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貧困

《哲學的貧困》以全新的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武器，從經濟學和哲學兩個方面批判了蒲魯東唯心主義經濟學，揭露了其對資本主義批判的非科學性和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全文共分兩章。第一章《科學的發現》批判了蒲魯東唯心主義經濟學特別是價值論，為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奠定了初步基礎；第二章《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批判了蒲魯東的社會改良主義觀點，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原理。 ^[1] 

1846年5月，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信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邀請他參加國際社會主義通訊組織。當月，蒲魯東回信，反對社會主義者用革命手段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主張在承認現實社會的前提下用温火式的改良來醫治資本主義，並明確表示願意同馬克思進行不同觀點的討論。此時，蒲魯東的著作《貧困的哲學》即將問世，他自認為自己在“保守主義”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和“激進主義”的社會主義之間實現了均衡和超越，用哲學拯救了政治經濟學。為全面批判蒲魯東，“給力求闡明社會生產的真實歷史發展的、批判的、唯物主義的社會主義掃清道路”，馬克思着手完成了《哲學的貧困》的撰寫。 ^[1] 

《哲學的貧困》的主要思想有：第一，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批判蒲魯東顛倒經濟範疇與現實運動關係的非歷史觀點。馬克思明確指出任何經濟範疇都只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蒲魯東從唯心主義出發，把範疇看作是歷史的動力，完全顛倒了經濟範疇與現實運動之間的關係，完全不理解人類歷史發展中經濟形式的暫時性和歷史性。蒲魯東把資產階級生產關係説成是“固定不變的、永恆的範疇”，這種違揹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非歷史觀點必然導致錯誤的唯心史觀。

第二，批判蒲魯東的構成價值理論並初步分析闡述價值和剩餘價值。馬克思批駁了蒲魯東對生產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和勞動價值、生產費用和工資的混淆，指出蒲魯東的構成價值不過是對英國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勞動價值論的拙劣翻版、歪曲説明和“烏托邦式的解釋”；蒲魯東想以所謂價值的“真正實現”來消除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問題，重建一切“平等”，只是一種唯心主義的空想。馬克思吸收借鑑李嘉圖的“勞動商品”“勞動價值”等概念，提出價值誕生於一定歷史階段的生產和交換之中，體現着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聯繫；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商品是—種能夠帶來剩餘價值的特殊商品，在剩餘價值生產過程中產生了資本和勞動的對立。

第三，批判蒲魯東同時反對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屬性。蒲魯東反對一切簡單的肯定，也反對一切激進的否定，自認為超越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既反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又反對共產主義，找到了解決矛盾的科學公式。馬克思指出，他不僅沒有超越兩者，而且遠在兩者之下；他希望充當凌駕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的科學泰斗，但“經濟矛盾的體系”充分表明他實際上僅僅是一個搖擺於勞動和資本、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

第四，批判蒲魯東反對工人提高工資和組織工會以迎合資產階級的需要的主張。馬克思批判了蒲魯東對機器利用、資產階級壟斷、消費税、土地所有權和地租等資本主義經濟現象的錯誤認識，指出反對工人提高工資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因為提高工資絕不會引起商品價值或多或少的普遍提高。工人組織的出現最初是為了維護工資，後來逐漸具有了政治性質，工人在與資本主義鬥爭中逐步成為自為的階級，並且在鬥爭中有結成同盟的必要。

第五，分析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運動並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馬克思分析了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得出了生產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統一，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引起生產方式更替的科學結論。他指出，社會關係和生產力是緊密聯繫的，生產力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即謀生方式，從而引起了社會關係的改變。他舉例説，手推磨產生了封建社會，而蒸汽磨產生了資本主義社會。

第六，肯定了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和歷史地位。馬克思認為，革命階級是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工人階級是根本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剝削壓迫的階級鬥爭必將消滅資本主義社會，建立起一個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在消除了階級和階級對抗的聯合體建立起來之前，消滅一切階級是勞動階級徹底解放的前提條件，全面革命仍然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鬥爭的最高表現形式。無產階級要獲得自身和勞動階級的解放必須與廣大勞動羣眾結盟，同反動統治階級進行堅決的政治鬥爭。 ^[1] 

《哲學的貧困》在1847年4月初馬克思完稿後即付印。1928年首次由李鐵聲譯成中文發表在上海《思想》月刊第2一3期上。中譯文被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卷，節選被收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1] 

卡爾·海因裏希·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猶太裔德國人，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哲學家、政治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革命理論家。馬克思知識淵博，留下了很多著作，他的知識領域涉及哲學、宗教學、邏輯學、美學、經濟學、政治學、文學、史學、法學以及自然科學。代表作有《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