啓希賢

1864年，啓希賢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個農夫之家，作為家中的長女，父母希望她在家裏多幫助他們做農活。啓希賢很希望學醫，但是當時在加拿大隻有少數女孩子被允許學醫，經過不懈的努力，她終於進入了多倫多大學女子醫學院學習。1891年，28歲的啓希賢從醫學院畢業了，她獲得了化學碩士和醫學博士學位。畢業以後她在一個離家不遠的私人診所工作。

1893年，啓希賢受婦女傳教會之邀，以醫學傳教身份被派遣到四川成都傳教。同年2月啓希賢和一個同伴抵達上海。俗話説“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當時進入四川只能從上海乘船逆江而上到重慶，然後再從重慶乘船到成都。因為路途艱險，通常這一行程順利也要兩三個月，這對於兩位才到中國的且語言不通的外國女子是難以完成的，必須要有人護送她們。兩位女士只好一邊滯留在上海學習中文，一邊等待有人來接她們到四川，就這樣她們一直待到9月份才等到早幾年到成都醫學傳教的啓爾德。啓爾德是奉教會之命到上海接啓希賢和另外兩位剛到上海的傳教士一起到四川。

10月初，4人在啓爾德的帶領下開始了進入中國內陸的長途旅行。他們乘坐蒸汽船到漢口，然後包乘了一大一小兩艘帆船，小船專門用於裝他們5人的行李，5個人乘大船並裝一些隨身帶的物品，沿長江逆行到重慶。那時在長江上逆行全靠縴夫拉船行駛，進入三峽河道變窄，水流湍急，江中暗礁密佈，隨時都有翻船、觸礁的危險。一天傍晚，縴夫們彎着腰、弓着背拉船在江上航行，只聽得嘭的一聲，他們乘坐的那艘大船撞到了江中的暗礁，船體裂口了，江水開始湧進船裏，船工們花了近一刻鐘才使船停靠在江邊的淺灘上，從而避免了船沉人亡。啓希賢他們5人擠在小船裏過了一夜。沉船裏的所有物品都被江水浸濕。時值冬天，為了把衣物和書籍等物品烘乾，他們到附近的村民那裏買了大量的煤炭，在岸邊燒起一堆堆火來烘烤物品。這場災難他們最為心痛的是江水毀掉了大部分書籍。

儘管旅途充滿危險和艱辛，但是沿途秀麗的風景，特別是壯麗的三峽風光讓啓希賢他們一路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1894年3月上旬，在啓爾德的帶領下5人終於到達了成都。 ^[1] 

啓希賢在這趟漫長的、充滿危機的入川旅途中，找到了她人生旅途的另一半，收穫了愛情。

接應他們入川的啓爾德是英國金斯頓王后大學醫學博士，也是加拿大基督教衞斯理會的成員，1892年受教會差遣到成都傳教，他的新婚夫人詹妮·福勒也跟隨他到了成都。然而到成都不到兩個月，詹妮·福勒就因傳染上霍亂而去世。滿懷悲痛安葬了妻子後，啓爾德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傳教工作中去，他和同事斯蒂文森很快就建立起了一個醫療診所……

正是這艱辛漫長的旅途，讓啓希賢一點一點地瞭解啓爾德，他們在與兇險的江水搏鬥中相知、相愛，到成都後的第二年5月，他們倆就結為夫妻了。

啓希賢一行到成都時，在牧師赫斐秋的帶領下，衞斯理會已在四聖祠街購買了三英畝地產，一座能夠容納300人的教堂已經竣工了，醫院和學校也在修建中。啓希賢和啓爾德在成都度了蜜月後，就被派遣到嘉定負責在那裏建立一個新的教會點。在嘉定，啓希賢夫婦倆租白塔街旁、塔子山下的民房開辦了一個醫療診所，診所每週一到週四接待診治患者。為了方便女患者看病，夫婦倆還做了分工，每週兩天由啓希賢給女患者看病，兩天由啓爾德給男患者看病。而對需要做手術的患者，夫婦倆就一起做。每天到診所求醫的患者通常達50至80人。

第二年的4月7日，啓希賢在嘉定生了他們倆的第一個孩子，夫婦倆給這個男孩同樣取了一個響亮的中文名字——啓真道（Leslie Gifford Kilborn）。孩子滿月後，傳教團調啓希賢和啓爾德回成都工作，派遣另外一對夫婦接替他們在嘉定的工作。

就在啓希賢和啓爾德帶着他們剛滿月的孩子回到成都的當天，成都爆發了四川近代史上有名的 “成都教案”。5月25日下午，啓希賢在家裏帶兒子，外面卻發生了針對傳教士的暴動。他們倆抱起兒子從後門出去跑到醫療診所裏躲起來。這時恰好有一位不久前在診所看過病的市民路過這裏，勸他們趕快離開。在這位好心人的幫助下，啓希賢一家三口人才逃到了安全的地方。第二天，成都教會所有的教堂、醫療診所、學校，甚至傳教士住宅，總之凡與教會有關的房屋建築，幾乎無一倖免地都被摧毀了。幾天 後，啓希賢一家與其他傳教士半夜乘船去上海避難。幾十年後，著名作家李劼人在一部以成都為背景、描寫晚清中國社會變革的小説《死水微瀾》裏，把“成都教案”作為素材寫了進去。 ^[1] 

成都教案發生後的第二年4月，啓希賢一家三口又回到了成都。同事斯蒂文森夫人在教案中精神受到很大的打擊，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斯蒂文森只好離開教會帶妻子回國。傳教士用清朝政府賠償的經費重建了在教案中被搗毀了的教堂、醫院、學校以及他們的住宅，啓希賢和啓爾德夫婦又開始了醫療傳教工作。

啓希賢曾經收治了一個危重女患者，患者康復後，其丈夫為了感謝醫術高超的啓希賢醫生，專門做了一個牌匾送給她。自己的醫術和付出得到有傳統醫學國度人民的如此讚賞，這讓啓希賢夫婦感到無比榮耀。

隨着前去看病人數的增加，儘管每天讓女患者先看病，但是對兒童、孕婦，還是很不方便。為此啓希賢為婦女傳教會專門開展婦女、兒童醫療工作，他們在原先開辦的醫療診所附近租了房子，於1896年11月開始專門接待婦女和兒童看病，這就是四川最早的婦女兒童醫院——仁濟女醫院。 ^[1] 

早在啓希賢剛到上海時，看見中國婦女蹣跚走路的樣子，以醫生職業的眼光她就覺得這些婦女不是患有罕見的畸形病，就是有腳傷。但當她瞭解到這些婦女的病態步態是從小纏足造成的後，她感到震驚。把一個健康的女孩子，通過裹腳使她成為一個殘疾人，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啓希賢滯留上海時，瞭解到有一位英國在華著名商人的妻子阿綺波德·立德（Archibald Little）夫人，致力於中國婦女放足活動。她1878年在上海就成立了天足會，提倡婦女放足、小女孩不纏足。

啓希賢到了成都以後，在行醫的過程中也看了不少因裹腳而患腳病的婦女，有些婦女因纏足患病，到最後腳都壞死了。當時成都有中國人成立的反對纏足的天足會，啓希賢以一位女性醫生的特殊身份也加入了天足會，從人的健康角度宣傳纏足對人體的損害。啓希賢的宣傳是很有成效的，有一位70多歲的老人聽了講演，立刻要求解開自己的裹腳布。啓希賢很理智地告訴她到她這個年齡已經不適合放足了，因為她的腳不能承受在裹腳布去掉後的壓力。但這位老人卻執意要打開裹腳布放足，她説她這是要給年輕女子做表率。最終，這位高齡的老人以身作則，勇敢放了足。

不久，立德夫人也到成都來宣傳反對纏足，立德夫人不會講中文，每次她到一所城市講演時都要找一位既懂英文又精通中文的人士來做現場翻譯，而且最好能説當地的話。啓希賢可以説是最佳人選。立德夫人生動的講演，加上啓希賢準確的翻譯，使得講演的效果非常好。會後立德夫人還與啓希賢以及天足會成員合影留念。 ^[1] 

1910年，由美國、英國和加拿大三國基督教的五個海外傳教機構，在成都城南創建了華西協合大學（現在的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這所私立教會大學是中國西部地區第一所近代高等教育學府，但在當時傳統保守的思想統治下，女孩子是不能進校與男生一起讀書的。啓希賢向學校董事會提議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合校。1924年華西協合大學開中國西部先河招收了第一批女學生，實行男女合校。第一批招收了8位女學生，其中有一名是醫科學生，名叫樂以成。1932年，樂以成畢業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成為我國西部地區第一位醫科女博士。日後樂以成成了我國著名的婦產科專家。故而後來有了“北有林巧稚，南有樂以成”的佳話。 ^[1] 

1919年，啓希賢和啓爾德夫婦倆回國休假，第二年啓爾德因病去世，享年53歲。之後，啓希賢又回到成都，不僅在醫學院從事教學工作，而且還繼續在仁濟女醫院當醫生。啓希賢在成都工作到70歲才退休回國，1942年12月1日在多倫多逝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