啓真道

啓真道(Leslic.Gifford.Kilborn)忠實地繼承了父母的事業。他1894年出生在四川嘉定。1913年在他父母為創建華西努力工作時期回加拿大學習，通過錄取，獲得了愛德華·布萊克獎學金，進入多倫多大學維多利亞學院學習，主攻生理、生化學。1917年以優良的成績畢業，獲得到維多利亞科學銀質獎，之後繼續攻讀生理學研究生。1918年獲文學士（M·A）學位，後繼續攻讀醫學。1921年畢業，當年與珍尼特·麥克魯爾（Janet.Mcclure. Kilborn，啓靜卿）結為夫婦。 ^[4] 

1921年秋天他們乘船返回中國西部。到成都後，啓真道先在彭縣華西大學語言學院充實中文，又做了些醫務工作，18個月後回到華西，被指派作生理學講師。1922 年任生理系主任，兼醫科副科長，承擔了醫學和牙學院生理和生物化學的教學工作，全部皆用中文講授。還將英文的《生理學》譯成了中文，出版了生理學實驗手冊。 ^[4] 

1925年在戰亂中他曾被子彈打中，歷時四個月才恢復，痊癒之後在左肩留下了永久的殘疾。1927年他第一次回加拿大休假，完成了他的博士研究，獲醫學博士、藥學博士、宗教文學博士。離開前還去波士頓Carnegie營養學實驗室工作了短時間，從温哥華上船的行李中他還帶有野外檢測基礎代謝的儀器，他計劃將對中國西部外來民族生理學特徵進行調查研究。1928年全家回成都，被晉升為生物學教授，出任醫學院副院長，除了教授生理學、藥理學外還教授醫學英語。1936年任院長，1939至1947年任醫牙學院總院長。此時正值抗戰，他與華大職工一道，日以繼夜地為歡迎、幫助、安排內遷而來的各大學師生。他負責安排來自齊魯大學、中央大學醫牙學院及後來的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職工和學生，為之提供食宿，安排他們使用華大的實驗室和醫院繼續學習。啓真道夫婦家常擠滿流亡來的各校教職工，其中有金陵大學的校長吳貽芳，許多知名教授和家屬，或先或後，或長或短住了一些日子。1947年再次任醫學院院長，並繼續擔任醫牙總院長。他努力促進醫學教育的發展，使臨牀醫學和口腔醫學逐漸發展並壯大起來。著有《實驗生理學》及論文 40 篇，合譯有《哈氏生理學》。他的管理方式，他的學識和他的教學方法成為了貫穿整個華大管理的信心。 ^[4] 

他還熱心於西部地區一些民族的調查研究，先後擔任了社會學雜誌的編輯、主編。1943年加拿大與中國首次建立外交關係，啓真道被加拿大政府派遣協助在戰時中國的首都重慶成立使館，他作為對中國事件的臨時顧問及參謀，出色地工作了四個月。他從加拿大來往於成都也十分艱鉅，兩次不得不經駝峯航線。 ^[4] 

啓真道的夫人啓靜卿（Janet.Mcclure. Kilborn，）來華大後，管理了眼科醫院，向醫科和牙科學生講授兒科學和醫學英語,後來還任校醫，幫助解決了華大教職工和學生的健康問題。他的父親曾是齊魯大學的教授，弟弟也在河南從事醫學教育工作，對中醫藥開業者進行培訓。1945年因嚴重的冠狀動脈硬阻，住院幾個月後病逝。她捐建的醫科圖書館被命名為啓靜卿紀念圖書館。 ^[4] 

啓真道1947年再婚，與吉恩· E ·米勒醫生（Jean.E.Millar. Kilborn）結為夫婦。她1906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畢業於Wesfem Ontario大學，獲M·D學位，是一位麻醉醫生， 1932年受加拿大聯合教會女子志願隊派來成都接替啓希賢退休後的工作，她繼續管理醫院，承擔兒科教學。 ^[4] 

1952年1月夫婦離開成都後，受香港大學邀請，一起去了香港。啓真道任生理學教研室主任，又擔任了三年醫學院主任，使生理學教研室發展成為生理、生化、藥理三個教研室。他一到香港就開始對組建崇基學院（藝術及科學的研究生院）予以關注，1960年，他從香港大學退休又受聘於崇基學院，任副院長，不久成為組建委員會的主席。11年的時間，他運用聰明才智，深奧的處理問題的經驗，耐心細緻的人際工作，引導制定了三個獨立學院（新亞書院、聯合書院和崇基學院）的學術標準。1963年這三個學院組建成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基礎學院。 ^[4] 

1963年春，啓真道夫婦離開香港在加拿大退休。1965年4月，他的母校多倫多維多利亞大學授予他神聖的文學博士學位（D.Lit.S）證書。1967年6月23日啓真道醫生在多倫多逝世，享年72歲。 ^[4] 

啓真道於1921開始擔任華西生理系講師，並出任首任生理系主任。在啓爾道、啓真道父子兩代人的努力下，當時的華西生理學系擁有中國西部最好的代謝研究實驗室 ^[6]  。

外籍教師是華西協合大學創辦和發展的重要力量，有的外籍教師甚至幾代人都生活於斯，服務於斯。1922-1952年在校工作三十年的加拿大生理學家啓真道，歷任華西協合大學醫學院院長、醫牙學院總院長。其父啓爾德博士是華西協合大學的主要創辦人之一，其母啓希賢博士1893年創辦了成都仁濟女醫院。全家三代九人都曾在校從事醫學和護理工作，為華西協合大學醫學教育事業的創建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7] 

加拿大聯合教會世界傳教團委員會在他的訃告中稱讚他是許多華西協合大學畢業生們思念回憶華西的中心人物，他開展基督徒史詩般的服務工作，有鮮明的青春活力。黃思禮在評價他時：稱“他是一位認真仔細的事務管理者，一位有能力的教師，一位有成就的科學家和一位教育事務管理者。 ^[4] 

為紀念表彰他們一家的貢獻，香港崇基學院將理事會更名為“基爾伯恩理事會”。加拿大以有基爾伯恩這樣的家庭為驕傲。為此，加拿大聯合教會向崇基學院教堂捐贈了一塊基石，以紀念基爾伯恩一家及其相同經歷者。上書道：“為紀念將一生奉獻給上帝和中國朋友的所有加拿大傳教士。”1962年4月教堂正式開放，啓真道醫生前往致詞。他離開崇基學院時的告別講演後來以《覺醒》（Awareness）出版了。 ^[4] 

懷德爾·佩恩菲爾德博士在所著的《在中國已完成之使命》中寫道：“他們在加拿大國內的醫療圈中並沒有受到人們的重視，但是他們作為加拿大教會志願隊的隊員，通過各種形式得以幫助中國於危難之際，他們給一個七億人口大國的人民帶來了健康和幸福。帶給中國人民西方文明教育。他們的使命是崇高的，令人肅然起敬的。”如果説在中國工作了18個月而犧牲的加拿大醫生諾爾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值得我們紀念，那麼啓爾德家族對中國72年的奉獻也同樣值得我們銘記。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