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貽芳

1893年1月26日，吳貽芳生於湖北武昌 ^[2]  。

1904年，和姐姐一起入杭州弘道女子學堂。 ^[4] 

1906年，在姨父陳叔通支持下入讀上海啓明女子學校， ^[2]  後又轉至蘇州景海女子學堂 ^[4]  。

1909年，父親被上司誣陷跳江自殺，隨後哥哥、母親、姐姐先後去世，一月之中失去四位親人。 ^[4]  姨父將吳貽芳接到自己家中 ^[5]  。

1914年，吳貽芳隨姨父遷居北京。在姨父的推薦下，她到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和該校的附屬小學擔任英文教員。 ^[5] 

1916年，吳貽芳被美籍教師諾瑪麗推薦，作為特別插班生在金陵女子大學學習。 ^{[2]  [5]}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吳貽芳組織同學打着校旗，手持十字架，參與學生遊行。其時，金陵女大，一個由基督教主辦的教會大學，一個首屆只有5名畢業生的女子大學，在學生運動的浪潮中，站在風口浪尖，轟動了南京學界。 ^[4] 

1919年畢業後任教於北京女子高師。

1921年冬，美國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學校長到北京女高師講演，由吳貽芳任翻譯，吳一口流利的英文給這位校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經她推薦，吳貽芳去了美國密執安大學研究院深造。 ^[2] 

1926年，澳大利亞總理應邀來美演講，演講中，這個總理傲慢地聲稱：“中國不能算一個獨立的近代國家。”吳貽芳氣憤地説：“這是對中國人的誣衊！”當夜便寫了一篇文章登在《密執安日報》上，文章嚴詞駁斥，激起在美的華人學生的愛國熱情。 ^[2] 

1928年，獲得密執安大學生物學博士學位，隨後即給金陵女子大學發出“論文已畢，考試及格，定期回國”的電報，而後回國履任金陵女大校長，時年35歲。 ^[2] 

1937年，因日軍侵華，吳貽芳金女大師生西遷漢口。

1938年1月，吳貽芳帶領金女大師生再次遷移，遷往成都。 ^[6] 

1938年3月初，吳貽芳決定將金女大學生全部集中於成都辦學。

1938年7月6日，國民政府在漢口召開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吳貽芳與中共代表毛澤東、董必武等一道，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5] 

1941年3月1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在重慶開幕，會議選出蔣介石、吳貽芳等 5人組成主席團。此後，吳貽芳連續當選為第三屆和第四屆國民參政會5人主席團的成員。 ^[5] 

1943年3月，吳貽芳組織“中國六教授團”率赴美宣傳抗日戰爭，爭取美國朝野支持，總統羅斯福盛讚她為“智慧女神”。 ^[2] 

1945年4月，吳貽芳作為中國無黨派代表與首席代表宋子文、中共代表董必武等赴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制憲大會 ^[5]  ，成為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第一位女性。

1946年2月，吳貽芳經過重慶，宋美齡女士建議她出任教育部長，被吳貽芳拒絕 ^[2]  。

1949年初，蔣介石“下野”後，張治中推薦吳貽芳做教育部長，被吳貽芳拒絕。 ^[2] 

1949年4月22日，國民黨政府作鳥獸散，吳貽芳聯合各界組織治安維持委員會，維持南京社會秩序，並致電毛澤東，歡迎人民解放軍“和平接稷”。 ^[7] 

1949年9月，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7] 

1951年金女大和金大合併，任金陵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8]  同年，擔任江蘇省教育廳長。 ^[7] 

1954年擔任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

1956年，被選為江蘇省副省長，分管教育、文化、科技、衞生、體育。 ^[7] 

1981年，以88歲高齡再度當選為江蘇省副省長。 ^[7] 

1985年11月10日，吳貽芳逝世，時年92歲。 ^{[5]  [9]} 

根據金女大辦學的宗旨，很大的一個目標是培養基督徒，服務於中國的基督教化。這一辦學方向顯然不合中國當時根本的社會需求，也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但同時，由於金女大其資金完全依靠國外的教會，如果完全不考慮教會的立場，則金女大的運轉將停止。 ^[5]  吳貽芳出色地解決了這個難題。她説：“當時學校用‘厚生’作為校訓，立意為：人生的目的，不光是為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來幫助他人和社會，這樣不但有益於別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豐滿。學校用這個目標來教導學生，並通過學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引導學生向這個方向努力。”這一看法一方面反映了她看重基督教所傳達的積極的人格價值——基督以獻身自我服務眾生的精神，尊重了教會的意志；另一方面，也不和中國當時的救國氛圍相沖突。實際上，吳貽芳依照這種理解，成功地調整了金女大的辦學宗旨：即淡化宗教目的，而與非教會大學一樣，注重學問與道德，養成服務社會的本領。 ^[5] 

吳貽芳認為人格教育對培養學生來説是最重要的，因為一個能奉獻自己、服務社會的人必先具備健全的人格，而要做到這點，必須從小事注意起。因此，她提出“人格教育的實現，因習慣貴在‘慎之於微’，而學校尤當注重慎微的陶冶，方能使整個人生有良好的發展。”而“要使學生能夠人格完全與否，全在教職員方面平時所與以耳濡目染的模範之良否。”也就是説，教師以身作則對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來説是第一重要的。 ^[5]  吳貽芳的人格教育特別注重愛國主義精神的培育。她要求大家要有使命感，以“拿炭燒口”的精神投身實踐，當國家民族需要之時，要有“我在這裏，來差遣我”的態度。吳貽芳這樣理解人格教育，並把她實踐到金女大的教育實踐中，也直接促成了中國女子角色在傳統中國的解放。 ^[5] 

金陵大學與金女大同為美國基督教會創立的教會大學，辦學宗旨相近。金陵大學規模較大，而且男女生合招，因此一直有合併金女大的意向。抗戰勝利後，教育部也有意促成兩校的合併。但是吳貽芳本人傾向於不合並，她認識到，男女合校固然可以給予女子教育以機會，提供相應的師資訓練和適合女子入讀的課程，但獨立的女校具備綜合學校沒有的優勢：一是師生關係。女校的教師和學生能有更親近的關係，能直接培養女生的實踐能力；二是男女地位問題。由於當時的社會氛圍，一旦女校併入男性為主的學校，無論是女教師還是女學生一定會處於從屬地位，不利於女性教師，也不利於女生的培養。 ^[5] 

為了使學生畢業後對社會有較強的適應性，吳校長主張一方面基礎知識要紮實，另一方面又要擴展知識面；既要有深度，又要有廣度。金陵女大實行主輔修制度，做到文理相通。文科先要掌握一定的理科知識，理科生也要選修一定學分的文科課程。這樣，就打破了當時社會對婦女就業的種種限制。凡金陵女大畢業的學生，很快便適應工作崗位並做出成績。 ^[8] 

吳貽芳根據鄧小平同志關於教育“三個面向”的指示，明確提出“幼兒教育也要三個面向”。 ^[8]  在談到幼兒教育的“三個面向”時，吳貽芳提出：幼兒教育要面向現代化，要聯繫實際，認真貫徹《幼兒教育綱要》裏規定的內容與要求，並在工作實踐中發揮創造性；要面向世界，必須吸取國外的先進經驗和科學作法，培養合格優秀的幼兒教師；要面向未來，幼兒教育要以培養未來的勞動者為目標，為他們日後的生活和工作做好最早的準備。她還堅持幼兒教育應具有廣泛性和開放性。要積極創設條件，根據孩子已有的認識基礎，充分開發智力，培養他們的創造思維能力。 ^[8] 

吳貽芳根據自己半個多世紀的教育實踐，深深感到教師在整個教育事業中的地位舉足輕重，教師水平不提高，教育質量就得不到保障。她形象地將師範教育比喻為教育的“工作母機”。師範教育必須努力辦好，向各級各類教育提供力量雄厚的師資，推動整個教育事業的發展。 ^[8]  除了呼籲全社會要形成尊師重教的良好風尚，吳貽芳認為教師隊伍的建設，還要依靠教師自身的努力。她説，教師的提高主要在於學習，離開這個是沒有別的道路的。能堅持不懈，刻苦鑽研，則“三年有成”，如果一曝十寒，不肯下苦功夫，則“七載無效”。 ^[8] 

吳貽芳根據她幾十年的從教經驗，總結並提出兩種主要教學方法──直觀教學和實際應用相結合的教學方法、循序漸進和快速教學相結合的教學方法。第一種教學方法的優點在於不僅讓學生學懂，還使學生學會運用，有效改變書本理論知識和實際操作能力兩者之間脱節和分離的狀況。第二種教學方法既符合普遍性的學習規律，又能適應少數學生在學習上的需求，真正實現了因材施教。 ^[8] 

父親：吳守訓（湖北武昌候補知縣） ^[4] 

母親：朱詩閣

哥哥：吳貽榘

姐姐：吳貽芬

妹妹：吳貽荃

姨父：陳叔通 ^[4] 

“像她這樣精幹的人物，男子中也是少有的。”（董必武） ^[2] 

“我沒有當過吳貽芳先生的學生，但在我的心靈深處總是供奉着我敬佩的老師——吳貽芳先生。”（冰心） ^[2] 

“男有蔡元培，女有吳貽芳”。 ^[2] 

“這幾十年的奮鬥中，你以卓越的社會活動才能和在教育事業上的建樹，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一位傑出的女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對於您這樣一位為人民的事業作出積極貢獻的老同志，我們共產黨人和人民羣眾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江蘇省委） ^[7] 

1926年，吳貽芳在密執安大學念博士。其時，澳大利亞總理應邀來做演講，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在演講中肆意批評中國："中國，不僅經濟落後，而且人民無知，政府無能，盜匪遍野……臨近的亞洲國家，應該移民到中國去……以免上帝賜給我們的資財，都被那些不開化的野蠻人，白白地浪費掉……"聽到這裏，吳貽芳憤怒不已，她站起來大聲抗議："你這是對中國的嚴重污衊！"並憤然離場。 ^[4] 

吳貽芳連夜趕寫一篇批駁澳大利亞總理的文章，第二天便發表在《密執安大學日報》上，文章言辭工整，態度鮮明，不卑不亢地維護着中國的尊嚴。 ^[4] 

吳貽芳對學生的管理雖然嚴格，但同時也充滿了關懷之情。當時，學校有些學生和金陵大學的學生談戀愛常常晚歸。有一天，吳貽芳散步時發現窗下有把椅子，原來是一個晚歸的學生被關在外面，只得爬窗户進宿舍。吳貽芳擔心學生安全，便將宿舍樓下的會客室劃出一部分隔成許多半封閉的小間，裏面設桌椅供戀人聊天。晚上九點前，女同學可以帶男朋友在裏面交談，只要求他們把糖紙瓜殼臨走時帶走。 ^[2]  因為有了固定的約會地點，學生們開始把戀愛戲稱“Local”，誰的男朋友來訪，就紛紛打趣：“你的‘Local’來了！” ^[5] 

當時國民政府加強對高校的控制，但吳貽芳堅決抵制政治對學術的干預，而是根據她的辦學宗旨，並沒有對學生的社會活動尤其是愛國活動加以限制。最著名的事例是1948年秋季，國民黨政府在南京展開了對學生的大搜捕。一天夜晚，吳貽芳聽説自己有學生被列上了黑名單，連夜趕去面見當時的教育部次長杭立武，嚴正地説道，我以吳貽芳擔保，金女大沒有你們逮捕的人。為了女子大學的聲譽，軍警不得進入校園。就這樣，儘管當時學校裏有地下黨的秘密組織在活動，但金女大沒有一名學生被抓走。 ^[5] 

吳貽芳曾定下嚴格校規，不收已婚學生，在校生結婚就得自動離校。一次，學校的一名女生和一名愛國軍人偷偷結婚，被學校知道後，吳貽芳帶着她最喜愛的一枚胸針到學生家，一方面向他們表示新婚的祝賀，一方面則委婉地告訴她不要到學校來了。後來這名女學生的丈夫在南京保衞戰中犧牲了，她向吳校長表達了重回金陵女大的願望，吳貽芳接受了她的請求，破例讓她繼續學習，她的子女也由學校共同撫養。

也有一個例外，1925年，《孽海花》的作者曾樸的妹妹曾季肅寫信給吳校長，希望來金陵女大學習。當時曾季肅已35歲了，育有兩個孩子，為擺脱封建婚姻束縛，她有此想法。吳貽芳被她的執著感動了，也破例錄取了她。

吳貽芳並不貪戀政治光環，她曾兩次拒絕國民政府邀請她當教育部長的請求。1946年2月，吳貽芳經過重慶時，宋美齡女士建議她出任教育部長，但被她拒絕了。1949年初，蔣介石“下野”後，張治中推薦吳貽芳做教育部長，她還是謝絕了。對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以及官場爾虞我詐、爭權奪利的腐敗行徑，吳貽芳“產生了十分的厭惡”。 ^[2] 

老校友梅若蘭曾在《懷念吳貽芳》的文章中寫到，吳校長几十年一直住在一間不到15平方米的房間，平日粗茶淡飯，從不講究吃喝。除出於禮儀需要有幾件像樣的衣服外，一般總是布衣布衫，縫縫補補，還捨不得扔掉。她不要小轎車，只肯買一輛黃包車，每月工資大部分都接濟親友，外出演講得到的酬金和禮物，也一一轉贈師生，並不讓受贈者知道。 ^[2] 

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金陵女子大學原址（南京師範大學校園內）已經改建為“貽芳園”。“貽芳園”內立有吳貽芳銅像，還建有“吳貽芳紀念館”。“吳貽芳紀念館”陳列、展出吳貽芳先生的生平業績，分成逆境中成長的女性，偉大的女教育家，享有盛譽的社會活動家和風範長存四個部分，通過100多件遺物和不同時期的圖片，從不同側面展現了吳貽芳熱愛祖國、追求真理,積極參與人類進步事業的高尚風範。 ^[7] 

文藝界根據吳貽芳的事蹟創作了電影《吳貽芳》和電視連續劇《吳貽芳》。 ^[7] 

在吳貽芳逝世10週年時，出版了《吳貽芳紀念集》。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