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允升

喬允升，孟津人，原籍洛陽，明嘉靖年間生於一個耕讀之家，其天資聰穎，經名師點撥，又加自己的勤奮苦讀，於萬曆十年（1582年）考中舉人，又於萬曆二十年（1592年）高中進士。初為山西聞喜縣令，“長才雅量，有政聲，因錢糧合户催徵，奸民藉端舞弊，乃設門簿，至今便之，祀畏壘祠”（清乾隆《聞喜縣誌》）。萬曆二十二年（1594），以有循跡調任政務紛紜的太谷縣，“以除強暴，翼良善為務”。任內“修學宮，均賦役，實倉儲，嚴保甲，禁淫汰，懲奸蠹，抑豪強”。“清風惠政，不愧循良，民立祠祀之”（清乾隆《太谷縣志》）。喬允升擔任太谷縣令五年，深得民眾愛戴，太谷人民為其立祠祭祀。時任户部尚書的褚鈇曾為其撰寫德政碑。後以治行高等被徵召授官為江西道御史，先後奉命“巡按宣、大，兼理學政”，“巡按山西，帶管鹽法”，“題差三輔，管理京畿”。”砥躬益嚴，執法甚峻，人謂其袖滿清風，門無苞苴也“（嘉慶《孟津縣誌》）。時，鄭妃有寵，光廟（明光宗）儲位動搖，允升侃侃大言，有皇太子講學皇長孫出閣(拜師讀書)等，廷議遷順天府丞，後又升為府尹。為東林黨人。萬曆晚期，齊、楚、浙三黨利用京察盡斥東林，喬允升被迫稱病辭官，還歸原籍孟津。

喬允升(12張)

回鄉賦閒期間，喬在西煙寺辦學。家庭貧困的“神筆”王鐸於此時拜師於他，受到他的教導和資助，王鐸於天啓二年（1622）中進士，步入仕途。後官至禮部尚書，成為享譽海內外的著名書法家，畫家。期間，還率眾出資修築了黃河永賴堤，保了河岸百姓及原陵（東漢光武帝劉秀陵墓）的安全，為民所稱頌。

天啓初，起用，以太常卿擢刑部侍郎。天啓三年（1623年）晉刑部尚書。東林黨人利用京察向齊、楚、浙三黨反攻。天啓四年（1624年）齊、楚、浙三黨與把握朝權的大宦官魏忠賢聯手，罷免了吏部尚書趙南星。朝臣推舉喬允升接替趙的職務，魏忠賢把喬當做趙南星的同黨，一併把舉薦喬的人逐出朝閣，喬欲稱病還鄉。不久，給事中薛國觀參劾喬允升是邪黨主謀，詔其落職閒住。二次回鄉，年已七旬。（值客魏竊權，端方氣短，疏奏留中不出，以病乞骸骨，凡疏七，上始賜馳驛歸）

崇禎初，再度起用，被委任為刑部尚書資政大夫，並誥贈其祖、父為刑部尚書，皇封三代女眷皆為誥命夫人。皇恩浩蕩，喬推辭不過，以75歲高齡和多病之軀，於年關時節赴京上任。時訟獄益繁，帝一切用重典。允升執法不撓，多所平反。崇禎皇帝即位後，魏忠賢倒台，但其餘黨，所謂“五虎”、“五彪”仍身居要職，朝廷大員畏懼推辭，喬説：“此國事也，何避”。崇禎皇帝即命其審理魏黨案。喬允升據實審理，按七等定罪，毫無假借，人心為之大快。

崇禎二年(1629)冬十月，後金皇太極率十幾萬精兵從喜峯口攻入關內，逼近京城，以在押囚犯劉仲金為首的獄囚一百七十人乘機打壞刑具，越獄逃跑，最後被抓獲。皇帝震怒，五虎五彪之徒排擠下，詔令逮捕刑部尚書喬允升，準備問死罪，後經都御史易應昌等朝臣力救又因年老多病被免除死刑，遣戍邊衞，出都門，病發，卒於途，享年78歲。其後人把他葬在距孟津城西南五里的邙山上，原有碑（上書“刑部尚書鶴皋喬公墓“）、石桌等，現只有大冢一座。每年拜掃於二月初一、七月十五兩期。

同樣，出於“心繫人民”的為官理念，他也曾利用其影響力，為家鄉百姓辦了兩件好事：

一、奏報朝廷，為河南的鄉舉貢士擴大五個名額。批准以後。“道口沸騰，喜溢八豫。

二，呈文道、院，要求免除孟津每年的三千夫差。為邑人所德，令專祠西郊春秋俎豆雲。

喬允升中進士後，被任命為山西聞喜縣令。他興利除弊，減負輕刑，儲才恤孤。“長才雅量，有政聲，因錢糧合户催徵，奸民藉端舞弊，乃設門簿，至今便之，祀畏壘祠。”他上任兩年，就因政績卓著，被調往“政務紛紜”的太谷任縣令。任上，他以“除強暴、翼良善”為務，“修學宮，均賦役，實倉儲，嚴保甲，禁淫汰，懲奸蠹，抑豪強”，“清風惠政，不愧循良，民立祠祀之”。他治理太谷5年，深受民眾愛戴，百姓捐資為其建生祠。

這是為喬允升一建生祠，在山西太谷。

接着，喬允升擢升山西道御史，先後奉命“巡按宣、大，兼理學政”“巡按山西，帶管鹽法”“題差三輔，管理京畿”。其間，他“砥躬益嚴，執法甚峻，人謂其袖滿清風，門無苞苴也”，貪官污吏、偷税漏賦的藩府都受到懲處。在任順天府丞、府尹期間，他每年都拿出俸銀千餘兩資助貧困學生，三冬施粥於饑民。他還親自為在校學生撰寫《擬學小記孝悌旁訓》的訓導文章。

在天啓、崇禎兩朝，喬允升任刑部尚書，執法不撓，秉公斷案，深受朝野好評。

喬允升青少年時拜師苦讀，孟津白鶴於春雷先生是喬允升的恩師之一。於先生功名止於歲貢，欲報國而無門。喬允升上奏朝廷，朝廷授予於春雷通判之位，於先生政績突出，後被提拔為山西平陽知府。

喬允升在順天府尹任上，把教育工作做得十分出色。萬曆末年，“齊、楚、浙三黨用事”，他借病離任回到孟津老家，教育又成了他操勞的首要大事。經費不夠，他把喬家最賺錢的西當店變賣，在西煙寺創辦了西煙書院，命名“鶴亭庵”，在此義務講學。鄉里學子紛紛受益，湧現出王鐸、郭景昌、喬昌、喬啓鉉、喬啓佑等一批優秀人才。

王鐸師從喬允升時，家境貧困。喬允升免其學費，供其吃住，併為其保媒主婚。后王鐸中進士，步入仕途，後官至禮部尚書，還成為著名書畫家。

喬允升20多歲時，中原曾發生“鬥米九千錢，父子兄弟夫妻互割，死者二十，一人存活”的大災荒。入朝為官後，他撰《擬救荒策》上書朝廷，建議建備荒義倉，“散利薄徵”，冬春散發一斗，新谷登場時收息一升，以抵制遏制奸商的高利貸和高糧價；加大對貪官、奸商的懲治力度，罰其銀兩以救民眾；主張富仁貧良，共度災荒……

喬允升無論為官還是下野，不忘的是百姓，難捨的是鄉里。他以中原是中華文化發源地為由，奏報朝廷，促使皇帝恩准河南增錄鄉舉貢士名額，“河洛為一畫肇始之區，賢者輩出，請增鄉試五名，蒙準俞允”，“道路沸騰，喜溢八豫”。他還以黃河水災為由，促使皇帝恩准減持孟津徭役3000名額，“為邑人所德，今專祠西郊”。他辭去順天府尹返鄉之後，還親率鄉親構築黃河永賴堤。萬曆末年，孟津民眾捐資，在老城西關西門外為喬允升又建生祠——德里祠。

這是為喬允升二建生祠，在河南孟津。

德里祠建成後，喬允升又繼續利用祠堂辦學培養人才，也為修編喬氏族譜提供了最佳場所。

喬允升宦遊五十載，畢生有“三榮、三升、三難”。

喬允升40多歲時，太谷百姓為其一建生祠；60多歲時，孟津百姓為其二建生祠；70多歲時，皇帝贈封其一家三代為刑部尚書，三代女眷贈封為誥命夫人。此“三榮”也。

喬允升任職太谷縣令時，被越級提拔為山西道御史；任順天府丞時，被就地提拔為順天府尹；任刑部侍郎時，被就地直接提拔為刑部尚書。此“三升”也。

喬允升任順天府尹時，因遭齊、楚、浙三黨刁難，辭職返鄉；任天啓刑部尚書時，因遭魏忠賢迫害，二次辭官還鄉；任崇禎刑部尚書時，因囚犯越獄暴動被進讒言，崇禎皇帝判其戍邊。此“三難”也。

但喬允升寵辱不驚，自謂：“居鄉恂恂，居官犖犖，唯忠與孝終身於茲。不豔心於富貴，不欺辱於貧窮。好營淨室植花卉，時與二三知己談道理，説古今。斯其所以為鶴皋乎！”

喬允升為人處世始終謙讓低調。建德里祠時，樹碑刻像，一稿畫像喬允升着朝服戴官帽，被他嚴詞拒絕，二稿改為身着民服。該像和《贊像碑》（亦稱《鐫石小像》，由王鐸等12人撰寫的頌詞），一直流傳到今。

明末清初，孟津縣城為本鄉在朝為官者建牌坊，十字街是最顯赫地段，但只能安排4座。喬允升把位置讓給其他官員，而自己的牌坊屈居較為偏僻的地段。

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冬，昌平監獄發生暴動，但170名罪犯全部捉拿歸案。身為刑部尚書的喬允升本被判死罪，又改判戍邊。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一代明臣喬允升病死於流放之地（今屬黑龍江省），享年78歲。次年，靈柩回鄉安葬，孟津城數萬人灑淚送別。喬允升遺囑：自己是戴罪之身，死後不入御賜神道的祖墳（其父喬桐亦是刑部尚書，墓地築有御賜石刻神道），墓碑不撰碑文（只有王鐸親筆所書“刑部尚書鶴皋喬公墓”九字）。

數十年後，大清名相張廷玉在編修《明史》時，為喬允升説了公道話：“允升端方廉直，揚歷中外，具有聲績，以詿誤獲重譴，天下惜之。”《河南通志卷五十九·人物三》中説：“以道事君，在廷大臣惟喬允升為無愧。”

明清許多高官都留有深宅大院，喬允升沒有，但他清正廉明、愛民育才，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精神和事蹟，被後人長久傳頌。 ^[2] 

見《明史》卷二百五十四，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喬允升，字吉甫，洛陽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太谷知縣。以治行高等徵授御史。歷按宣、大、山西、畿輔，並著風采。

三十九年，大計京官。允升協理河南道，力鋤匪類。而主事秦聚奎、給事中朱一桂鹹為被察者訟冤。察疏猶未下，允升慮帝意動搖，三疏別白其故，且劾吏部侍郎蕭雲舉佐察行私，事乃獲竣，雲舉亦引去。尋遷順天府丞，進府尹。齊、楚、浙三黨用事，移疾歸。

天啓初，起歷刑部左、右侍郎。三年，進尚書。魏忠賢逐吏部尚書趙南星，廷推允升代。忠賢以允升為南星黨，並逐主議者，允升復移疾歸。既而給事中薛國觀劾允升主謀邪黨，詔落職閒住。

崇禎初，召拜故官。時訟獄益繁，帝一切用重典。允升執法不撓，多所平反。先是，錢謙益典試浙江。有奸人金保元、徐時敏偽作關節，授舉子錢千秋，千秋故有文，獲薦，覺保元、時敏詐，與之哄。事傳京師，為部、科磨勘者所發。謙益大駭，詰知二奸所為，疏劾之，並千秋俱下吏。罪當戍，二奸瘐死，千秋更赦釋還。事已七年矣，温體仁以枚卜不與，疑謙益主之，復發其事。詔逮千秋再訊。帝深疑廷臣結黨，蓄怒以待，而體仁又密伺於旁，廷臣相顧惕息。允升乃會都御史曹於汴、大理卿康新民等讞鞫者再，千秋受拷無異詞，允升等具以聞。帝不悦，命覆勘。體仁慮謙益事白，己且獲譴，再疏劾法官六欺，且言獄詞盡出謙益手。允升憤，求去。帝雖慰留，卒如體仁言，奪謙益官閒住。千秋荷校死。

二年冬，我大清兵薄都城，獄囚劉仲金等百七十人破械出，欲逾城，被獲。帝震怒，下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賞、提牢主事敖繼榮獄，欲置之死。中書沈自植乘間摭劾允升他罪，章並下按問。副都御史掌院事易應昌以允升等無死罪，執奏再三，帝益怒，並下應昌獄，鐫僉都御史高弘圖、大理寺卿金世俊級，奪少卿周邦基以下俸，令再讞。弘圖等乃坐允升絞，而微言其年老可念。帝謂允升法當死，特高年篤疾減死，與繼榮俱戍邊，世賞贖杖為民。尚書胡應台等上應昌罪，帝以為輕。杖郎中徐元嘏於廷，鐫應台秩視事，應昌論死。四年四月，久旱求言，多請緩刑，乃免應昌及工部尚書張鳳翔、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都督李如楨死，遣戍邊衞。允升赴戍所，未幾死。允升端方廉直，揚歷中外，具有聲績，以詿誤獲重譴，具下惜之。

喬允升字吉甫號鶴皋舉萬曆壬辰由洛籍成進士授山西聞喜縣有循跡調太谷以鋤強暴翼良善為務擢御史歷巡宣大山西及畿輔砥躬益嚴執法甚峻人謂其袖滿清風門無苞苴也時鄭妃有寵光廟儲位動搖允升侃侃大言有皇太子講學皇長孫出閣等議遷順天府丞晉尹天啓初以太常卿擢刑部侍郎晉尚書值客魏竊權端方氣短疏奏留中不出以病乞骸骨凡疏七上始賜馳驛歸仍有病痊起用諭旨懷宗御極起補前職勘定魏客一案爰書具奏聞略曰就事諭事恭書一之刑書以人治人肖本來之面目惟期無掛無漏自可示戒示懲以寒亂臣賊子之心用抒忠魂正氣之鬱一時爭傳誦之先是附魏逆者有五虎五彪等飛而螫人時元惡雖已就戮而餘黨猶居要途在廷諸臣屢奉諭旨不曰外臣不知內事則曰臣部不理刑名互相推諉允升獨曰此國事也何避焉分七等按名擬罪毫無假借人心為之大快尋以狴犴失火囚潰於夜五虎五彪之徒排擠下石詔逮允升獄都御史易應昌力救得釋令致仕出都門病發卒於途年七十有八其巡京畿時有三差疏稿尹順天時有擬小學記孝弟旁訓任太常時有中州廣額疏俱鐫行士林珍之更以津濱黃流派夫累繁具揭道院歷請豁免為邑人所德今專祠西郊春秋俎豆雲

喬允升孟津進士萬曆二十二年任邑令長才雅量有政聲因錢糧合户催徵奸民藉端舞弊乃設門簿至今便之擢本省巡按御史累官尚書祀畏壘祠

喬允升孟津人由進士任聞喜縣令後調繁太谷清風惠政不愧循良民立祠祀之

喬允升字吉甫洛陽人萬曆二十年以進士任聞喜知縣二十二年調繁太谷情操惠政為一時冠縣南酎泉渠歲久雍涸允升督民夫開浚溉侯城諸村田十餘傾修學宮均賦役實倉儲嚴保甲禁淫汰懲奸蠹抑豪強在縣五年以治行高等徵授御史天啓中歷官順天府尹刑部侍郎尚書崇禎初坐法戍邊未幾卒民立祠祀之

雍正《屯留縣誌》

喬於齡河南孟津人恩貢裁革力役官牧吏解不累民間升兵馬司指揮

興利除弊，革故鼎新，秉公斷案，剛正不阿，清正廉明，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百姓。

與其他東林黨人士一道，力圖革新朝政、重振大明王朝。

賦閒期間，率眾出資修築了黃河永賴堤，保護了河岸鄉民。

崇禎年間，審判魏閹餘黨，平反眾多冤案。

其巡京畿時有《三差疏稿》，尹順天時有《擬小學記孝弟旁訓》，任太常時有《中州廣額》。

有《廣教化以省刑罰疏》、《擬救荒策》。《奏勘逆璫疏》曾傳閲一時。

喬允升(7張)

萬曆24年（1596年），太谷知縣喬允升主持遍纂了《太谷縣志》。

《明史》有云：“允升端方廉直，揚歷中外，具有聲績，以詿誤獲重譴，天下惜之”。

明清禮部尚書，著名書法家王鐸贊其師曰：“不屈不撓矯矯千秋君子 不比不同亭亭一代正人”。

其後人的對聯：司寇恩光百代遠 東林世澤萬年長 東林家風 /忠良世第（橫批）

《河南通志卷五十九·人物三》中説：“以道事君，在廷大臣惟喬允升為無愧。” ^[2] 

從萬曆皇帝到泰昌、天啓帝至崇禎帝四代更迭，三朝重臣，二朝為相，重振朝綱，歷經磨難，三起三落，不改初衷，素以興利除弊，革故鼎新，秉公斷案，剛正不阿，清正廉明而名垂青史，爍古耀今。世人皆知其一代名相於廟堂之上叱吒風雲的偉岸雄姿，去很少有人提起他當年心繫桑梓，柔情似水的兒女情懷。萬曆年間，他身為順天府尹，曾經上疏皇帝“河洛為一畫肇始之區，賢者輩出，請增鄉試五名”，蒙準俞允，道路沸騰，喜溢中原；亦曾為孟津免去“每歲濫派河工三千人”，津人感其德，建祠西郊。然而更是很少有人知曉他尊師重教、義薄雲天的高尚情操。

孟津縣白鶴鎮蜂王村至今還赫然矗立着三座當年為“平陽知府”（今山西臨汾市，古稱平陽）的明清三進古建院落，院落當年（1966年）還是上房、過廳、臨街、對廈齊全。過廳正上方那精緻的“雞鳴遺風”、走馬門樓上那碩大的“詩禮養性情”匾額等向世人宣示着房主昔日曾為官宦，詩書傳家的輝煌。上世紀70年代晚清遺老，教書先生於崇信老人過春節時總是在於家大院於春雷故居的大門兩側書寫張貼上“平陽知府家聲舊，古邑名門人心古”的對聯，以向世人彰顯其過往的榮耀和今日的自豪……

明嘉靖—隆慶年間，蜂王於氏高祖於春雷，少喜讀詩書，作八股，縣試中秀才，由於其勤學好問，刻苦攻讀很快得到鄉學教師好評，由生員轉為廩生，吃上了皇糧國税，後入府學屢試不舉，被推薦為歲貢，終未考取進士。雖未考取功名，但其飽讀詩書，滿腹經綸，在孟津也頗有名氣，在家當起了教書先生。喬允升家境貧寒，世代耕讀，於是投奔於春雷名下讀書，其天資聰穎，聞雞起舞，夙夜苦讀，後於萬曆壬戌十年中舉，又十年殿試中進士，任山西聞喜縣令，緊接着他遷太谷縣令，政績卓著，帝稱其“治行高卓”。繼受江西道御史奉命巡按宣化、大同，兼理京畿，除暴安良，民風向好，聲名遠播。帝再命巡按山西，代理鹽法，興利除害，懲治貪官污吏，聲名鵲起，升順天府丞，遷順天府尹，撥亂反正，廣施恩德，聲震朝野。天啓年間遷刑部左右侍郎、尚書，運籌舉國大事，每天日理萬機。這時，於春雷先生也年高多病，賦閒在家，貧困潦倒，有人勸他前去京城尋找昔日的學生喬允升，謀求一條生路。礙於臉面於老先生終不肯去，後終於抵不住周圍人勸説，上京城投奔學生喬允升，住在了故宮附近一家旅館。因喬允升貴為刑部尚書，二品大員，“副總理”級別，不好接近。轉眼就是半月時光，隨身攜帶銀兩也快用盡，囊中羞澀使他整天唉聲嘆氣。這時店家聽説他要見學生喬尚書，於是給他出主意講，喬尚書每週早朝正好從樓下經過，讓他攔轎面陳，可得一見。正好，第二天早朝，喬允升從店前經過，店家認得喬允升的轎子，就提醒於春雷趕緊下樓攔轎，於春雷站在樓上走廊急忙大喊喬允升小名：“吉甫！吉甫！……”喊聲驚動了隨行護衞，見樓上一布衣老者大喊，護衞大怒，“大膽村夫，豈敢呼喊大老爺乳名”正要捉拿於春雷，“慢，切勿魯莽。敢喊我小名的定有來頭”，説罷喬允升急忙停轎請來人相見。這時於春雷被帶到喬允升轎前，喬允升撩開轎門仔細端詳：“哎呀，恩師於公”，説罷趕緊下轎將老師扶上轎子，自己腳踏地將老師送回喬府。寒暄問安之後將老師安置家中好生招待，趕緊上朝。下朝後到了家中師生共敍當年師生情誼，瞭解家鄉近情，不由悲喜交加。古人云“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何況喬允升又是個“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的高生，當喬允升得知這個有名的正直實誠“二別子”恩師這些年身體欠佳且生活拮据，就暗下決心幫助他一下。於春雷在京城小住數日執意要回，喬允升雖貴為尚書，但他是個清官拿不出很多銀兩送給恩師，送他也不會要，只是給老師一句話“恩師的事就是學生的事，學生一定會在不違朝綱的情況下力所能及地給老師謀個差事”，半月後喬允升得知山西汾州少個通判，就奏明皇上望皇上開恩給恩師安排個職位。於春雷儘管非進士、非舉人，沒什麼大的功名，但他也是個歲貢，州縣任職也不為過，皇上傳旨至孟津邑命於春雷走馬上任山西汾州（直隸州，今汾陽市）通判。於春雷上任後協助知府，主管糧運、督捕、水利等事，兢兢業業，上應對官府，下體恤民情，秉公斷案，上下口碑甚好。後來聖旨下再遷平陽知府，知府任上將當地治理得路不拾遺，夜不閉户。尤其是知府老太太勤儉持家，粗茶淡飯，平易近人，災害之年，帶頭紡花織布，雞鳴即起，子夜方寢，對貧民百姓多有施捨，平陽內外，口傳碑頌，道唱途歌。

於春雷身為五品知府，為官政績卓然，朝野稱頌。臨卸任，平陽百姓聯名送他一掛匾額，上書“雞鳴遺風”四個大字，敲鑼打鼓掛上了他家廳堂正中。而於春雷樂為家鄉辦事的義舉也世代讚美，薪火相傳。蜂王於氏家族人丁興旺，世代敬奉“至聖先師孔子、文昌帝君、北斗魁星”牌位和於春雷先祖，以示耕讀傳家，代有飽讀詩書人之人才。明清以來蜂王於氏家族先後出了知府、修職郎、歲貢、增廣生、廩生等多名。蜂王於氏家族同古邑（孟津）喬窯喬氏家族每每結為秦晉之好，兒女親家，友誼親情，不絕如縷，“喬尚書不忘恩師於春雷”的故事，成為了孟津人民世代相傳的尊師佳話。

摘自 孟津河 文 有刪減

喬允升與王鐸相距約五里，鄉情甚篤。在喬第一次告歸故里時，王鐸23歲。二年後孟津大飢，鐸輟學投喬門下續讀。喬器重其才，曾對弟子們講，“孟津邑中富家子弟，以為富有而墮學業傲鄉里，惟王家長子王鐸，勤奮好學”。並筵以上坐，令王鐸授業於其他弟子，同時多以經濟資助。在政治思想上對王鐸影響很深。王鐸曾於天啓元年為喬尚書的鐫石小像（後存喬氏祠堂德里祠、喬窯，現不知所蹤）撰寫讚詞。

明天啓二年（1622），三十歲的王鐸舉進士及第，先後任翰林院庶吉士、編修、少詹事，累擢禮部尚書。1644年，南明弘光帝任王鐸為東閣大學士、次輔（副丞相）之職。曾聯名上疏，將喬允升作為中州死難者，予以表彰。

《河洛喬氏族譜》顯示，其始祖喬敏於明洪武二年（1369年）由山西洪洞遷居河南府洛陽銅陀巷，後人又遷孟津老城，傳六世至喬允升。

兒子：喬於齡，號海屋，天啓恩貢，授山西屯留知縣，“裁革力役，官牧吏解，不累民間”（雍正《屯留縣誌》），升南京北城兵馬司指揮。

其後人今居孟津縣喬窯、老城等地

後世輩字：“仁義倫厚祥，詩書麟鶴光，德茂蘭瑞玉，忠馨丹桂香”。

因“八百諸侯會盟”而得名的“中州名鎮”會盟鎮原為孟津舊縣城，連續建城史超過800年。此處自古經濟繁榮，崇文之風歷代不衰。明清時期曾走出114位舉人、56位進士，縣州道官員近百人，當時今老城高中東街一連四個跨路大牌坊，分別為明清之際“禮部尚書”王鐸，“兵部尚書”李際期，“刑部尚書”喬允升和浙江巡撫李天寵所立，更甚者，清初朝中竟有“孟半朝”之佳話！

我國封建時代，朝廷只有禮、吏、兵、刑、户、工六個部。明末清初期間，孟津縣在以縣城為中心、半徑不到四公里的方圓之地曾有三個人當過三個部的尚書。佔據了半個朝廷。因此，就有了“孟半朝”之譽。這三個部的尚書分別是：刑部尚書喬允升、工部尚書李際期、禮部尚書王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