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蘭

字廷秀，弘治三年（1490）進士，授户科給事中，進兵科右給事中，遷通政司參議、左通政。正德四年（1509）冬，出理延綏屯田。劉瑾伏誅，擢通政使，不久任户部右侍郎督理三邊軍餉，還理部事。正德七年奉命巡視居庸、龍泉諸關，督宣、大軍餉，進右都御史總制宣、大、山東軍務。正德十年夏，改督漕運，兼撫江北。正德十五年遷南京兵部尚書。嘉靖元年（1522）三月十七日致仕，次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少保。

叢蘭，字廷秀，號豐山，明景泰七年（1456年）生於文登縣城北宮村。叢公一生操勞國事，位列封疆，官居一品。其祖名實榮，父名春，“俱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使。”其祖母馬氏、孫氏，母劉氏，“俱累贈夫人。”（詳見明代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國史總裁費宏撰《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叢公墓誌銘》，以下簡稱《叢公墓誌銘》）

叢蘭吉人天相，生逢奇遇。據傳叢公生於清晨，雷聲隆隆，大雨如注。喜得貴子，其父樂不可支，雨稍停便到院外大門上掛劍示喜。此時恰有文登知縣與文登營總兵早起公幹，正持劍在門下避雨。見一大清早便有兩位地方大員為一個初生毛孩持劍站崗，兩位大人都好生奇異，於是齊隨叢春進門觀望。見小孩紅光滿面，生相不凡，兩位大人齊誇孩子將來必有出息，當個九品官不成問題。其母一聽樂道：“別説九品，就是一品俺也不嫌棄！”誰知叢母不知天高地厚的一句話，卻使兒子最終真的成了朝中一品大員。（詳見文登學公園《金榜題名》壁刻）

叢公“生而穎異”，少不貪玩，惟對經書典籍喜愛有加，“甚於嗜炙”。濱海一帶買不到書本，“往往手自抄錄，夜誦達旦。”歷經十數年的寒窗苦讀後，叢蘭學業大成，遂入省城鄉試，得中成化癸卯（1483年）舉人。次年又遠赴京城參加會試，然時運不濟，無緣金榜。叢公性格倔強，京試的失利不僅沒能使他受到壓抑，反而使他愈加發奮，遂由“都下鬻書，歸益加探討，自天官、三式兵鈐、醫術、算數之類，靡不究心。”（《叢公墓誌銘》）功夫不負有心人，六度寒窗後的弘治三年（1490年），叢公終以自己的滿腹才華榮登進士榜，高中三甲第三十八名。經吏部考核，職授户科給事中。叢公從此步入仕途，開始了他建功立業三十餘年的宦海生涯。

從小看老，薄地看苗。叢公少小聰敏，才智過人，他非凡的機辯才能少兒時便展露無遺。據傳叢公少時家開豆腐坊，過年時家家户户都請人寫門聯，其父不想求人，就讓兒子湊合着也寫幅門聯。叢蘭也不推辭，他眼珠一轉便揮筆寫道：“出門敲三梆，天下第一家”，橫批：“先斬後奏”。有個讀書人看到門聯後甚感驚異，就問：“你們是户什麼人家，門聯口氣這麼大？”叢蘭説：“俺家是賣豆腐的，到處敲梆叫賣，開門最早，難道稱不上天下第一家嗎？這‘先斬後奏’不就是做豆腐嗎？用滷水一斬再奏（做），豈不是‘先斬後奏（做）’嗎？”誤打誤撞，叢蘭兒時的一副門聯，日後還真使自己成了一位握有生殺大權的朝廷命官。

叢蘭入朝為官後，處處以社稷為重，四處巡察，整肅流弊，盡忠職守。其巡察光祿寺時，見有司正在整備皇壇供器，遂上疏弘治皇帝説：“崇尚異教，為先朝遺弊，當亟罷！”宮廷法事遂得遏制。其巡察房山草料場時，發現軍中管理混亂，賬目不清，即請旨查糾，“多所釐正。”在檢閲京城守軍時，“與司馬（兵部尚書）馬公同心協議”，力除舊弊，“務祛宿蠹”，京防為之一振。(詳見《叢公墓誌銘》)

叢蘭不畏權貴，嫉惡如仇，“指斥權奸無所忌”（舊《登州志》）。雖屢歷艱險，仍一如既往，致使梁芳、劉瑾等內侍鉅奸亦無所避，朝中邪惡之徒或廢或誅，叢蘭由此聲名鶴起，朝野頌揚。其時太監梁芳、陳喜、汪直、韋興等後宮寵臣投機鑽營，中飽私囊，擾亂朝綱，禍亂宮廷。在朝臣們的彈劾下，眾奸雖一度“以罪擯斥”，但在後宮的袒佑下不久“復夤緣還京”，朝臣無可奈何，宮廷一時烏煙瘴氣。叢蘭忍無可忍，在清寧宮火災爆發後，即不失時機地“疏陳六事，極論芳等罪，諸人遂廢。”（《明史·列傳》）與此同時，對朝中邪惡之輩也極盡斥責。疏道：今日之務在“惜畿民，撫邊戌，警怠玩，杜貪殘。”“奸貪如侍郎林鳳輩之未見罷黜，左道如太常卿崔志端之紊亂，舊章皆宜懲處，以順上天遏惡之命。”（《叢公墓誌銘》）林鳳、崔志端等遂被罷黜。叢蘭由此“尋升兵科右給事中”。

孝宗（弘治皇帝）時期，內臣當道，亂命不斷。當時內宮降旨，將無所建樹的代理都指揮吳安提升為都督，對貽誤軍機的邊將姚信予以寬恕，朝臣一時議論紛紛。叢公不肯坐視，即行上疏，力請論處。孝宗照允，二人遭免，朝野稱快，“大閲京營”。如此“在諫垣十餘年，遇事必言，言必盡中。雖忤旨下獄，志不少挫”。（《廣輿記》）弘治十四年（1501年），叢公因政績卓著升任通政使司右參議，又明年轉左參議。

武宗（正德皇帝）登基後，大太監劉瑾迷惑君王，把持朝政，酷施杖刑，殘害朝臣，巧立名目，橫徵暴斂，致使朝野上下膽戰心驚，苦不堪言。為了進一步擴充實力，搜刮錢財，控制軍機要塞，“庚午（1510年）之春，逆瑾請遣官，規劃邊務，兼督糧儲。”作為朝中幹吏，叢蘭被派往延綏督理軍務，從此開始了他衞國戍邊的軍旅生涯。其時劉瑾爪牙借核實邊功之名，到處羅織罪名，罰沒邊官錢糧。如此“命不時下”，“久不克完”，“一歲至再三舉行”，致使很多邊官紛紛“以罰米賠糧繫獄”，很多邊民紛紛“以催徵逋負逼迫逃竄”，“將家由武舉進者，分隸各鎮類，愁寂不能聊生”，“其謫戌除名沒產者，多出鍛鍊考察之令”，而“偵事之卒，紛紛四出，所過莫不危懼。”（《叢公墓誌銘》）劉瑾的惡行，使大明天下一時危機四伏，終於導致了安化王朱寘鐇叛亂的爆發，而延綏人也“竊議洶洶”，形勢非常危急。見朝政如此荒敗，民生如此艱難，叢蘭怒不可遏，他一邊安撫邊官百姓，一邊上疏“奏陳十事”，痛責劉瑾弊政。疏中言道：“文武官罰米者，鬻產不能償。朝臣謫戍，刑官妄引新例，鍛鍊成獄，沒其家貲。校尉遍行邊塞，勢焰薰灼，人不自保。”力勸武宗“宜速改而不容綏者”。武宗批允，“疏至，詔悉行之。”對於叢蘭的責伐，“劉瑾大惡之，矯旨嚴責。”給事中張瓚、御史汪賜等劉瑾奸黨，亦“希旨劾蘭”，“欲中以禍”，叢蘭眼看就要大禍臨頭。然而此時邊關告急，叢蘭作為邊關主將不易處置，劉瑾只好暫且擱置。所幸“數月，瑾誅”，叢蘭方轉危為安。叢蘭不畏權奸、勇斥弊政、心懷社稷的膽略氣節，贏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讚頌，不久便晉升為通政使，“俄擢户部右侍郎，督理三邊軍餉。”（詳見《明史》、《叢公墓誌銘》）

叢蘭的膽略氣魄不僅展現在參朝理政上，而且在整軍備戰、衞國戍邊方面也膽識過人，氣魄非凡。叢蘭入朝為官後不久，即在清理房山草料場、整頓京城防務中表現出非凡的軍機處置才能，朝臣無不為之側目，弘治皇帝由此加封其為兵科右給事中。叢蘭從此得以參知軍政，襄理軍務，由此開始了他衞國戍邊二十餘年的軍旅生涯。

弘治十五年（1502年），“適北邊有警”，已晉升為通政使司左參議的叢蘭，遂奉旨“經略紫荊、倒馬諸關塞”。（《明史》）由於北地荒蕪，防備鬆懈，叢蘭急上眉梢，遂組織軍民修築工事，加強軍備，壘堵“可通敵騎”的邊塞要隘“數百處”，“復以浮圖峽峪岸創起敵樓。”隨後“增戍兵，易將領，諸所籌慮，皆百年固守計。”在叢蘭的周密安排下，邊塞防備大為增強，胡兵望而生畏，不戰而逃。紫荊一帶從此安寧，久無戰事，“邊人賴之”。（《叢公墓誌銘》）弘治十八年（1505年），叢蘭“以內艱（母喪）歸，三年終喪還朝，蓋正德戊辰（正德三年，1508年）歲也。”其秋，叢蘭以軍功“升右通政”。

正德五年（1510年）春，叢蘭奉旨前往延綏，負責“規劃邊務，兼督糧儲，清屯地，抽選軍丁”等軍務。其時權奸當道，朝政紊亂，民不聊生，邊備廢弛，致使延綏一帶危機四伏，不日即爆發“寧夏之變”。為了控制局勢，化解危機，叢蘭一邊安撫邊民，一邊違逆權奸，請旨廢除苛政，邊關軍民遂得安定，延綏防務亦得加強。叢蘭不畏邪惡，不顧禍患，指斥權奸，廢除惡政，從而為大明王朝的江山穩固、社稷安定、邊備整飭，做出了不朽貢獻。鑑於叢蘭功績卓著，正德帝特旨加封其為“通政使”，“未浹旬”（不出十日），又“以三邊告乏，升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奉敕總督寧夏等處糧儲。”（《叢公墓誌銘》）叢蘭由此成為軍國重臣、封疆大吏。

身為軍國重臣、封疆大吏，叢蘭全心撲在百姓民生上，全心撲在邊防建設上。“值歲旱”，田間乾枯，禾苗奄奄，百姓心急如焚，齊向叢蘭哭訴求救。叢蘭“禱於羣望”，清冤理獄，追悼亡靈，齋戒敬天，致使境內“鞫冤系釋之”，不日“三邊皆雨”，稼禾俱興，百姓開顏，齊聚督府跪謝，叢公由此威加“三邊”。

劉瑾時期，官商勾結，把持鹽政，牟取暴利，致使“引利皆歸於權右”。“及公來”，整肅軍紀，統一政令，統一市貿，嚴懲不法，從而使臣屬“無敢私謁商通，而事乃濟。”此後，“諸有補於邊儲者，皆一一條上行之。”從而使邊境市貿井然，物給豐足，百姓樂業，軍心大振，邊防愈加鞏固，胡寇愈加聞風遠遁。叢公由此軍民愛戴，聲望日隆，“威震三邊”。

是年夏，叢蘭“又奉敕兼管固、靖（固遠、靖遠）等處軍務。”到任後，“聞山東、河南羣盜猖獗，念內地齊民猝遇兵變必不勝供億之苦，亟疏於朝，請別處軍餉，以紓民急。”叢蘭的奏議得到了武宗（正德皇帝）的恩准，從而使飽受盜匪劫難的山東、河南百姓，避免了再次遭受徵繳鉅額軍資之苦。

叢蘭為人沉穩，富有謀略，致力軍備，屢建奇功。正德六年（1511年）間，中都一帶盜匪羣起，“兵荒相仍”，官軍守將紛紛敗北，滿朝文武惶惶不安。危難之際，羣臣舉賢，首推叢公，正德帝遂“亟召公巡撫廬、鳳、滁、和”等地。叢公到後，一邊廣施仁政，廣濟災民，安定地方，一邊加強軍備，步步為營，對敵展開部署。正德七年（1512年）春，叢公率兵抵達鳳陽，此時“賊已壓境”，叢公遂“督吏士防遏沿河諸渡口”，準備迎戰。頃刻，“警報至”，叢公即“躬擐甲冑，身先士卒，奔走邀擊。”在叢公衝鋒陷陣的激勵下，將士人人奮勇，個個用命，直殺得天昏地暗。經過數度激戰，賊寇漸漸不支，不久便全軍潰敗，狼狽逃竄。此役共“俘斬三千餘人，溺而死者數萬，賑濟所全活者又二萬六千八百餘口，撫釋協從男、婦六百人。”捷報傳至京城後，舉朝歡慶，正德帝遂“賜敕獎勵，賚以金帛。”等到秋天九月班師回朝時，當地“老稚攀留滿車，下為立生祠。”王師凱旋後，正德帝出宮相迎，“還朝論功，又升一級，蔭一子，為太學諸生，加賜金帛羊酒。”同時召集滿朝文武“宴於禮部”，大肆慶賀。(詳見《叢公墓誌銘》)

正德八年（1513年）冬，蒙古“小王子”（即蒙古大王，原稱蒙古可汗）率軍大舉南侵，“聯營境外數十萬”。蒙軍壓境，邊關危急，叢公即“奉敕巡視西路諸關，兼督宣、大（宣化、大同）軍餉。”正德九年（1514年）春，武宗又加封叢蘭為“右都御史”，並敕命其“總制宣、大並山西偏頭、寧武、雁門等關軍務。”叢蘭從而成為統兵抗敵、節制邊關五路兵馬的總督帥。叢蘭臨危受命，手握重兵，深感責任重大，深恐有負聖命，即上疏請辭帥印，分減兵權，武宗不允。叢蘭又再次上疏請辭，武宗又“再辭不允”。叢蘭於是奉領帥印，“乃行至邊”。時邊關“武備不修，封守不慎”，致使蒙軍頻頻“深入宣、大暨關南”，“虜我人民，驅略我牧畜，蹂踐我禾稼。”（明代山西布政司右參議王崇文《凱捷歸朝詩序》）叢蘭來到邊關後，即四處巡視，查勘敵情，整修軍備，“相地設險”，並“令內地軍民各築堡入保，亦如塞下。”在整飭邊備的同時，叢蘭還“嚴號令，明賞罰”，從嚴治軍，從而使邊關將士“亦各奮勵”，“敵愾禦侮”。在叢蘭的精心治理下，邊關各鎮一時眾志成城固若金湯。為了消滅蒙軍的有生力量，徹底根除邊患，叢蘭堅壁清野，固守不出，一再示弱。在叢蘭驕敵深入之計下，蒙軍不可一世，瘋狂入侵，“一再深入”。見戰機已現，叢公奮然謂諸將曰：“賊志驕矣，取威服遠，機不可失也！”遂“自厲鋭擐堅”，一馬當先，“駐陽和以當其衝”。又“分部諸將各城，或遮其前，或邀其後，或防南山諸關，以遏其深入之謀；或截北塞諸隘，以制其奔歸之路。復懸賞鄉村，共成犄角勢。”（《凱捷歸朝詩序》）在叢蘭的督陣指揮下，邊關將士一擁而出，“東西奮擊”，直殺得敵軍丟盔卸甲、人仰馬翻，很快便潰不成軍。見大勢已去，敵酋小王子“不敢散掠久留”，忙率殘部“宵夜遁去。”可叢蘭早有部署，他“分部諸將十七人，伏兵要害，遣諜者往來傳報”，隨時準備消滅逃竄之敵。當殘敵逃“至北塞，又為我軍乘高據險邀擊前後，殲者不可勝計。其虜酋所謂‘小王子’，亦斷右臂而走，營中痛哭聲晝夜不絕。”此役戰果輝煌，為“數十年來，虜之挫衄未有若斯之甚者也。”自此後，北寇膽寒，“不敢復南牧矣。”（《凱捷歸朝詩序》）捷報傳至京城，“天顏喜甚”，“復賜敕獎勵”。“然坐與監軍不合，其功竟為所攘。”

正德十四年（1519年），寧王朱宸濠（朱元璋五世孫，封地南昌）起兵反叛，時為江北巡撫的叢蘭，即請命移鎮瓜州（今江蘇江都一帶），“率兵御之”。在叢公的統率指揮下，江都軍民密切協作，嚴加防備，不久便“擒偽諜數百”，從而使叛軍孤立無援，惶惶不知所向，經過一年多的圍剿，終被消滅殆盡。叢公由此又為自己的軍旅生涯平添了一抹濃彩。（詳見《叢公墓誌銘》）

正德十年（1515年）閏四月，叢蘭奉旨還朝，“命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郡。”漕運為古時鹽鐵糧秣轉運的命脈所在，關係到京都供應、軍備保障和社稷安定等問題，所以歷朝歷代對此都非常重視。叢蘭受命後不敢怠慢，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漕運的勘查和整治之中。他“蒐（音sou，通“搜”）剔宿弊”，懲治貪惡，革新陳規，“改立條約”，疏浚河道，改善河工，嘔心瀝血，不遺餘力，從而使漕運面貌大為改觀。為了總結漕務，啓示世人，他還“著《漕運錄》行於時”，從而為後世的漕運發展，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叢蘭身居督撫，位高權重，商賈環繞，饋贈不絕，但他不為所動，始終潔身自好，居塵不染。作為督撫重臣，叢蘭處處以江山社稷為重，處處以百姓民生為重，為此他不惜觸犯皇室，毅然上疏毀佛，為民請命。正德十二年（1517年），宮廷為行佛事，擬遣中官（太監）劉允，徵調舟船“五百餘艘，役夫萬餘人”（《明史》），以迎取西藏活佛烏斯藏。奉詔後，劉允便“以迎佛使”為由，“誅求百計”，巧取豪奪，沿途百姓隨即陷入官府的層層盤剝之中。叢蘭對此惱恨不已，他一邊“豫檄有司”，傳令部屬，“毋徇所欲”，一邊上疏宮廷，斥責“佛老無益”，擾亂民生，懇請止行。劉允不知就裏，“至淮謁入”，督辦所需，然而叢公卻辭而不見，致使劉允遲遲不能成行。不日“乞還”旨下，“允勿遣”，沿途百姓從而免遭了一場盤剝勞役之苦。

漕運為巨利所在，朝中權貴為謀取暴利，紛紛“以私貸訴賞”，叢蘭嚴守綱紀，“皆置不問”，由此罪及權貴，他們“相與毀之”，從而使叢蘭“遂罷都漕，專理巡撫。”叢蘭雖遭貶謫，但他依然剛正不阿，情繫百姓，一心為民。“值歲飢，民多流亡”，叢公焦急萬分，夜不能寐，遂上疏“奏截漕粟數萬石，益以倉儲賑之，所全活者視昔加兩倍有奇。”(《叢公墓誌銘》)獄中有些出逃的無辜百姓，叢公查明情由，也都“乞並釋其無罪”，允其回家團聚，“以篤親親”。守備邱德，“以貪虐擾人”，叢公即下令“禁之”，“德少戢”，眾臣屬從此亦不敢恣意妄為。

叢蘭忠正廉明，不事逢迎，一生正氣長存。正德十四年（1519年），“武宗之南狩也，至境上見公。”皇帝出巡，各地督撫往往不勝惶恐，無不忙前跑後以顯其忠，無不盡獻所產以示其誠，無不賄賂左右以求其援。因此，“遞頓宴設”、“侈費求媚”，便為時政所趨。然而此次武宗南巡，叢蘭“惟金酒卮一事，餘皆瓷漆，進獻物視他郡僅十之一二。”（《叢公墓誌銘》）

叢蘭為人俠義，崇愛忠良，敢言善諫。因諫言獲罪者，叢蘭無不捨身援救。“中官何文鼎，以直言得罪”，叢蘭糾集言官“合台諫救之”，以至於“忤旨下獄”，然“其志未嘗少挫焉”。水曹主事王鑾，“忤近侍下獄”，叢公“奏論數百言，遂貰（音shi，赦免）鑾罪，人以為有回天之力。”（詳見《叢公墓誌銘》、舊《登州志》）

在三十多年的軍旅生涯中，叢蘭以其忠貞的節操、無私的奉獻、傑出的功勳，贏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讚譽，贏得了正德皇帝的高度信任，即使寵臣江彬“數有讒言”，亦不能對叢公產生絲毫影響。為了表彰功臣，正德十五年（1520年），叢蘭又“以六年考滿進階資德大夫，勳正治上卿。”其冬，又“升南京工部尚書”，官居一品。長期的軍國生涯，使叢蘭心力交瘁，不勝煩勞，再加上人至晚年，思鄉之情悠然而生。因此在得知皇上加封的喜報後，即產生了歸隱的念頭，不待叛軍剿滅便“已決退休之計”。嘉靖元年（1522年），“上繼大統，方任耆舊”，叢公“三疏請老”，世宗（嘉靖皇帝）皆“不允”。是年冬，反臣寧王“以濠平復”，叢蘭又因剿叛之功“升俸一級”。平叛結束後，叢蘭又“屢疏”歸退，“上察其誠，乃允休”。

為了褒獎功臣，叢蘭歸休後，世宗特旨沿途驛站程程迎送，“令有司歲給祿米三十六石，輿隸（轎伕）四人，以為常近。”（《文登縣誌·優老堂記》）時大臣告老還鄉“雖間被恩”，但“未有如是之盛者也。”為了彰顯皇帝“優撫老臣”之德，地方仕紳特為叢蘭所居堂院，取名為“優老堂”。儘管君王優待有加，但連年的國事煩擾仍使叢蘭積勞成疾，“逾年而公不起”，嘉靖二年（1523年）二月二十六日，即溘然長逝，“享壽六十有八”。

叢蘭為明代赫赫有名的諫臣。其長期整治邊務，治理漕運，深知民間疾苦，先後上疏383篇，使無數百姓減輕徭役，使眾多災民得以賑濟。所疏擇其要者111篇，輯成《豐山奏議》，被後人刊印行世。另著有《經略錄》、《漕運錄》，以供後人參鑑。

《明史》列傳第一百八十五卷《叢蘭列傳》

叢蘭，字廷秀，文登人。弘治三年進士。為户科給事中。中官梁芳、陳喜、汪直、韋興，先以罪擯斥，復夤緣還京。蘭因清寧宮災，疏陳六事，極論芳等罪，諸人遂廢。尋言：“吏部遵詔書，請擢用建言詿誤諸臣，而明旨不盡從，非所以示信。失儀被糾，請免送詔獄。畿內徵徭繁重，富民規免，他户代之，宜釐正。”章下所司。進兵科右給事中。都督僉事吳安以傳奉得官，蘭請罷之。時命撥團營軍八千人修九門城濠，蘭言：“臣頃簡營軍，詔許專事訓練，無復差撥，命下未幾，旋復役之，如前詔何。”遂罷遣。遷通政參議。小王子犯大同，命經略紫荊、倒馬諸關塞蹊隧可通敵騎者百十所。

正德三年進左通政。明年冬出理延綏屯田。安化王寘鐇反，蘭奏陳十事，中言：“文武官罰米者，鬻產不能償。朝臣謫戍，刑官妄引新例鍛鍊成獄，沒其家資。校尉遍行邊塞，勢焰薰灼，人不自保。”劉瑾大惡之，矯旨嚴責。給事中張瓚、御史汪賜等遂希旨劾蘭。瑾方憂邊事，置不問。數月，瑾誅，進通政使。俄擢户部右侍郎，督理三邊軍餉。

六年，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以四月寇亂移駐漢中。會河套有警，乃命蘭兼管固、靖等處軍務。蘭上言：“陝西起運糧草，數為大户侵牟，請委官押送。每鎮請發內帑銀數萬，預賣糧草。御史張彧清出田畝，請蠲免子粒，如弘治十八年以前科則。靈州鹽課，請照例開中，召商糴糧。軍士折色，主者多克減，乞選委鄰近有司散給。”從之。

是年冬，南畿及河南歲侵，命蘭往振。未赴而河北賊自宿遷渡河，將逼鳳陽。乃命蘭以本官巡視廬、鳳、滁、和，兼理振濟。河南白蓮賊趙景隆自稱宋王，掠歸德，蘭遣指揮石堅、知州張思齊等擊斬之。九月，賊平。論功賚金幣，增俸一級，召還理部事。部無侍郎缺，乃命添注。明年，大同有警，命巡視居庸、龍泉諸關。尋兼督宣、大軍餉，進右都御史，總制宣、大、山東軍務。令內地皆築堡，寇至收保如塞下。寇五萬騎自萬全右衞趨蔚州大掠，又三萬騎入平虜南城，以失事停半歲俸。

十年夏，改督漕運，尋兼巡撫江北。中官劉允取佛烏思藏，道蘭境，入謁，辭不見。允需舟五百餘艘、役夫萬餘人，蘭馳疏極陳其害。不報。居四年，以事忤兵部尚書王瓊，解漕務，專任巡撫。寧王宸濠反，蘭移鎮瓜州。十五年，遷南京工部尚書。

世宗即位，御史陳克宅劾蘭附江彬。帝以蘭素清謹，釋勿問。蘭遂乞休去。卒，贈太子少保。

對於叢蘭不戀權位、功成身退的高貴品質，滿朝文武一片讚譽，“士論高之”，世宗亦“賜敕褒諭，且有月廩歲夫之給。”。

世宗在給叢蘭的“誥命”聖旨中寫道：“故致仕南京工部尚書叢蘭，才猷敏達，行履剛方。早發跡於賢科，首蜚英於司諫。銀台晉秩，屢攄經畫之謀，户侍昇華，兼領巡撫之寄。邊陲總制，夷虜畏威。漕運專權，軍民感惠。迨勳庸之茂著；屬資望之彌深。爰因廷薦之公；遂正冬卿之位。實司留務，益勵操持，官曆兩京，祿增一品。雅俗方資其鎮定，高情每切于歸休，懇陳解於組之章，獲遂明農之志，璽書示寵，晝錦增輝。宜逸老之　遺，胡訃音之奄至，載頒卹典，用表殊恩，特賜太子少保，錫之誥命。於戲！位聯八座，志無負於平生，秩亞三孤，名永昭於奕世。英靈不昧，渙渥其承。”

明代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國史總裁費宏，在給叢蘭撰寫的《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叢公墓誌銘》中寫道：“南京工部尚書既捐館舍，上聞訃震悼，贈公太子少保，賜二祭，命有司為營葬事……公氣度宏偉，才識英敏，所學期於經世，而言論足以發之。自筮仕以來，屢將使指經營四方，未嘗以艱險避，威名在邊塞，利澤在生民，功業在國家，可謂一代之名卿、才大夫矣。而孝弟篤於家庭，信誼厚於交友；儉約廉慎，終始不易。又人所難及者，於銘允宜。銘曰：‘士類能言，用則或違，或優於易，劇乃弗宜。充位苟祿，何裨於時？於豐山翁，挾負實奇，才任應變，事察其幾。昆吾之劍，切玉如泥，大宛之驥，　雲而馳。近之省闥，遠之邊陲，惟所任使，不計險夷。民苦盜警，我脱其危，民苦歲祲，我恤其飢。聚望攸屬，天子依毗，烈烈勳名，弗愧常彝，勒之幽宮，爰永其垂。”

嘉靖皇帝的“誥命”聖旨，吏部尚書費宏的《墓誌銘》，高度評價了叢蘭的一生。叢蘭為“文登四君子”之一，死後入祀“鄉賢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