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承明

1917年1月3日，吳承明出生於河北灤縣。 ^[4] 

1932年，考入北洋工學院預科。

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理學院。

1936年，任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大隊長；同年，轉入北京大學史學系。

1938年，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復學。

194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後任職於重慶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

1946年，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6月，任職於南京資源委員會。

1947年，任中央信託局信託處襄理。

1949年11月，返回北京。

1950年―1957年，先後任職於中央外資企業局、私營企業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

1952年10月，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處副處長。

1958年，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調查研究處處長，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1975年8月，調任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

1978年5月，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2006年8月，當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2011年7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 ^[1-3] 

吳承明根據庫氏的方法進行1931―1936年中國的資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估計，與前人不同的是將“資本”定義為“生產剩餘價值的價值”，這些是吳承明的第一個經濟史研究專項；1949年，吳承明開始研究外國在華投資問題，將外國直接投資的考察從前人一般止於1936年延伸至1948年，研究證實外國在華投資中資本輸出很少，主要來自外資在華的積累，這些是吳承明的第二個經濟史研究專項；1952年，開始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注重調查統計，參與籌建全國工商聯等工作；1958年，開始編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和撰寫《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科研視角看“資改”是吳承明研究的第三個專項。 ^[3] 

20世紀80年代，吳承明着手研究市場問題。早在統購統銷時代吳承明就開始考慮市場管理、價值規律等問題。首先是估算市場商品量即市場大小的演變，整理出1840―1869―1894―1908―1920―1936年間五個時段的中國國內市場商品量估計，從中可見19世紀下半葉市場發展很慢，其擴大是在20世紀以後，抗日戰爭後劇減。1983年，從人口和耕地、田價和物價、貨幣和白銀流通、財政和商税等方面，研究明清和近代市場長週期性的興衰演變；吳承明另在市場理論方面做了研究，分析馬克思的分工產生市場的理論，讚賞恩格斯的主張“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提出歷史上各種市場的出現多與分工無關。建構交換與經濟發展關係的模式，提出“交換先於生產”，在理論上做出新嘗試。吳承明研究市場，從商路、商鎮、商品運銷轉向人口、價格、貨幣量、商品量等變化，分析市場的週期性演變，並討論其對社會結構、階級分化的影響，其市場研究是以中國現代化（即近代化）的宏大背景為基點的。認為市場資料較多，數據有連續性，用市場和價格的演變來考察經濟的興衰與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均有很大的優越性。這與現今人們津津樂道的“斯密動力”理論相仿，即市場促進分工、分工和專業化促進生產，經濟增長與市場的深化擴展分不開。另一方面，在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以及現代化理論等方面進行創新探索，希望在理論上找出一條適應中國經濟史學和現代化研究之路，這可視為“規範研究”（normative research）。 ^[3] 

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繞不開現代化問題，吳承明自1987年以來就在這方面下功夫並提出新見。針對通行的“衝擊─反應”範式和“傳統―現代”對立模式，提出中國“內部能動因素”論，並予以實證考察。傳統經濟中的能動因素主要是農業和手工業，認為傳統農業可以承擔現代化的任務，但不否認其落後面一定程度地制約了工業化的發展。以科學的精神和謙遜的態度在再版時指出，對於近代人口與耕地“我的估算已落後了”而應“改用時賢新論”。分析利用手工業的功效及工業與小農經濟的結合，可能本有一條立足本土、工農結合、土洋結合進而現代化的道路，但終敗於以洋行、租界為背景的大口岸經濟之路。 ^[3] 

20世紀90年代，中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吳承明採用希克斯（J.R.Hicks）《經濟史理論》的觀點，把實現市場經濟作為經濟現代化的標誌。論證從馬克思到諾斯（D.C.North）都將工業化歸之於“專業商人”的興起和市場的擴大，引發生產方式的變革，商業革命導致工業革命，又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實例加以佐證。具體到中國，他把明代嘉、萬時期的徽商、晉商等大商幫的興起和工場手工業、散工制的發展，以及財政、貨幣的白銀化，租佃、僱工制度的變革，社會結構的變遷和17世紀的啓蒙思潮等綜合考察，視為明清之際的現代化因素。 ^[3] 

總的説來，20世紀80、90年代，吳承明在商業資本、市場和交換理論、中國現代化理論以及廣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經濟史學方法論等方面着力甚多。關注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與動態，並運用其中適應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成為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結合的典範。他的結合與運用是能動而理性的，突出於選擇與修正。 ^[3] 

吳承明晚年重視思想文化對經濟的作用與影響，認為經濟發展―制度改革―社會變遷中最高層次上都要受思想文化的制衡（conditioned），這有兩重意思：一是不合民族文化傳統的制度變革是行不通的，二是文化思想又常是社會制度變革的先導即啓蒙。他對宋儒尤其是心學傾注心力，認為自宋以後儒學理性化，到王陽明將“知”和“理”一元論，有利於思想解放；反傳統思潮和經世致用主張以及實學思想都具有啓蒙意義。他對經濟思想史頗為注重，自讀書時代起就修習西方經濟學説史，研究中國經濟史更不能忽視中國經濟思想。他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有三大問題：義利──價值論、本末──生產論、輕重──流通論。西方經濟學有侷限，要總結中國經濟學，經濟思想史十分重要。他説經濟思想的產生是對當時經濟制度的懷疑，純粹的經濟思想是對當時經濟思想的懷疑。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偏重文化範疇，與中國哲學史關係較緊密，要懂經濟史和文化史才能研究。 ^[3] 

21世紀以來，吳承明最看重的就是“經濟史：歷史觀與方法論”研究，他提出經濟史是研究歷史上各時期的經濟是怎樣運行的，及其運行的機制和績效，從而研究不能限於經濟本身。他從三方面考察歷史觀，即如何認識人與自然界的關係即天人關係、如何認識人與人的關係即社會關係、如何認識思維與存在關係即認識論。他讚賞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歷史觀，認為其天人相通、社會和諧、古今通變是高明的，而宋以後的啓蒙思潮雖然促進思想的理性化卻不能導致社會的現代化。吳承明特別指出，歷史研究是研究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事物，任何時候都有待認識的東西；隨着知識的增長、特別是時代思潮的演進，原來已知的需要再認識，研究就是不斷地再認識，因此研究方法應開放即“史無定法”。吳承明概括他研究中國經濟史學的思維理路：“歷史―經濟―制度―社會―文化思想”。 ^[3] 

吳承明主要著作有《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投資（1955年）》、《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1985年）》《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三卷本）（1985年、1990年、1993年）》等，主要論文有“論廣義政治經濟學”“論歷史主義”“論二元經濟”“經濟史學的理論與方法”等。 ^[2] 

吳承明在上海交通大學、東吳大學兼職期間，講授“貨幣銀行”“國際匯兑”“工業管理”“財務報告分析”等課程。 ^[3] 

吳承明的曾祖父一輩曾任內閣中書，曾聯名奏請修建蘆漢鐵路。後外放浙江出任多處地方官政績卓著，又任全浙海塘工程總局事及監酒税等職，為官剛正清廉“處脂膏而不以自潤”，受命反貪腐“守正不阿”。辛亥革命中敦促浙軍起義，後北歸隱居；吳承明的的祖父曾在杭州為書吏，1920年後定居北京；吳承明的父親吳大業，1911年畢業於北洋大學堂法科，曾歷宣統皇帝殿試，賜“同進士”出身。主業法律事務，曾協助外交部長王正廷督辦“魯案”善後事宜，後為專業民法律師。曾兩度任北平律師公會會長，先後任北平國貨陳列館館長、財政部北平印刷局局長等職；吳承明的母親李翔青畢業於北洋女子師範學堂，一生賢妻良母；吳承明為家中長男，秉承勤學濟世家風。 ^[3] 

1946年3月9日，吳承明與留學紐約朱麗葉音樂學院的鋼琴家洪達琳女士結為伉儷，洪達琳曾任中央音樂學院教授 ^[4]  ；吳承明女兒是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吳洪。 ^[5] 

“先生（吳承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孜孜以求者，惟有報效祖國、追求科學、追求真理。他的確稱得上學貫中西、古今融通而且史論互證、著述甚豐，受到海內外同行的敬重。這與他深厚的文史功底和西方名校的系統教育分不開，也是他博學勤思嚴謹治學所致，更是他主張各家並存、取法務上、求實創新學術精神的體現。在前述三個專項研究之後，作為經濟所的專業研究員，多年來他的學術貢獻更是無可替代的。”（《經濟學動態》評） ^[3] 

“吳承明是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專家，在經濟學和歷史學領域均有很深的造詣。”（《中國社會科學報》評） ^[4] 

“兩位先生（吳承明、汪敬虞）都是中國經濟史學的主要奠基者和領路人，他們長期耕耘於經濟史研究領域，著述豐碩，成就卓著，影響深遠。他們不但寫出了許多傳世的‘金字塔式著作’，而且留下了貫通古今、融匯中西的學術傳統，嚴謹勤奮、執著堅守的治學精神，謙和寬厚、幫扶後學的為人品格與樂觀通達、奮鬥不息的人生態度，在同仁和後輩學人中廣為流傳，感人至深，是經濟史學界乃至整個經濟學界寶貴的精神財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評）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