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昌

喻昌是研究《傷寒論》的著名醫家之一。他認為，四時雖均有外感，但張仲景獨詳於傷寒，治傷寒之法，可變化而用於其他外感，故傷寒為四時外感之大綱。而在“傷寒六經中，又以太陽一經為大綱；而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衞、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衞為大綱。”這就形成了喻昌三綱學説的主要觀點。風傷衞用桂枝湯，寒傷營用麻黃湯，風寒兩傷營衞用大青龍湯。用之得當，風寒立時解散，不勞餘力。喻氏倡導三綱説的含義在於，麻黃、桂枝、青龍三方主治太陽表證。若表證辨治得法，則不會出現種種變證及傳經之病，而能將傷寒病治癒於得病初期。因此，喻氏之三綱學説體現了張仲景早期治病的思想，雖然後世對此觀點是否符合仲景原意，有無臨牀實際意義提出異議，但應當看到喻氏之説的積極意義。 ^[1] 

至於燥氣病機，喻氏認為，入秋並不遂燥，是大熱之後，繼以涼生，涼生而熱解，漸至大涼，燥令乃行。雖然燥生於秋冷，但其性異於寒濕，卻常偏於火熱，這是因為“燥位之下，火氣承之”，燥盛而兼火化之故。《內經》提出“燥勝則幹”，故臨牀所見，幹於外則皮膚皴揭，幹於內則精血枯涸。津液耗竭，出現種種變化。總之，燥之為病，火熱為盛而致。燥為秋金主氣，故易傷肺髒。早在《內經》中就有“諸氣膹鬱，皆屬於肺”，“諸痿喘嘔，皆屬於上”的認識。這是燥傷於肺的病症。對於燥病的治療，喻氏創立了著名方劑清燥救肺湯，該方由桑葉、煨石膏、生甘草、人蔘、胡麻仁、阿膠、麥門冬、杏仁、枇杷葉等藥組成，以治療諸氣膹鬱，諸痿喘嘔，肺之燥者。其用藥的宗旨，強調治燥忌用辛香行氣之品，以防傷津助燥。總之，喻氏於燥之論述，從其邪氣生成，病邪性質，致病特點，臨牀表現，治療原則，臨牀用藥一一加以論述，可謂對燥症深刻認識的一大家，其影響十分深遠，被後世醫家所推崇，仍有很大影響。 ^[1] 

喻昌十分注意診治規範，並撰有專文講述醫案的書寫。他説，書寫醫案時，必書“某年某月某地縣，人年紀若干，形之肥瘦長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潤若何，聲之清濁長短若何，人之形志苦樂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藥，次後再服何藥，某藥稍效，某藥不效，時下晝夜孰重，寒熱孰多，飲食喜惡多寡，二便滑澀無有，脈之三部九候何候獨異，二十四脈中何脈獨見，何脈兼見，其症或內傷，或外感，或兼內外，或不內外，依經斷為何病，其標本先後何在，汗吐下和寒温補瀉何施，其藥宜用七方中何方，十劑中何劑，五氣中何氣，五味中何味，以何湯名為加減和合，其效驗定於何時，一一詳明，務令絲毫不爽。”也就是説，需要仔細而全面地收集病症，不僅包括望聞問切的有關情況，同時亦包括天時、地理等自然情況，不僅包括各種病症表現，也包括致病的原因，病情的發展變化。只有這樣，才能準確辨證，正確施治。喻氏建立的這一診治規範，充分體現了喻氏強調辨證論治的思想，注重科學、嚴謹的作風。 ^[2] 

喻昌認為，人體之中存在有“大氣”統攝於周身。正是由於大氣的作用，才使五臟六腑、大小經絡發揮各自的功能活動。若大氣一衰，則人身的氣機運動無源，既不能升降，又不能出入，致使“神機化滅，氣立孤危”，再甚者則危及生命。正由於大氣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故喻氏深刻加以研究。他認為人身之大氣，即胸中之氣，其氣包舉於肺之周圍。 ^[3]  由於大氣的作用，使臟腑經絡功能得以發揮，營衞之氣得以統攝。而大氣充斥於周身上下內外，無處不到，環流不息，致使通體活動功能正常，生命活力旺盛。大氣雖為胸中之氣，然胸中還存在着膻中之氣、宗氣。喻氏認為，膻中之氣、宗氣與大氣雖出於同一部位，但有所不同，應當加以區分。

膻中之氣為臣使之官，有其職位，説明有其具體的作用。大氣則無可名象，沒有具體作用，有如太虛之中包舉地形一樣，主持着整個自然界。宗氣與營氣、衞氣分為三隧，雖為十二經之主，但有隧而言，説明有具體所指，而不同於大氣之空洞無着落，二者亦不相同。因此，大氣高於宗氣、膻中之氣以及臟腑之氣、經絡之氣。人身各種氣均在大氣的統攝之下，才能發揮各自的作用以維持全身的功能活動。此即喻氏論大氣的主要觀點。該觀點對後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如張錫純著《醫學衷中參西錄》論大氣，創立升陷湯等，均與該思想有着密切的關係。但是，文中論大氣雖強調其對人身生命活動的重要意義，而在治療時仍停留在既往一般用藥水平，理論與治療似有不合拍之處。其將大氣與宗氣、膻中之氣加以區分，但其如何運用於臨牀實際，尚未闡發十分深入，故而後人不採納其説者亦有之。 ^[1] 

喻昌在中醫學理論研究方面頗有貢獻，不僅於《傷寒論》的研究獨有體會，倡導三綱學説，而且對於中醫基礎理論問題頗有建樹。其大氣論、秋燥論的觀點亦為後世所稱許。此外，其強調辨證施治，倡導診治規範，亦很有學術價值。至於其臨牀經驗亦十分豐富，治痢用活人敗麥散以逆流挽舟，治關格用進退黃連湯升降陰陽等，都被後人所推崇。故而，喻氏成為清初三大醫家之一，名噪一時。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