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混號辭典

《古人混號辭典》是一部為中華文化史填補空白的力作，居然把若點點寒星散落在歷代古籍中的成千上萬歷史人物的混號匯成一編，編成一部規模宏大而又便於檢索的混號辭典，其選題立意之新、搜採範圍之廣、網羅人物之多，都是空前的。如果是一兩個秦始皇的兵馬俑，也許不足為奇，然而一個兵馬俑的龐大軍陣，則會立即煥發出令人震撼眩目的光彩。本書正是這樣一個軍陣，迄今尚無同類書可與相比較，能與相頡頏。

本書是一部歷史人物的混號辭典，本着“實有其人，實有其事”的原則，不收錄任何文學作品中的任何人物。全書約七十萬字，珍稀圖片四百餘幅。所涉及的歷史人物約在三四千人以上。如果把家族混號（如：三戟崔家、樣式雷）、集團混號（如：餓狼軍、白桿兵）統計在內，所涉及人物當數以萬計。蒐羅範圍之廣為前所未有。每個辭條，為人物立傳，概述其生平，突出其混號來歷，並注意發掘其混號背後的故事。所使用材料，蓋出自“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以及歷代野史、筆記和地方誌、佛經等，均一一註明出處。遇有説法矛盾之處，辨析真偽精粗，擇善而從。書前編有“混號目錄”，書後附錄“人名索引”，極便尋檢。因此，本書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資料價值。

本書的代前言《混號值得研究》，是一篇探討有關古人混號問題的拓荒之作，對於混號的起源、混號的功能、混號的流行範圍以及混號的分類與模式等問題，進行了全面系統地梳理和闡釋，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混號構築了堅實的框架，也為閲讀本書指出了門徑。

通過讀這部書，你會知道許多聲名顯赫的歷史人物是有混號的，如：孔子號“長人”、秦始皇號“祖龍”、唐太宗號“髭聖”、唐宣宗號“老儒生”、李白號“醉聖”、歐陽修號“韓文究”、劉墉號“濃墨宰相”。

通過讀這部書，你會知道許多耳熟能詳的歷史人物如：軍事家孫臏、醫學家華陀、漢成帝的寵妃趙飛燕、乾隆帝所寵愛的香妃等，都是靠混號而垂名後世的。更有許多農民起義軍的將領，或身懷絕技的普通勞動者，如：闖王李自成麾下的女將領“紅娘子”，明代園林建築師“陸疊山”，清代的銅雕藝術大師“蟹鉗”等，因其社會地位低微，或被視作叛逆，如果沒有混號也早已湮沒無聞。

通過讀這部書，你會知道混號（今稱外號）不是淺表層面上的“玩笑而已”，混號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是羣眾的一種口頭創作，是百姓的口碑，是輿情的反映，是史家用以臧否人物的春秋筆法，是文壇上文藝批評的利器。小小混號，雖不關軍國重事，然而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卻涉及到歷史、民俗、文學、藝術、宗教、語言等多種學科和領域。混號是人類的一面鏡子，比人物的本名更有意義，也更值得我們研究。

通過讀這部書，你會知道混號有褒貶功能。孔子作《春秋》，寓褒貶，別善惡，混號正是運用了這種春秋筆法，對人物的品性才智之優劣高下作出評價。官吏之清濁，關乎百姓之死活，於是百姓就以混號為武器來批評他們。對於好官清官，如況鍾，百姓稱他“況青天”，清朝第一清官于成龍自奉簡陋，百姓稱他“於青菜”；反之，北魏豫州刺史崔暹，贓污狼藉，百姓叫他“癩兒刺史”。因此，混號是羣眾的口碑、官吏清濁的標誌，是羣眾奉獻給所愛者的頌歌，也是聲討所惡者的檄文。混號有着廣泛的羣眾基礎和社會基礎。因此，最高統治者也很重視混號的作用和影響。隋朝，梁彥光為相州刺史。因為老百姓管他叫“戴帽餳”，謂其雖戴帽似人，而柔軟如飴糖，隋文帝竟因此而罷免了他的官職。可見，一個混號已不是一個簡單的稱謂，一個混號就是一個人的操行鑑定書，關係着一個人的升黜榮辱。所謂一號之褒勝於華袞，一號之貶嚴於斧鉞，當不為過。原因就在於混號背後反映着廣大民眾的情緒，藴藏着巨大的輿論力量。惟其如此，自古以來，混號即受到史學家的重視，司馬遷把混號寫進《史記》，司馬光把混號寫進《資治通鑑》，而二十四史的眾多作者則把採擷混號當作了撰寫人物列傳的點睛之筆。

通過讀這部書，你會知道混號還有表達愛恨情仇、宣泄個人情感的功能。漢初，呂后把劉邦的小老婆戚夫人砍斷手足，挖去雙眼，燻聾耳朵，灌以啞藥，置於廁中，號曰“人彘”。清代雍正皇帝把他的兩兄弟胤禩與胤禟分別改名“阿其那”（滿語狗也）、“塞思黑”（滿語豬也），都是最大限度地宣泄了他們對政敵的仇恨情感。宋仁宗飛白書“鐵御史”三字賜給御史吳中復，則又反映了皇帝對所喜愛大臣的褒獎和喜愛。混號是宣泄情感的一種需要，或戲謔，或嘲諷，或嗤鄙，或怨怒，或詆譭，或憎畏，或頌揚，無一不是產生混號的動因，也為混號烙上了不同的感情色彩。

通過讀這部書，你會知道混號還有文藝批評的功能。古代的文化圈子裏，普遍流行混號，文人之間互以混號相標榜，或以以混號肯定詩人或作家的藝術成就，或以混號反映詩人或作家的藝術風格特色，或以混號反映詩人或作家的才智素養，情趣愛好，儼然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尤其是詩壇上的一種時尚。如宋代詞人宋祁，以《玉樓春》詞馳名，號“紅杏尚書”；唐代詩人鄭谷以《鷓鴣》詩得名，號“鄭鷓鴣”；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作詩“好以數對”，號“算博士”。此類混號，比比皆是。如何深入挖掘混號在文藝批評方面的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是我們今後研究中國文學史，不該忽視的一個新的領域、新的課題。

通過讀這部書，你會知道混號淵源已久，上古已有之。夏代的最後一個君主桀，以力大能推牛倒，號“移大犧”，這當是古人混號中的“南博－萬”。而混號的流行範圍極其廣泛，在皇宮、在官場、在民間，上至帝王將相，下及販夫走卒、僧人道士、婦女兒童，三教九流，幾乎無處不有，而其中，尤以軍人、文人（尤其是詩人）和僧人這三種人羣中最為普遍。在大大小小的各種官員中，當以宰相和御史的混號為最多。唐代宰相369人，今能查到有混號的竟在四五十人以上。宋代居相位者133人，今能查到有混號的也在三十人以上。如：宋代名相寇準，號“無地起樓台相公”、“無宅相公”、“寇巴東”、“柘枝顛”，一人就有四個混號。

通過讀這部書，你會知道混號有直錄式、諷喻式、鑑定式、關聯式等各種不同的構成模式。其中直錄式混號，真實反映了人物的形貌、服飾、言談舉止、習慣嗜癖、文才武勇、遭際經歷等方方面面的特徵，構成了千人千面的人物畫廊。僅就形貌特徵而言，就涉及到人物的眼、耳、鼻、頭、頸等各個部位的生理特點。如：唐玄宗宰相韓休，頭鋭，號“筆頭公”；宋代奸相王欽若，頸生肉瘤，號“癭相”；抗金名將張威，臨陣戰酣，兩眼皆赤，號“張紅眼”。而諷喻式混號，僅用以比喻的飛禽走獸就有龍、虎、獅、犀、鼠、雀、雕、鴟等，多達三十餘種，如：三國曹植號“繡虎”；宋陳彭年號“九尾野狐”；宋韓忠彥、曾布，併為宰相，一偉岸一瘦小，號“龜鶴宰相”。由此可以想見，本書內容何其生動有趣。

本書已於2010年11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