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興

周興，1905年出生於江西省永豐縣恩江鎮，1975年10月3日病逝於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崗位上，是中國共產黨第九屆、第十屆中央委員。在他50年的革命生涯中，有28年從事專職保衞工作的經歷。毛澤東對周興的評價很高，1937年他對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説:“我以為周興是無產階級的寶劍。”1962年他又在七千人大會上風趣地説:“唐朝有個周興，是酷吏，殘害百姓。我們的周興是保衞人民的。”

1936年2月周興接任西北政治保衞局局長後，一直擔任陝甘寧邊區保安處長、兼任保安部隊副司令員，長達14年，跨越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兩個時期。由於保安處佔據了延安古城的“半壁江山”，所以，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戲稱周興為“周半城”。 ^[1] 

是中國共產黨第九屆、第十屆中央委員。 ^[2-3] 

1938年4月，國統區的重慶大學組成教授訪問團訪問延安，參觀了陝北公學、魯藝、抗大等學校，觀看了延安留守部隊的訓練，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的接見，併合影留念。

在訪問團中，有位名叫肖致平的教授，他帶有一個名叫沈輝的私人助手，年齡二十多歲，在重慶一所大學工作。訪問結束後，沈輝主動要求留在延安參加抗日，得到批准後，被安排在邊區政府教育處普教科工作。此後，沈輝常用積極的態度和進步的語言，向同事打聽中央領導人的情況，甚至對領導人的個人生活也很關心，還曾獨自一人去過毛澤東住地楊家嶺。沈輝這些反常的表現，很快反映到保安處，立即引起了周興的警覺，為了慎重起見，周興委託副處長王範找其談話。

經過近半天的閒聊，沈輝終於露出了破綻：他自稱是河南人，卻講一口江浙話，追問之下，説是小時候曾在上海舅舅家生活了幾年，難改口音。此説並沒有消除周興、王範對他的懷疑。

經過審查，沈輝的真名叫沈之嶽，是軍統局長戴笠手下的骨幹分子，並從拘捕的國民政府延長縣縣長周景龍的供詞中得知，沈之嶽可能就是奉軍統陝西站站長毛人鳳之命潛入延安的所謂“高級殺手”。但沈之嶽到延安後，見佈防嚴密，與王範交談後更是惶恐不安，為保護自己，便主動中斷了與特務組織的聯繫，後來沈之嶽撤出了延安。1950年代沈之嶽赴台灣，官至調查局局長。 ^[1] 

1939年9月，國民政府軍統局在陝西漢中開辦特務培訓班，簡稱“漢訓班”。培訓的大批特務都被派往陝甘寧抗日根據地進行潛伏。

1940年初春的一天，21歲的吳南山受同事推薦，從老家甘肅慶陽到陝西漢中找一個聯絡人幫助他去重慶戰時幹部訓練第一團讀書。到了漢中後，那個聯絡人卻把他帶到漢中郊外一個大宅院，進來這裏的人不準和外界聯繫。幾天後，吳南山才明白自己被騙了，原來這是國民政府軍統局開辦的訓練班。於是，吳南山為離開這裏暗中做了許多準備。

1940年6月，第三期培訓結束，吳南山受命回家潛伏。這時，共產黨已掌握了慶陽縣政權，吳南山也很快在新籌建的隴東中學當了一名教員。他一邊想要擺脱身上肩負的秘密任務，一邊又對共產黨的政策存有疑慮。思慮再三，下決心向黨組織交代了這段歷史，並交出了供軍統特務使用的萬能顯影液等器材，表示與特務組織一刀兩斷。黨組織決定將吳南山留在原崗位“為我服務”。

幾個月後，吳南山被任命為慶陽縣教育科長，而吳南山的上級領導就是陝甘寧邊區保安部。

一天，吳南山從延安參加邊區教育工作會議回慶陽縣途中，恰遇漢訓班第三期同學祁三益，由於兩人都是西鋒鎮人，祁三益便把此行的任務等情況和盤向吳南山托出。吳南山得知軍統已有大批特務打入延安，暗自吃驚。為了釣到這條大魚，吳南山對祁三益説：“你通過駐紮榆林共黨友軍鄧寶珊部開的證明信去延安是不行的，因為國共關係緊張，延安查得很嚴，不如先隨我去慶陽再説。”由此成功拘捕了祁三益。

祁三益同樣也是一位抗日熱血青年，誤入軍統訓練班結業後，留班當了四至九期學員的教員，他並有爆破技術專長。

為了摸清戴笠的“漢訓班”底細，周興於1941年10月指派保安處偵察科長布魯去慶陽縣與吳南山他們接頭。

布魯，原名盧茂煥，又名陳泊，是中共早期的地下工作者。布魯和時任中央社會部治安科長的陳龍、總政治部負責鋤奸工作的副部長錢益民並稱延安三大“偵察專家”，毛澤東還笑稱布魯是延安的“福爾摩斯”。布魯為了驗證祁三益交代的真實程度，指令他在慶陽尋找有無“漢訓班”的學員，一週內認出了2人。經審訊，與祁三益交代完全吻合。隨後，布魯又帶他到延安。利用“五一”勞動節集會的機會，布魯等身穿便衣，以工作人員的身份，故意放慢入場速度，使隱蔽在一旁的祁三益便於指認。入場完畢，祁三益共指認了24人。

數天後，保安處抓捕了潛伏在延安的軍統特務32人，他們分別打入了從中央到地方的50多個單位，且大部分已混入黨內，有的甚至進入了機要部門，有的女特務還嫁給了我黨的領導幹部。將他們拘捕後，對其中31人進行反用，“為我服務”。邊區其他縣也先後抓捕24人，其中多數人都向共產黨投誠。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成為堅定的革命者，祁三益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保安處歷時三年偵破被稱為陝甘寧反特第一案的戴笠“漢訓班”，引起了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高度重視。毛澤東對時任中央社會部長康生及周興説：“這個案子給我們上了一課，特別是給那些對蔣介石存有幻想的人上了一課。可惜我們的布魯太少了，今後要多調幾個像布魯這樣的幹部，來加強延安的保衞工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