下。喻嘉言的這種見解，成為《傷寒論》研究中一個重要流派。《醫門法律》是一部綜合性的醫書，初刊於1658年。本書結合臨牀病證，正面闡述辨證論治的法則，謂之“法”；同時指出一般醫生在臨牀辨證治療上容易發生的錯誤，指示禁例，謂之“律”。以法和律的形式確立行醫時的規範，故書名為《醫門法律》。這三部書集中體現了喻嘉言的學術思想，也確立了他在中國醫學史上的地位。

他是研究《傷寒論》的著名醫學家之一。其傷寒太陽之綱説源於《千金翼方》，如太陽經篇，以風傷衞為一類(上篇)，寒傷營為一類(中篇)，風寒兩傷營衞為一類(下篇)，即傷寒三綱説，對後世有一定影響。他認為，四時雖均有外感，但仲景獨詳於傷寒，治傷寒之法，可變化而用於其他外感，故傷寒為四時外感之大綱。而在“傷寒六經中，又以太陽一經為大綱；而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衞、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衞為大綱。”這就形成了喻昌三綱學説的主要觀點。風傷衞用桂枝湯，寒傷營用麻黃湯，風寒兩傷營衞用大青龍湯。用之得當，風寒立時解散，不勞餘力。喻氏倡導三綱説的含義在於，麻黃、桂枝、青龍三方主治太陽表證。若表證辨治得法，則不會出現種種變證及傳經之病，而能將傷寒病治癒於得病初期。因此，喻氏之三綱學説體現了仲景早期治病的思想，雖然後世對此觀點是否符合仲景原意，有無臨牀實際意義提出異議，但應當看到喻氏之説的積極意義。

他在《醫門法律》一書中專列《秋燥論》一篇，對秋燥獨加闡述。辨證《內經》“秋傷於濕”之誤，頗有卓有見，特別對温病學秋燥之治，影響很大，被後世醫家推崇。 至於燥氣病機，喻氏認為，入秋並不遂燥，是大熱之後，繼以涼生，涼生而熱解，漸至大涼，燥令乃行。雖然燥生於秋冷，但其性異於寒濕，卻常偏於火熱，這是因為“燥位之下，火氣承之”，燥盛而兼火化之故。《內經》提出“燥勝則幹”，故臨牀所見，幹於外則皮膚皴揭，幹於內則精血枯涸。津液耗竭，出現種種變化。總之，燥之為病，火熱為盛而致。燥為秋金主氣，故易傷肺臟。早在《內經》中就有“諸氣膹鬱，皆屬於肺”，“諸痿喘嘔，皆屬於上”的認識。這是燥傷於肺的病症。對於燥病的治療，喻氏創立了著名方劑清燥救肺湯，該方由桑葉、煨石膏、生甘草、人蔘、胡麻仁、阿膠、麥門冬、杏仁、枇杷葉等藥組成，以治療諸氣膹鬱，諸痿喘嘔，肺之燥者。其用藥的宗旨，強調治燥忌用辛香行氣之品，以防傷津助燥。總之，喻氏於燥之論述，從其邪氣生成，病邪性質，致病特點，臨牀表現，治療原則，臨牀用藥一一加以論述，可謂對燥症深刻認識的一大家，其影響十分深遠，被後世醫家所推崇，至今仍有很大影響。

他於《醫門法律》中撰寫“大氣論”一篇，對“大氣”進行闡述，他認為，大氣即胸中之氣，包舉於肺之周圍而行治節。所謂“五臟六腑，大經小絡，盡夜循環不息，必須胸中大氣，斡旋其間。”他的這一學術觀點對後世很有影響。 喻氏認為，人體之中存在有“大氣”統攝於周身。正是由於大氣的作用，才使五臟六腑、大小經絡發揮各自的功能活動。若大氣一衰，則人身的氣機運動無源，既不能升降，又不能出入，致使“神機化滅，氣立孤危”，再甚者則危及生命。正由於大氣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故喻氏深刻加以研究。他認為人身之大氣，即胸中之氣，其氣包舉於肺之周圍。由於大氣的作用，使臟腑經絡功能得以發揮，營衞之氣得以統攝。而大氣充斥於周身上下內外，無處不到，環流不息，致使通體活動功能正常，生命活力旺盛。大氣雖為胸中之氣，然胸中還存在着膻中之氣、宗氣。喻氏認為，膻中之氣、宗氣與大氣雖出於同一部位，但有所不同，應當加以區分。

他認為，治病時必“先議病，後用藥”，這裏對辨證治論精神的很好發揮。怎樣才能做到弄清病情，有的放矢的予以治療，他認為“治病必先識病，識病然後議藥”，識病是議藥的前提和依據，並提出了識病的具體要求。 膻中之氣為臣使之官，有其職位，説明有其具體的作用。大氣則無可名象，沒有具體作用，有如太虛之中包舉地形一樣，主持着整個自然界。宗氣與營氣、衞氣分為三隧，雖為十二經之主，但有隧而言，説明有具體所指，而不同於大氣之空洞無着落，二者亦不相同。因此，大氣高於宗氣、膻中之氣以及臟腑之氣、經絡之氣。人身各種氣均在大氣的統攝之下，才能發揮各自的作用以維持全身的功能活動。此即喻氏論大氣的主要觀點。該觀點對後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如張錫純著《醫學衷中參西錄》論大氣，創立升陷湯等，均與該思想有着密切的關係。但是，文中論大氣雖強調其對人身生命活動的重要意義，而在治療時仍停留在既往一般用藥水平，理論與治療似有不合拍之處。其將大氣與宗氣、膻中之氣加以區分，但其如何運用於臨牀實際，尚未闡發十分深入，故而後人不採納其説者亦有之。

喻昌在中醫學理論研究方面頗有貢獻，不僅於《傷寒論》的研究獨有體會，倡導三綱學説，而且對於中醫基礎理論問題頗有建樹。其大氣論、秋燥論的觀點亦為後世所稱許。此外，其強調辨證施治，倡導診治規範，亦很有學術價值。至於其臨牀經驗亦十分豐富，治痢用活人敗麥散以逆流挽舟，治關格用進退黃連湯升降陰陽等，都被後人所推崇。

總之，喻昌於中醫學理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不僅於《傷寒論》研究獨有體會，倡導三綱學説，而且於中醫理論亦有建樹，故此，被譽為清初三大著名醫家之一。

喻嘉言是在常熟與人下圍棋的時候突然去世的，享年七十九歲。常熟人為了紀念他。將其遺體作為神像予以奉祀。後來他的親屬將遺體運回南昌，安葬於南昌進賢門外東壇卷北面的路邊，歷代不少人特地前來憑弔。　新建文人羅安在畫像上題詩：“醫國藏高手，牀頭寓意篇。成名寧在藝，萎地或疑仙。真像留荒寺，遺骸表古阡。行人識徵士，瞻拜敬加虔。”百福寺的僧人為了表達對喻嘉言的崇敬之情，又於寺旁建喻先生祀奉祠，並將其柩安葬在東漢高士徐孺子墓側。著名文學家蔣士銓撰有《喻嘉言先生改葬告詞》。1957年喻嘉言墓被定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1966年墓被毀，現改葬於新建西山萬壽宮之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