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兆敦

司徒兆敦的家族是一個充滿傳奇的華僑世家。他的太爺爺是保皇黨人。爺爺司徒盛讚是“豬崽”出身的美洲華僑領袖、國民黨元老。父親司徒慧敏是共產黨新鋭，周恩來總理派往美國好萊塢學習電影技術的第一人，曾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他的母親鄧雪瓊雖然只是開平一名普通的農村婦女，然而，做衣服的手藝很出名。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穿的衣服，就是出自她的一雙巧手。司徒兆敦的弟弟司徒兆光是我國著名的雕塑家。

在父親的影響下，司徒兆敦自小就愛上電影。司徒兆敦在電影廠是從做雜活一步步做起來的。1951年，司徒兆敦隨家人到北京定居。1964年，畢業於中國當時唯一的一家電影學校——北京電影學院，自此一直在該校擔任教職，曾任七八導班主任。1968年9月9日，司徒兆敦因參加唐瑜、陳毅、夏衍、潘漢年、郭沫若等聚會的“二流堂”，被關進了“上海空司學習班”，判了死刑。在5年的監獄生涯裏，他偷偷地寫了許多讀書心得。1987年，他出任導演系主任。

2023年8月31日，據電影守望者餘泳消息，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司徒兆敦於31日凌晨去世，享年85歲。 ^[1] 

曾得到他指導的學生包括聞名國際的“第四代”和“第五代”導演，例如陳凱歌（《黃土地》，1984年）、田壯壯（《盜馬賊》，1986年）和張藝謀（《紅高粱》，1987年）等。對於這些，司徒兆敦淡淡地一言帶過，他笑着説：“我是一個愛就特別愛，恨就特別恨的人，不會讓我的學生拍炒作的片子。別人説什麼我不管，我只承認自己是一名教學認真的好老師。” 　司徒兆敦上課時愛跟學生聊天，學生的錯誤，他不僅指出來，而且能夠給予很好的意見，他的課，總是吸引眾多學生慕名而來。一次，有個女學生拍了一部作品讓司徒兆敦提意見。司徒兆敦説：“説真的，那部作品特噁心，説的是一名年輕男子想看女人洗澡，於是扮成女人混進澡堂幫人搓洗，被發現後，大冷天赤身被人追出街上，就這樣結束了。”司徒兆敦對女學生説：“你能當導演，這麼難拍的畫面都讓你拍到了，但是，一部作品沒有社會意義，就失去了價值。能不能將之拍成：男子成功混入澡堂後，卻大吃一驚地發現，裏面的女人都是老人，而且，從她們的談話當中，體現了社會當中一些讓人動情或者震撼的事？”女學生聽了司徒兆敦的話後，很開心地説：“所有的老師看了我的片子後，都把我罵一頓，只有你教我如何將壞作品變成好作品。”

司徒兆敦認為，體現學生成績的，就是教其拍出好作品。他指導的學生，作品在國際國內獲獎無數，人們給了他一個外號：“得獎專業户”。2003年，司徒兆敦在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擔任客座教授，並在該校舉辦關於紀錄片的系統講座，為28名來自各院系的同學進行了認真的輔導，雖然學生們以前都沒有電影或錄像製作的經驗，但他令人興奮和滿足的是，在幾個月後，學生們都可以從無到有完成了27部在題材和美感上藴含無限潛力的紀錄片作品，其中16部作品在國內和國際獲獎。2004年，他再次到香港指導學生拍紀錄片，又有一批學生的作品獲獎。

司徒兆敦説：“我教出的學生保持着善良的心，是最讓我欣慰的。”有一次，一名學生的作品《哈佛的女孩》，在一次參評中獲了5000歐元獎金，該學生對司徒兆敦説：“老師，我要將這些獲獎的錢捐出來做基金，幫助片裏反映的那些孩子。”

在北京電影學院，司徒兆敦説的一句話很有名：我可以原諒我説錯話，因為我已經説了很多錯話，但是，我不能原諒我説假話。他説：“什麼是真事、真相、真理？這是我給學生必上的第一課，因為紀錄片就要實事求是。”

北京電影學院在1998年建立起紀錄片的專業，並由司徒兆敦帶該專業的學生，但是，他很早就開始宣傳以真實的紀錄片來記錄歷史的理念了。因為父親的關係，司徒兆敦認識了很多“大人物”，他們跟普通人一樣平和而真實地生活，加上父親的教誨，讓他深有感觸，他説：“在我的生活道路過程中，只有那些真實的生活才是最紮實、最有質量的。這些東西壓在我心上，讓我編假我做不到。”

為了拍好紀錄片，司徒兆敦差不多走遍了整個中國，以自己或者學生的鏡頭，來關注真實的故事，真實的人。他説：“電影最重要的，不是講故事，而是它具有記錄的功能，鏡頭就是眼睛，話筒就是耳朵。紀錄片是對時間最好的記錄，應重視紀錄片的拍攝，關注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用記錄片的方法把時間留駐，把我們的感受留駐，把我們的記憶留駐。可以説，記錄片一定能經歷時間的考驗，有永恆的價值。此外，要提高一個國家的國民素質，不發展紀錄片是不可能的。全世界都是這樣。”

電影《竹》、《青山夕照》、《父子婚事》；電視紀錄片《路》、《環境藝術》、《光輝的歷程》、《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

《影視導演基礎》（王心語主編，任其中幾章撰稿）、《世界電影趣聞》、《中國紀錄片創作前瞻》等。

司徒兆敦曾説：“一個沒有歷史的地方是沒有魅力的，我曾經回開平看過家鄉的碉樓，它們帶着歷史的意義站在那裏，令人震撼，也很適宜用紀錄片的方式，將之永遠地保留下來，讓子孫後代知道，那片美麗的田野上，過去的碉樓是什麼樣子的。” 　司徒兆敦曾説：“家鄉的變化讓我很感動，家鄉的鄉情讓我尤其難忘。”上世紀80年代，他曾回過一趟家鄉，當他無意中看到，村裏每年分豬肉的名單裏，還有他們家人的名字時，內心極為震動，他説：“這就是家鄉情，不管走多遠，都牽着我們的心哪。”那一次，他在村裏摘了一個果子帶回北京，一直捨不得吃，那風乾的果子，就一直襬在他的書桌上。

聽到家鄉申遺成功的消息，司徒兆敦很高興，還在北京與開平籍的家鄉人聚會慶祝。他説：“我覺得，家鄉人做的這些工作很有價值，如果需要我們為家鄉做些什麼，我們都很樂意。家鄉拍成的碉樓片子，我也可以幫忙修改。”司徒兆敦還一再表示：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就是對它破壞少一點。

1997年，獲頒北京電影學院最高榮譽“金燭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