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斐丹

1907年7月，吳斐丹出生在稠城鎮石古金村。他的父親是位教書先生，母親是位純粹的農民，是家中的主要勞動力。吳斐丹出生時，正是資產階級革命興起，滿清政府統治搖搖欲墜之際

吳斐丹5歲進蒙館那年，辛亥革命勝利，男人剪去了長辮，少女不再纏足，社會起了變化。不久他轉到新式小學讀書。

父親是個舊知識分子，保持着耕讀傳家之風，家中留着一些土地，在傳道授業之餘參與耕作。受父母影響，少年吳斐丹對家中的農活幾乎樣樣都做，如割草、打柴、輾谷、播種、收割等等。進入中學後，吳斐丹平時不常回家，但寒暑兩假中的農事勞動仍是他的生活內容之一。長期的農事勞動，使他對農民的貧困生活和中國農村經濟的現狀有着十分深切的感受。受這種生活環境和當時學校教育的影響，吳斐丹從小就抱有“實業救國”的理想。

吳斐丹讀書環境比一般人家稍好，但家庭經濟並不富裕。讀大學時還要靠親友的接濟和幫助。因此，吳斐丹很早就想自己寫稿來維持生活，以減輕家中的負擔。

1921年暑假，17歲的吳斐丹考人設在金華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學讀書，與吳晗、千家駒同年級。第二年轉學省立第一中學（今杭州高級中學）讀書。進人中學後，吳斐丹為了實業救國，比較重視數理兩科的學習。因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學校又經常請魯迅、陳望道、胡適之、徐志摩及印度大文豪泰戈爾等學者、教授來校授課或作報告，吳斐丹對新文學也產生濃厚的興趣。作為經濟學家，他最先以“映雪”筆名投稿，創作並發表了不少詩歌和短劇等文學作品。

1925年夏，吳斐丹考人廈門大學預科班。

1927年，考入武漢國立第二中山大學（原名為武昌大學，後改名為武漢大學），並任校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委書記和學生會負責人。

在武漢讀書時，吳斐丹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社會運動。那時，武漢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是李漢俊，講授唯物史觀。吳斐丹經常去聽他的課，政治思想上深受其影響。不久，武漢大學內革命情緒高漲引起了反動派的恐慌，最後學校被武力解散。在武漢大學本部所在地附近東廠口省議會廠坪上，吳斐丹親眼目睹了李漢俊和另一位教授及進步同學數人被活活槍殺。

在這一系列令人痛心的現實面前，吳斐丹終於明白了，如不解決政治制度問題，“實業救國”是不可能的，中國也不會有新的出路。面對嚴峻的社會現實，面對反動派的屠刀，吳斐丹的“實業救國夢”破滅了。

1927年下半年，報紙上經常報道反動派槍殺進步青年的消息。父母對遠在武漢的兒子非常擔憂，不讓吳斐丹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求學。

1928年春，在父母的一再要求下，吳斐丹離開武漢轉學到上海復旦大學社會學系讀書，直到1930年冬大學畢業。

在復旦讀書時，吳斐丹蔘加了上海學聯、左翼作家聯盟和社聯的活動，活躍於復旦校內進步同學、教授之間。大家一起在報刊上發表討論社會問題的文章，出版各種刊物書籍。

除了聯繫復旦進步青年學生、教授，吳斐丹還經常出入於復旦附近的勞動大學和立達學院，與這些外校的進步青年往來，暗中宣傳進步思想，傳播進步刊物。同時，吳斐丹還與一些進步同學一起，利用“社會調查”課的機會，對復旦周圍的農民和工人的生活狀況進行調查。

1931年春大學畢業後，吳斐丹就在吳淞中國公學教倫理學和高等代數，並在復旦中學教西洋史。這年11月，吳斐丹突然被捕。警方搜查時在吳斐丹的牀墊下搜出了紅色書刊。

被捕後，吳斐丹先被拘押在閘北警察局，隨即送到南市區某偵察隊看守所，後又送到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由於當時日軍即將進攻上海，吳斐丹等政治犯又轉押到漕河涇上海市正式監獄。淞滬血戰開始前，吳斐丹又被集體解送到杭州西湖濱的昭慶寺監押。一個多月後，又被送到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約兩個月後，淞滬血戰結束，吳斐丹等政治犯又被送回上海警備司令部看守所。

當時負責關押吳斐丹等政治犯的警備司令戴戟是和蔣介石對立的十九路軍陳銘樞的部下，對青年學生比較愛護。1932年5月，戴戟親自審問後把吳斐丹釋放了。 ^[1] 

吳斐丹出獄後，經過幾個月的調養，於1932年下半年由復旦時的同學介紹，到《申報月刊》社工作。當時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嚴重，為了適應編輯工作，1933年9月，經報社同意，吳斐丹東渡日本進行世界經濟問題的研究和學習。在日本三年多的時間裏，他相繼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和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即研究院）學習，又在德國人創辦的上智大學夜校學習德語，還擠時間到日本各地考察，為《申報月刊》、《東方雜誌》等報刊發回大量的通訊報道和經濟研究論文，客觀地介紹日本政治經濟情況。吳斐丹去日本的初衷，主要是想比較深入地研究農村經濟問題，後來由於現實的需要，逐漸擴展到各種經濟理論的研究。

1937年6月，吳斐丹從日本回國，繼續在《申報》工作。不久“七七”事變爆發，吳斐丹被報社派往崑山前線擔任戰地記者，後隨軍撤退，輾轉蘇州、無錫、宣城、歙縣、南昌、長沙、武漢等地。

國共第二次合作後，1938年2月，吳斐丹在武漢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擔任秘書，當時陳誠任部長、周恩來任副部長。

日寇佔領南京後，隨即進攻武漢。在此期間作為政治部秘書，由於兩黨間的磨擦和矛盾日益加深，吳斐丹覺得工作很困難。於是在政治部撤離武漢去湖南的途中離開了政治部，幾經轉折到達香港，為生活書店編寫《戰時日本年鑑》和《抗戰史料》，同時繼續為大陸的《國新社》及其他報刊撰寫文章。不久廣州淪陷，香港成了孤島，出版物寄運到內地非常不易，《抗戰史料》的資料來源和出版也都發生困難，編輯工作只好停止。1939年5月受復旦教務長李炳煥的邀請，吳斐丹轉道去重慶，到遷在重慶的復旦大學教書。

從1939年下半年起，吳斐丹以教授名義相繼在重慶的復旦大學、中央大學、上海交通大學、震旦大學、政治大學等院校兼任教學工作，主講經濟學和經濟學説史。1941年曾一度擔任復旦大學經濟系主任，後又被選為政治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考慮到行政事務影響教學研究，不久又辭去了這些職務，專心於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

吳斐丹後來雖然長期在高校任教，但並非不是一個脱離實際的學究式人物。他認為經濟學應該研究現實的經濟問題，否則學術研究就失去了最根本的意義。他做學問總是致力於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因而研究的範圍很廣，從農村經濟、財政金融、人口問題到外國經濟學説史等等都有所涉及，並撰寫了大量的學術文章。他那獨立思考、求真務實的學術態度固然是受早期參加社會運動影響，但究其根本是與他從小養成的以國家和民族的振興為己任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分不開的。

新中國成立後，吳斐丹一度致力於外國經濟學説史的研究，是有其客觀原因的。

作為一名富有正義感的中國知識分子，吳斐丹為新中國的成立深感歡欣鼓舞。建國初期，面對的是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百廢待興。年富力強的吳斐丹渴望以自己的聰明才智，為新中國經濟的復興貢獻一份力量。但是，在建國初，作為研究現實經濟問題所必需的統計資料卻是保密的，偶爾公佈幾項主要數據也是真偽難辨，這使吳斐丹大為苦惱。在人口問題的研究中，不久便碰了一個不小的釘子。吳斐丹與人口學家馬寅初私交很深，對於人口問題兩人有着許多共同的觀點。解放初期馬寅初提出了人口問題的意見時，吳斐丹也發表了文章。

1957年，發表於《文匯報》的《洪亮潔的人口思想》中，他提出：“土地有限，人口不能無限增加”的觀點，亦被當時的極“左”路線指責為“新馬爾薩斯主義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口問題的研究也被迫停止了。

現實經濟資料無從取得，人口問題又遭受批判，剩下的只有從事歷史研究一條路。當時對於歷史資料還是比較公開的，吳斐丹自己也收集了不少。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選定了“西方經濟學説史”作為自己的長期研究的方向。

吳斐丹早年就精通英、法、德、日四國文字，解放初在學習蘇聯的熱潮中，他又自學了俄語，中老年人學俄語，一般很難見效，但吳斐丹卻進步很快，用不了多久就能閲讀、翻譯蘇聯著作和文章，原因是他原先就精通幾國歐洲語言，特別是德語，與俄語同屬印歐語系，可以觸類旁通。

解放以後的經濟學界，存在一種緊跟領導、盲目鼓吹和解釋經濟政策的不良傾向，所寫的論文、著作、教材都不能背離現行政策。政策變了，學術觀點也得跟着變，並尋找種種理由來論證現行政策的合理性，而不考慮其理論是否連慣性。吳斐丹對此很反感，認為這對經濟理論的發展、對國家經濟建設都沒有好處。他始終保持着獨立思考，務實求真的治學之道，竭力希望從國內的經濟實況、世界經濟發展的態勢出發，提出自己的見解，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能夠有所幫助。但受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無法直接研究現實經濟問題，於是利用自己的外語特長，於1957年創辦了一份專門翻譯介紹外國經濟文獻的刊物《世界經濟文匯》。他編輯的方法與眾不同，不是簡單地選登來稿，而是自己先大量地閲讀各國經濟刊物，篩選出有針對性的文章分別請青年教師翻譯。在“大躍進”、“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極“左”年代，這份刊物給閉塞的經濟學界帶來了一絲新鮮空氣，深受經濟學界歡迎。

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吳斐丹雖然年事已高卻仍然很奮發，別人勸他休息休息，該保養身體頤養天年了。他卻説：“知識分子切不可清閒。我有點知識，應該抓緊為人民多做點事情。”“文革”十年，中國人口增加了近2億。這一現實對吳斐丹來説比起自己受迫害、被批判要痛心得多、難受得多。他覺得我們國家再不能忽視抓人口問題了。在別的教授、學者們還心有餘悸、不敢沾手時，吳斐丹卻斷然提出要在復旦大學成立人口研究室。在他的努力下，人口研究室很快批准成立。於是他抽調幾位青年教師立即投入研究工作。不久，這個人口研究室又得到了聯合國的支持，申請到第一期研究經費23萬美元。各種設備很快運到。這時他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

條件的優越，意味着責任的重大。吳斐丹決心努力把“人口研究室”這塊“蛋糕”做大。在他的積極推動下，1980年上海市人口學會成立，吳斐丹被推選為首任會長。

吳斐丹深刻地認識到，人口學今後對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作用。而這門科學在我國還沒有什麼基礎。國內資料缺乏，所以很希望集思廣益，培養一批後繼者，共同為建立這門新學科而努力。1981年春節剛過，他就在復旦主持了大型人口問題培訓班。除了自己講課外，還聘請日本人口學專家黑田俊夫等外國專家來講學。這個培訓班的學員後來都成為全國各地人口學會或人口研究所的骨幹。

為了瞭解國外人口學研究進展動態，交流人口理論經驗，1981年春，75歲高齡的吳斐丹率領中國高等學校人口考察團赴美國、加拿大和日本進行了歷時34天的考察。由於他在國外學術界具有—定的知名度，由他帶團出訪，很受外國學術界重視。這次出訪，為加強我國高校與國外高校人口研究機構的聯繫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正當他的人口研究工作重新啓動，並迅速發展之時，吳斐丹病倒了。他原以為工作過於勞累，休息幾天就會康復，哪知經醫院一檢查確診已是肝癌晚期。1981年9月12日，吳斐丹與世長逝。

吳斐丹一生髮表政治經濟和人口理論方面論文數百篇，翻譯了大量的外國經濟文獻和經典著作，其人口理論作為代表性理論觀點被收入美國俄亥俄州大學出版的《中國人口的鬥爭》一書。

吳斐丹生前曾擔任上海市社聯委員、上海經濟學會理事、上海人口學會會長、上海社會學會顧問，全國外國經濟學説研究會副會長，九三學社上海分社常務委員，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顧問等職務。他的去世令復旦和上海的學術界特別是人口學界深感悲痛和惋惜。正如當時復旦大學副校長鄒劍秋説：吳斐丹先生的去世，對復旦的損失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