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祥光

周祥光，浙江黃岩人，出生於1919年，其幼年事蹟不詳。大學畢業後，初在國民政府內政部禮俗司，充當委任一級主任科員。時為抗戰時期，隨政府在重慶辦公。1940年10月，張君勱先生於雲南大理創設中國民族文化學院，招收大學畢業生入學，培植民族文化人才。民族學院由陳布雷先生任董事長，張君勵先生自任院長。祥光認為機會難得，即辭去內政部職務，考入文化學院社會學系。

文化學院社會學系主任羅文斡，曾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是一位名學人。但祥光入校後，發覺對社會學沒有什麼興趣，卻對佛學發生偏愛，因此就跟龔雲白教授研究佛學。龔雲白為清末楊仁山居士入室弟子，對“華嚴”一系的理論深有研究，祥光乃選修龔先生的佛學課。選修佛學的學生，連他一共5人，計有中央政校畢業的周通旦，後來隨梁漱溟、熊十力學習儒學；蕭中旦，後來曾任軍事委員會秘書；姚積光，在抗戰勝利後當選四川省參議會議員。還有一位蘇瑩輝，江蘇鎮江人，曾任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組長，後研究敦煌學，著有《敦煌學》問世，後來又任南洋大學教授，現在年事已高，住在台北，於國立師範大學兼課。

祥光在文化學院時，第1學期選修的佛學課是《百法明門論》，每星期五小時，頗覺枯燥乏味，但既經選定，只得硬起頭皮來研究。第2學期以後，由讀《唯識三十頌》、《因明學》、《中論》、《華嚴經》、禪宗語錄等課程，對佛學開始感覺到很有趣味。並且在課餘研讀《肇論》及《宗鏡錄》，對佛學不瞭解的地方，常去請教時在昆明的太虛大師，因此與太虛大師也有了師生關係。自此，便由社會科學轉而研究佛學，這是他學術思想一大轉變。

1942年夏，因昆明學生鬧學潮，藉口朝中權貴由重慶以飛機運狗到香港而遊行示威，張君勱被誣與羅隆基等有指使之嫌，被軟禁於重慶南岸之汪山，“中國民族文化學院”遭受池魚之殃，因而停辦關閉。周祥光得張君勱先生資助旅費，轉赴印度求學。他先入加爾各答大學，專究英文，繼而轉入德里大學，考入進修院之博士班、修學三年，得博士學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一度在印度中央政府出版署任職，後來任阿拉哈巴大學教授，除在該校漢學系擔任教授外，嚮往釋迦世尊禪定之學，因而常讀佛教典籍，治印度思想，由自學而豁然貫通。他為學習禪定，曾赴南印葡萄牙屬地之“瓜牙印哲奧羅賓度”禪院中，閉關靜修半年之久。後來他發願弘揚中國大乘佛教。

周祥光留印十餘年後，他的第一部學術著作《印度通史》，於1956年出版。周祥光留學印度，其勤學好問，可與千載以上西行求法之高僧後先映輝。既成《中國佛教史》（英文本）一書，將所得於印度者，還以報告於印；又以其治印史之所得還以饗中國人士。於是大藏經中，但有西域記之地理書，而少一本印度史之歷史書之缺憾，得以彌補矣。

1961年，周祥光在台灣的《人生》雜誌上，撰文提出他對佛經翻譯的看法。原先大陸撤退時，移民加拿大的虔誠佛教徒詹勵吾居士，熱烈渴望中國大乘佛經能夠翻譯成外文，使英語世界的人民，同受佛法的利益。因此，認為中國佛法譯成外文是迫不容緩的事。他撰寫了一篇文章，先發表在台灣《人生》雜誌上，題目是《關於中國佛法外文翻譯出版問題的討論》。文中提出了三個有能力擔當此項重任的人，一個是在美國的張澄基教授，一個是在香港的陸寬昱先生，再有一個就是在印度的周祥光博士，因為他們三人都是精通中英文及佛學的人。詹居士熱切希望他們三位能夠發心，把中國大乘佛經譯成外文。

詹勵吾居士的文章，引起祥光的共鳴。他認為把佛經譯成外文，在他説並不困難，只是取材及經費不易解決。他寫文章響應詹居士的提議，此文也發表在《人生》雜誌上。關於經費籌措問題，他主張除向佛教人士勸募外，不妨以中國佛教會名義，向美國福特基金會、洛克斐勒基金會或亞洲基金會申請補助。如果每年申請到美金萬元的補助，英譯佛經之事就可以進行。他並舉出一個匈牙利人的例子：這位匈牙利人在紐約旅館中租了一間房子，掛牌號稱“東方文化研究會”，請了兩位在紐約的中國人，翻譯一點中國佛經為英文，也替中國人所著佛學論文予以出版。這位匈牙利人即以此一標榜研究東方學術為名，向美國某某基金會申請若干補助，不但匈人自己在美生活解決，即若干中國人住於紐約者亦沾了光。可是台灣佛教領導階層，只忙於爭奪領導權。文章發表，自然是不了了之。

1955年，東初法師發起影印日本大正藏正續編，歷經五年，至1960年全部完成。對此，祥光提出他的意見。他認為大藏經是中華民族光榮的遺產，亦是亞洲民族共同的精神遺產。只是這個遺產太多，教義太深，字句太難，論題太廣，事蹟太繁，一般人無法閲讀全藏。他希望編一部《言文對照藏經萃譯》。字數以30萬上下為度，至多不超過50萬字，以此作為藏經的核心教義。常人有此《藏經萃譯》，即可推知藏經之全部內容所在，再進一步譯成外文。俄國人已將《法句經》譯為俄文，俄人的心靈已自唯物走向唯心，宗教必為俄人所崇拜無疑。耶穌一部簡單的《聖經》，傳佈世界。由此可知普及佛法宏揚宗教是如何的重要。

由以上所述，可見祥光的睿智深遠，心願宏偉。他留居印度20年以上，不僅治印度思想，並溝通印度與西方哲學的思想。

周祥光對中印文化關係的研究，留下二大貢獻：

第一是他所著英文版的《中國禪宗發展史》，英國倫敦哈契生出版公司（The Hutchinsan Publishing Co.）曾徵求將版權讓給該公司在大英國屬地發行，可見他的英文造詣已達到如何程度了。

第二是他從英文譯成中文的《真理之光》（Satyartna Prakasha），該書系印度民族英雄杜耶難陀（Swami Dayanda）所著，於1875年以印度文（Hindi）出版，銷數達數十萬本，為數百萬人朝夕誦讀之書。杜耶難陀不滿意英國統治印度，為恢復印度五千年來固有文明，揭竿而起，擔當印度復國大任。周氏把這位搶救印度滅亡的民族英雄名著譯成中文，實具有無限意義與感慨。

1963年夏季，他在印度以胃潰瘍不治逝世。張君勱先生曾撰《悼印度亞拉哈巴大學教授周祥光君》一文吊之，刊於《獅子吼》月刊第九卷第三、四期合刊，文曰：

“天地之間，人才不易得，不易養成，尤不易有成就。嗚呼！祥光！抗戰之中，經艱難辛苦以求學於印度，刻苦自勵，半工半讀，以求自給，卒畢業於德里大學......孰料此時正為君發展長才之日，奈忽嬰胃潰瘍而溘然長逝。嗚呼！今後欲求二十年留印，而能負起中印學術外交之使命如君者，何可再得乎？我與君在學問上互相切磋，原不敢自居為孔子與陽明，然君之造詣，確能追蹤顏回與徐愛，既有天資之美，而不許其永年，能不令人痛哭流涕哉。”

[2] 佛教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