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範

1928年，江蘇如皋西鄉“五一”農民起義失敗，白色恐怖籠罩着如皋東鄉，王範仍在當地堅持鬥爭。1930年春，他與紅十四軍一支隊二大隊代表馮步洲取得聯繫，召開有80餘人參加的會議，健全了上、下漫一帶中共黨的組織。王範被推選為黨支部書記，並決定進行武裝暴動的準備工作。

為購買槍支彈藥，王範帶領黨員向地主、富農徵集了3萬多銀洋，送到紅十四軍軍部去，並配合紅軍攻打江家園，擊斃惡霸吳省吾。一些大地主驚恐萬狀，紛紛逃亡。

不久，大批國民黨軍隊開到掘港一帶對紅軍實行“圍剿”，活躍在如東一帶的紅軍隊伍失散，地主武裝挨家挨户搜查共產黨人和紅軍戰士，王範不得不轉移上海。

1931年1月，王範考上巡捕，在上海四馬路巡捕房當巡捕。未幾，即與打入巡捕房的黨員取得聯繫，於1931年11月正式恢復了黨的組織關係，旋任四馬路巡捕房黨支部書記，從事黨的地下活動。

1932年4月，因滬中區委宣傳部負責人被捕叛變，王範被捕。那個叛徒只知道王範當過紅軍，不知道他是巡捕房黨支部書記。在對證時王範全盤否認，國民黨當局沒有掌握到任何證據，只好以“共產黨嫌疑犯”的“罪名”判處王範10年有期徒刑，解往南京陸軍監獄關押。

1937年8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經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與國民黨當局交涉，王範獲釋。在出獄的當天，就要求恢復黨的組織關係，並接受了黨組織分配的工作。同年10月，改名王凡，奔赴延安，進中央黨校學習，擔任黨總支組織委員。

1938年4月起，王範開始從事黨的治安保衞工作，在延安(邊區)保安處先後擔任科長、副部長等職務，負責保衞中共中央機關、毛澤東主席。在此期間，領導偵破了一起暗藏敵特的重大案件，被評為“鋤奸模範”，受到黨中央及西北局的表揚和獎勵。

抗日戰爭勝利後，王範調任熱河省公安廳副廳長，後任冀察熱遼區行署公安局長、冀察熱遼社會部副部長兼熱河省公安廳廳長。

1946年，領導破獲了赤峯天主堂反革命案。當時“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國民黨方面的代表為此案件向美國代表馬歇爾“告狀”。熱河省公安廳即把確鑿罪證交給“執行部”，並當面對證。結果美、蔣代表在事實面前啞口無言，狼狽不堪。在此之後，王範帶領公安人員偵破了一起重大的“黑龍土匪案”，一次捕獲300多名土匪，解除了林西境內的匪患。

1949年初，中共中央社會部要王範為中共中央機關、毛澤東主席進駐北平做好準備工作。北平和平解放時，敵情十分複雜，王範夜以繼日地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為中共中央機關及領導同志安排住地，佈置警衞。同年4月，毛澤東主席等中央領導進入北平時，王範乘坐第一輛汽車在前面開路，勝利地完成了保衞任務。

渡江戰役開始，王範接受進入上海後的安全保衞工作任務，着手組建了中共中央華東局保衞處。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王範率領保衞處的幹部、戰士進入上海。當時，上海敵特活動十分猖獗，謀圖暗害華東局首長。王範配合公安機關加強偵破工作，使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毛人鳳培植的親信、暗殺老手劉金德以及“反共救國軍”的一些頭目紛紛落網，確保了華東局黨政機關及領導人的安全。

1950年初，王範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副部長。1955年，擔任上海市人民檢察院中共黨組書記、檢察長。堅持“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方針，頂住來自“左”的和右的干擾，敢於依法辦事，維護社會主義法制。

1956年，為了在清案工作中統一政策思想，總結經驗教訓，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搞了“清案二十八條”和“冤錯案例”，多次在幹部會上強調捕人要少，打擊要準，可捕可不捕的堅決不捕，不要像“貓兒爪子”就知道抓人。

結果在整風反右運動中，被扣上“忽視黨的領導”、“忽視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右傾”、“立場不穩”、“包庇反革命”等帽子，多次受到重點批判。但堅持真理，闡明自己的正確主張，在巨大的壓力下並不屈服。之後，中共上海市委對王範作出“調職、不作處分”的決定，下放到上海七一人民公社擔任工業部副部長，後任公社黨委副書記。

1962年，王範調江蘇省體育運動委員會任中共黨組書記、體委主任。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王範深入到一些省市進行考察，目睹許多老幹部被衝擊、被罷官，並且遭到體罰和批鬥，覺得不可思議，預感到這場動亂必然會給黨的事業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於是，他寫信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如實反映各地情況。

1967年1月12日，王範給中央領導人寫信稱“我跟黨走了41年，沒有任何對不起黨對不起組織，真正做到無愧於人民，無愧於黨。現在通行着一條極端錯誤的路線，被壞人利用，我盡到最後的努力，灑盡我最後的熱血為黨盡忠。”然後開槍自殺身亡。

1978年4月，中共江蘇省委為王範平反昭雪。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