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嵩堯

周嵩堯，是周恩來二伯祖父周駿昂的第三子，在周家同輩人中排行第六，所以周恩來一直親切地喊他六伯父。1897年（清光緒23年），周嵩堯25歲時考中了光緒丁酉科的第35名舉人。

清末官場黑暗，掛牌賣官。中舉後的周嵩堯並沒有一步登天，還是靠其二舅父、在淮安漕運總督府任總文案的鄭仁壽舉薦，才到該衙門做個文案。1908年，周嵩堯舅父告老還鄉後他即被升為“漕督”總文案。由於周嵩堯有政治頭腦，才幹又高人一籌，江北提督王士珍很器重他，極力保薦，終於使他得以進京通過了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在頤和園仁壽殿的集體召見面試，被委為郵傳部郎中，掌路政司。

進入民國，周嵩堯曾先後擔任江西、江蘇督軍專署秘書長，還曾獲得國民政府頒發的二等文虎勳章和二等嘉禾勳章。1915年，周嵩堯因不同意袁世凱稱帝，遭袁冷落，卸職返回淮安。1929年，攜全家移居揚州。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揚州陷落。由於周嵩堯的才幹和聲望，日偽方面多次請其出山，要他為“大東亞共榮”和中日“親善”效力。周嵩堯憑着一腔愛國熱情，加上侄兒周恩來進步思想的影響，始終不為所動，堅持隱居，表面還得巧與周旋。最緊張時他不得不舉家避居鄉間，以躲開日偽的糾纏。1946年，當他得悉七侄周恩來率中共和談代表團抵南京時，頓時喜出望外，立即變賣一些家當，湊足路費，趕往南京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辦事處與周恩來晤談。因當時時局維艱，不久國共和談破裂，他才又依周恩來所囑，輾轉北返揚州故里。

1949年新中國誕生後，周恩來即致信六伯父，邀他進京議事。周嵩堯遂由揚州登船經鎮江乘火車趕赴北京，在中南海西花廳與七侄周恩來相見。周恩來一見面就高興地説：“這次一來，就‘既來之，則安之’了。”

周恩來與六伯父晤談後即交待他的行政秘書何謙送周嵩堯到北京的遠東飯店下榻。這是當時政務院交際處所屬四家招待所當中最好的一家，包括莊希泉、高士其、梅蘭芳等一批知名人士當時都住在這裏。後來又遷住到惠中飯店，仍是檔次較高的一家。那時新中國剛剛誕生，作為首任政務院（後改名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常把周嵩堯請到西花廳，向他請教清朝和民國年間政府各級機構的建制、職能、人員配備、工資安排等問題，以便讓人民政府參照採納或修定。周嵩堯都一一耐心解釋。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史研究館籌備期間，由政務院常務副秘書長齊燕銘推薦，周恩來批准，於6月正式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名義聘請周嵩堯為中央文史研究館的首批館員。首批聘到中央文史研究館的人都是清末和民國年間德高望重的碩學名流，如符定一、章士釗、齊白石、陳半丁等等。安排他們都有照顧性質，所以周恩來在聘用周嵩堯這一職務前曾對他説：“民國年間你有兩件德政，人民不應該忘記：第一，你在江蘇督軍李純秘書長任上平息了江、浙兩省的一場軍閥戰爭，使人民的生命財產免遭了戰火的塗炭；第二，袁世凱稱帝時，你作為他大帥府的一名秘書，卻沒有跟他走，這是政治上很有遠見的做法。現在人民當家作主了，應該考慮你為人民做點事。”

那麼周恩來説他六伯父周嵩堯的“兩件德政”是怎麼回事呢？

那還是20世紀的民國初年，中華大地軍閥割據，各霸一方。天津的李純仰慕周嵩堯的才幹，在江西督軍任上就聘請了周嵩堯做他的秘書長，作為他的高級首席幕僚。李純移督江蘇後又繼續聘用周嵩堯做他的秘書長這一要職。這時，曾擔任過李純參謀長、後任陸軍第六師師長的齊燮元被浙江督軍盧永祥逐出浙江，再次投到李純麾下。李純便靠這一文一武的“左膀右臂”輔佐，又處於長江三角洲經濟比較發達的江蘇，真是兵精糧足，春風得意。但是齊燮元一直有着當督軍的野心，對自己被盧永祥所逐很不甘心，做夢都想奪回浙江那塊他失去的“天堂”，於是挖空心思，想方設法從中挑撥：他先使人向盧永祥送去假情報，説李純依仗自己兵精糧足、人多勢眾，想以強凌弱，即將起兵入浙。這使兵力、財力都不如李純的盧永祥一時很緊張，急忙調兵遣將，在江、浙兩省交界處嚴密佈防，交通要道增崗添哨，如臨大敵。齊燮元暗暗高興，又在李純面前藉口挑撥説，盧永祥不自量力，正向江、浙兩省交界處調集重兵，圖謀犯疆奪地。隨即極力慫恿李純要先下手為強，趕快起兵伐盧，以免被動挨打。李純未敢貿然自決，就找他高級幕僚周嵩堯商量。周嵩堯先勸李純要冷靜，主張先查明實情，然後再做出兵與否的決定。他還從雙方力量的對比、經濟實力的懸殊等幾個方面分析比較，作出了盧永祥決不會主動出兵打江蘇的準確判斷，從而穩住了李純。接着，周嵩堯又利用自己的浙江關係，很快與盧永祥的秘書長聯繫上，請他説服盧永祥趕快從江、浙沿線撤回軍隊，以免擦槍走火，鑄成大錯。盧聽取了他的建議，終於使這場一觸即發的江、浙兩省的軍閥混戰煙消雲散，從而使兩省民眾的生命財產免遭了一場戰火劫難。1920年李純不明不白地暴死於江蘇督軍公署，齊燮元走馬上任江蘇督軍這一肥缺，並邀周嵩堯繼續當他的秘書長，周嵩堯懷疑李純的死可能與齊燮元的“手腳”有關，便堅決“不與小人為伍”，憤而不允，拂袖而返淮安。打那以後，他再未出任任何公職。

第二件是袁世凱要做“中華帝國”皇帝時，身為袁世凱大帥府辦事處秘書的周嵩堯不是趨炎附勢，而是不顧個人安危，直言上書袁世凱，要袁不要逆流而動，結果遭到袁世凱及其爪牙們的冷落和歧視，周嵩堯也只好憤而悄然離去。

周恩來正是出於對六伯父上述兩件德政的考慮，才安排聘用周嵩堯為第一批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的。根據我們目前掌握的資料，這也是周恩來擔任一國總理26年間，一次直接聘用他自己的親屬。

周嵩堯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時已是77歲。但他老當益壯，刻苦學習，努力適應新社會的新形勢。周嵩堯的書法功底很厚，在文史館上班後曾用毛筆逐字逐句抄錄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毛澤東的一些詩詞，並撰文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熱情讚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讚頌新中國，讚頌新社會的建設成就。1950年10月1日國慶一週年時，周嵩堯還應邀登上天安門觀禮台參加觀禮。這在當時是一種相當高的榮譽。1951年7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建黨30週年慶祝會上，他還和館長符定一老先生一起被推舉為中央文史館的代表一齊向毛澤東主席敬酒，表示對中國共產黨的衷心祝賀。同時，他還和章士釗、符定一等44名中央文史館館員簽名共同在《光明日報》上著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週年》。他個人還以“周峋芝”署名單獨著寫《慶祝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國慶節》一文在同報同版發表。文中周嵩堯深情地寫道：“我三十年前，看見國事日非，政界污濁，辭職歸隱，閉門課孫，已成一個廢物。不料年垂八十，遭際中國復興，備員館職，重登舞台，雖是配角，還能跳一回加官，跑幾回龍套。有還童之勇，無老大之傷，但願多活些時……”其喜悦與激動的心情躍然紙上。

當時，新中國剛剛誕生，常常有一些鑽營附會之徒假冒周恩來本家或親屬找到西花廳，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有的要工作，有的要錢鈔等等。周恩來工作繁忙，一般無暇相見；周家是個大家族，鄧穎超對周家情況也不是都很清楚，每次接待這類人員，都很棘手：隨意“得罪”不太合適；而對於來者就一概給予禮遇又怕是“假冒偽劣”而鬧出笑話。於是，周恩來就讓自己的行政秘書何謙向六伯父請教，請“六老爺子”（這是當時西花廳的工作人員對周嵩堯的敬稱）介紹一下週家各方親屬。周嵩堯很快回信，詳細介紹周家親屬的情況。周嵩堯的信寫道：

何秘書同志：

電話有分機的，我常會聽不清。昨日所説周振中，堂房絕沒有這個人。總理堂兄弟，現只有：恩夔，我之子，年五十；恩霔，二房的，在上海，年四十二；恩宏，五房的，在上海，年四十九，新近他的原配未見；前單所寫的恩煦已死，才知道他在上海有工作；恩燕，三房的，在廣州，年四十餘，也新近知他在廣州鐵路局工作，四個。又，從堂弟恩燦，九房的，在揚州，年四十餘。如此而已。此人定是假冒，未必敢見我，若來見，或是遠房本家，當由電話奉告。

此布並致

敬禮

周峋芝　啓

十一月廿五日

周嵩堯寫完上面這封信後還不放心，又特意詳詳細細寫了一份附件。附件全文共3000餘字，是用毛筆工整書寫而成的。這是一份有關周恩來八等親（習慣上也稱“五服”親）以內親屬最為全面、最為具體的“圖譜”，共記述了周恩來親屬近80人。在周嵩堯的這份《圖譜》上，連原來一直被誤傳為周恩來嫡親表妹、原秋瑾研究會會長王去病也寫得清清楚楚，“均是王貺後母之女，無血親關係”。他的這份附件成了當時前往“西花廳”認周恩來為親的人的一面鏡子，是真是假，用“鏡子”一對照，都能清清楚楚。這面“鏡子”一直收藏於西花廳，1994年由淮安周恩來故居收藏，現在則成了研究周恩來家世的又一份珍貴的原始資料。

周嵩堯在京期間，還熱情幫助周恩來做有關親屬工作。1951年2月14日，他在西花廳收到表弟魯覺侯的信後回信解釋説：“這次來函並尊府世系表及令侄彥本《自傳》均交中南海。唯舍侄夫婦（指周恩來、鄧穎超）一日萬機，直無刻暇，各處函件，多未閲覽。而於尊府失業人多，則深為注意；不獨尊府，舍間本家親戚年誼知交，大率情形相同。舍侄地位固不便一一發交下屬，致涉私心，實亦（因）人數太多，難於在京安插。是以政務院兩次明令，頒佈救濟知識分子及失業失學羣眾各項辦法，實皆有為。然而今令郎得有工作，令侄未知若何。人事局積存太多，無可安置，最好亦囑其在外就近向某某機關伺機登記，青年則投考學習或參軍等等，工商軍政各視所宜可耳。”説得入情入理，讓周恩來大為感動。

周嵩堯居京只有短短三年多時間，他晚年生活很幸福。但是，文史館的悠閒工作也難免使他產生思鄉懷舊之情。紹興有祖居，揚州安葬有他的父母，淮安更是他最早供職、多年寓居和上學讀書的地方。他很想一一回去看看。可是嚴於律己的周恩來考慮到老人如果回去，“當地政府一定會對他給予特殊的接待和照顧。這樣無形中就會給當地政府增加負擔，也影響人家正常工作”。“況且周恩來歷來反對‘衣錦還鄉’的舊習俗，他要自我帶頭，樹立新社會的新風尚，給全黨做出表率。就婉言勸説六伯父不要歸鄉省親”。1951年3月1日，周嵩堯在給紹興表弟魯覺侯的信中還提到這件事：“本欲就浙省一席，舍侄以相距太遠，年衰獨行，不能獨行。”他是個經歷過滿清、民國、日偽和新社會幾個朝代、幾個時期的人，能顧大局識大體，也就能理解侄兒周恩來的意思，打那以後再也未向周恩來提出任何個人要求。

周嵩堯的通情達理使周恩來感到十分欣慰。平素工作之餘，便派人把六伯父接到西花廳，談國事、談家事；遇有越劇、揚劇或淮劇進京表演，周恩來總是叮囑西花廳工作人員，別忘了買兩張票給六老爺子送去。有時周恩來還邀他去頤和園同舟漫遊昆明湖。説起慈禧、光緒當年在頤和園對他的召見、面試，老人捊着銀白的鬍鬚，竟像回到孩提時代，爽朗地大笑起來。周恩來還多次對去西花廳的同輩們説：“六伯父年歲大了，你們有空常去看看他，陪他説説話。”

1952年3月，周嵩堯的兒子周恩夔在揚州因病去世，時年才過五旬。周恩來十分體貼周嵩堯老年喪子的哀痛心情，在徵得老人同意之後，託人將他最疼愛的曾孫周國鎮從揚州接來北京，一邊上學一邊陪伴老人家，並負擔了周國鎮的全部學雜及生活費用，以撫慰六伯父的喪子之痛。1952年8月，周嵩堯80大壽時，周恩來還按蘇北老家習慣，邀集弟弟周恩壽及在京侄兒、侄女們，齊集到西花廳設簡單的一桌家宴，為六伯父做壽。據周恩來生前衞士長成元功、衞士韓福裕等對筆者回憶，六老爺子過壽那天，總理很高興，不僅在桌上帶頭敬酒，還親自繫上圍裙，下廚做了淮安紅燒獅子頭等六老爺子喜歡吃的家鄉菜。

1953年9月2日，周嵩堯先生因患老年性氣管炎在北京去世，享年81歲。百忙之中的周恩來親臨北京嘉興寺向他的六伯父遺體告別並主持了入殮儀式。9月6日，周嵩堯出殯，由他的孫子周華章引棺領穴。周恩來因公務繁忙，無法分身，便託鄧穎超代表他前往送葬。鄧穎超抱病送靈至北京東郊第一人民公墓，並代表周恩來親自為周嵩堯的墓揮鍬剷土，使其得以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