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若文化遺址

1977年，在卡若村的原水泥廠院內，工人在施工過程中發現該遺址，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和昌都地區文教局到實地進行查看，認定是一處非常有價值的原始社會遺址。 ^[2] 

經報國家文物局同意，於1978年5月由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正式發掘，其揭露面積230平方米。1979年5～8月，由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雲南省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師生對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揭露面積1570平方米。兩次發掘共揭露面積1800平方米，清量房屋遺址28座，道路2條，石牆3段，圓石台2座，石圍圈3座，灰坑4處。出土各類石器7868件，骨器366件，裝飾品50餘件，陶件2萬餘片以及部分粟米及動物骨骼等。 ^[2] 

卡若遺址面積約為1萬平方米。卡若遺址中發現的房屋遺址可分為兩種類型，即半地穴和地上房屋。半地穴房屋又可分為圓底、平底、石牆房屋三種。半地穴圜底房屋有圓形、方形兩種，底部呈圓狀，深12～54釐米。半地穴平底房屋有方形、長方形兩種，深30～93釐米，面積5～25平方米。半地穴石牆房屋為半地穴礫石牆建築，有方形、長方形兩種；地上房屋有方形、長方形兩種，面積20～30平方米，最大的一座雙室房近70平方米；半地穴的居住面主要以草拌泥建築為代表；地方房主要以石牆為代表。 ^[2] 

從出土的石器看有鏟、斧、鋤、犁、鑽、錛、矛、鏃以及切割器、刻刮機、砍砸器、敲砸器等。其原料為瑪瑙、硅質石、燧石、硬玉、火山岩、流紋岩等。在這些石器中大型打製石器、細石器與磨製石器共存，大型打製石器佔石器總數的85%。出土的骨器主要為生產工具，少數為裝飾品，有針、錐、斧、抿子、刀梗、片飾、簪、璜、珠、項飾、牌飾、貝飾等。陶器均為夾砂陶，分夾砂和夾細砂兩種。陶色有紅、黃、灰、黑四種，以黃為主。紋線、方格、菱形、連弧、貝、圓圈及四方形紋。偶見簡單花紋的彩陶，其中一種為罕見的雙體陶罐。器類主要有罐、缽、盆、碗等，多屬小平底器。遺址雖臨江河，但未見漁具和水生物遺骸。根據出土文物的特徵，卡若遺址的年代可分為早晚兩期。早期為距今5555±125年；晚期為距今4750±35年。綜合以上年代，卡若遺址距今約為4600年，屬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 ^[2] 

卡若文化遺址，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中國瀾滄江上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1978～1979年發掘。遺址分為早、晚兩期。發現房屋基址28座。發現農作物粟和家畜豬的遺存。當時經濟生活以粟作農業為主 ，輔以經常性的狩獵。一般把該遺存命名為卡若文化。這裏曾出土有房屋遺蹟二十多座，還有許多古人類所使用過的石制生產工具以及穀物、獸骨等，對研究西藏早期歷史有重要價值，值得參觀，但交通不便。

卡若遺址佔地面積約為一萬平方米，文物種類繁多，古文化堆積層豐富，被考古界和古人類學研究者公認為西藏的三大原始文化遺址之一。共揭露遺左右，發現房屋跡31座，出土文物數萬件。卡若遺址已正式列入西藏自治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遺址中發現的詞語基址，疊壓關係比較複雜。根據地層關係初步判斷，建築遺址可分為早、晚兩期。早期建築遺蹟有兩層疊壓關係，為半地穴草拌泥牆建築。晚期建築遺址為石壁建築。卡若遺址在西藏昌都縣東南12km瀾滄江西岸的卡若村。遺址海拔3100米，面積約1萬平方米。據考證，原是較有規模的原始村落。因為離昌都鎮不遠，去卡若遺址很方便。可以搭乘往水泥廠去的中巴車。乘中巴在水泥廠終點站下車，環境是兩山夾峙，中間形成一條山谷，旁邊是從雪山和森林裏流出的卡若水，對面就是瀾滄江，有水有森林，是一處觀景和居住俱佳的地方。

下車以後繼續順着公路往前走，沿着路右邊水泥廠的圍牆走到頭，不遠的右邊還有一座廢棄水泥廠，有一條土路通往卡若文化遺址。順着那路直接走進廢棄水泥廠，可以看到一座由四方形的圍牆圍起來的建築物，圍牆門口立了一塊水泥牌，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卡若遺址”。

卡若文化遺址，1977年發現，1978年5月試挖，發現房屋遺蹟26座，出土文化豐富，主要有鏟類、鋤類、切割器類、投擲器類、砍砸器類、敲砸器類、刮削器類、碎磨器、斧類、石鑽等石制生產用具；還有環、珠鐲等裝飾品及土陶製品，此外，還有穀物、獸骨等。經國家考古工作者研究，遺址屬新石器時代，已有4000——5000年曆史。

當時人們已定居，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兼有狩獵和家禽飼養。文化方面已與內地有密切聯繫。遺址的發掘對研究西藏早期歷史和漢藏關係史有重要價值。這一發現，受到全國考古界、地理地質、古人類、動植物學術界的重視和關注。西藏自治區文管會會同有關部門於1978年和1979年對卡若遺址進行兩次較大規模的發掘，共清理出房屋遺址28座，道路2條，石牆3段，圓石台2座，石圍圈3座，灰坑4處，出土各類石器7968件，骨器366件，陶器2萬餘片，裝飾物50餘件，此外還有部分粟米、動物骨殖等。經測定，遺址和出土文物均屬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遺物，約有4600年，代表西藏東部的一種原始文化。據分析，當時人們已經定居，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也有狩獵和家畜飼養。文化方面已與內地有密切聯繫。首先在生產工具方面，遺址呈現出新石器時代的全部特徵，但卻仍然是打製石器、細石器、磨製石器並存，並以打製石器佔大多數。其次在陶器方面，陶質均為夾砂陶、手製。紋飾以刻畫紋、錐刺紋和附加堆紋為主。器形以罐、盆、碗為基本組合，均為小平底器。再次，在建築方面，發現的房屋基址，疊壓關係比較複雜，根據地層關係初步判斷，建築遺址可分為早、晚兩期。早期建築遺蹟有兩層疊壓關係，為半地穴式草拌泥牆建築，其中的圓底房屋，經復原，是一種以室內立柱和周邊斜柱搭成的圓錐形窩棚式建築。另有豎壁半地穴式和地面式建築。晚期建築遺址為石壁建築。晚期的半地穴式房屋，大量採用石塊作為原料，如石牆房屋、石砌道路、石台、石圍圈等。在穴四壁壘砌石牆，有的並在上部續建一層樓居，顯示出建築的地方特色及營造技術的進步。還發現可能與原始宗教有關的圓石台、石圍圈遺蹟。工具以大型打製石器為主，兼有細石器和磨製石器 ，骨器也較豐富。陶器以飾幾何圖案刻劃紋的最具特色。

卡若遺址的文化遺存面積大，保存情況好，文物堆積層豐富，文物分類繁多，是藏學界公認的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遺址。卡若遺址已正式列入西藏自治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卡若遺址地方性強，它與黃河上游的甘肅、青海地區的文化類型有着比較密切的聯繫，為研究中國西北南民族的遷徙和交流及尋古旅遊者提供了新的線索。 遺址中發現房屋遺蹟31座，出土文物數萬件。

通過從地下發現的大量的農業生產工具和農作物的標本，説明古代卡若村居民的經濟生活中農業是一個重要的部門。在他們遺留的各種生活用品中，除了實用的需要以外，還看到了審美觀念和藝術的萌芽，遺址中出土的玉器和海貝是卡若居民與各個地區的民族相互交換而來的。説明儘管西藏和其它地區之間有高山大河的阻隔，但並不能斷絕本地居民和其它民族的正常交往。

卡若遺址的發現，對於研究中國西南古代民族的遷徒及其與黃河流域等地的文化聯繫，特別是證明西藏遠古時代有人類生存，並探討藏族起源等重大學術問題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 ^[2] 

通過發掘，考古學家們初步認為：卡若遺址是新石器時代人們居住的原始村落，村落佈局有一定規模。卡右遺址位於瀾滄江畔，為川、滇、藏三地的樞紐，又是古代南北民族的交通要道之一，對於這一地區的深入研究，可以幫助考古學家們瞭解古代西南民族的遷徙、分佈的某些環節。卡若遺址的文化北與黃河上游甘、青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南與雲南境內的龍川江流域元謀大墩子新石器時代文化有一定的聯繫。西藏考古的發掘工作為藏民族的起源説提供了大量的證據。

尤其是卡若遺址的發現，具有重要的意義。卡若遺址位於西藏昌都以南12公里，發現於一九七七年。在瀾滄江以西卡若附近的三角形二級台地上。是中國已發掘的海拔最高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它所代表的原始文化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

卡若文化並非西藏高原一種孤立發展的原始文化，而是與黃河中上游地區的原始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聯繫。在東面的雅礱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黃土堆積中發現一些打製石器，在北面的甘肅、青海境內存在着距今四、五千年之間的馬家窯、半山馬廠等文化。

卡若與這相鄰的兩地區之間似乎有着密切的古代文化交流，打製石器方面，卡若文化的盤狀敲砸器見於甘肅四壩灘、永靖大河莊和酒泉下河青馬廠類型遺址。切割器見於蘭州附近的羅漢堂、齊家坪等馬家窯文化遺址，細石器和磨製石器也同樣見於黃河上游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至於卡若文化早期的圓形和方形半地穴房屋、處理過的紅燒土牆壁和居住面則屬於甘肅、青海等地馬家窯文化傳統和居住形式。卡若遺址發現的粟米，屬於黃河流域的傳統農作物，耐乾旱，南方較少種植。卡若文化的粟米，很可能就是從馬家窯文化傳播而來。

卡若遺址的發掘對研究西藏的原始文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西藏人的祖源提供了詳實的資料。説明從河湟南下的羌人不僅僅是構成西藏先民的一部分，而且是後來加入融合的一部分。

實際上，早在舊石器時代，西藏就有原始人居住。卡若遺址發掘的資料説明，西藏高原自古就有人類在這裏繁衍、生息，開拓這片廣闊的土地。

卡若遺址的這些特徵表明，卡若文化是西藏高原上新石器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過去在定日縣蘇熱、申扎縣盧令、日土縣扎布、普蘭縣霍爾等地發現的舊石器，在那曲、申扎、雙湖、班戈、聶拉木、日土等地發現的細石器，在林芝、墨脱以及在拉薩、札達、乃東、小恩達等地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都與昌都卡若文化有相似之處，似乎具有某些聯繫，或者説受到卡若文化的某些影響。

卡若遺址的發掘，以雄辯的事實證明了早在4000多年以前，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就曾經以簡陋的工具，克服了重重困難，為開發這片富饒的土地而鬥爭。他們所創造的燦爛的文化，將在中國史冊上永放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