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匯鑼鼓書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南匯鑼鼓書

“太卜”儀式類似道教的道場，其目的是為生者驅瘟逐疫。儀式以説唱形式表現，有道白、吟唱、獨唱、對唱等。內容系民間傳説和歷史故事，僅用以樂神娛民。久而久之，這種形式逐漸發展為單獨的民間説唱形式。它繼承了中國唐代變文、宋代俗講、明代鼓詞、評彈等多種説唱文藝的精華，以繪聲繪色的語言表述、抑揚頓挫的聲腔曲調、活靈活現的動作演示，鏗鏘有力的鑼鼓節奏，塑造出一個個生動的藝術形象，極富藝術的表現力和感染力。

早在宋代，鑼鼓書已在南匯萌芽。據史料記載，當時即有從事巫藝行為的“太保”逐漸在民間活動。到了元、明、清，每逢正月初一、三月廿八的廟會，“太保書”以轉鋼叉敲太保等雜耍性民間舞蹈在廟會上進行活動。明清時期，一些紳富人家開始請藝人用説唱形式祭祀神佛和祖先，隨後，在民間流行起唱“太保書”的活動。

近代可尋的祖師為生於清嘉慶年間的下沙鹽場二團人顧秀春。顧秀春擅長講故事和説笑話。他在朋友的慫恿下，向道士借了一隻破鈸和圓通，開始進茶館説書。並開創了滬語説唱，締造了民間曲藝“説唱因果”的藝術形式。在他影響下，“説唱因果”藝人層出不窮，當時僅下沙就有太保書藝人70餘人，曾有“太保窩”之稱。清末民初時，“太保書”已走出南匯，廣泛流行於滬郊東、西鄉，並傳播到浙江嘉興平湖一帶。

由於當時茶館多，藝人也多，聽書成為人們文化活動的時尚。據稱，當時上海市郊説唱鑼鼓書的書場有1000多座，光南匯就有100餘座，其興盛可見一斑。這些以“太保書”為主要形式的曲藝活動的廣泛流傳，使南匯成為上海民間曲藝鑼鼓書的發源地。抗戰時期，南匯“太保書”進入上海市區演出，湧現出一批頗具影響的“太保書”藝人，如後來成為中國曲藝家協會會員的胡善言、王俊發，上海曲藝家協會會員的羅一飛等。

解放後，“太保書”一度因涉嫌宣傳迷信被禁。到1951年，唱太保書的便銷聲匿跡。在專業隊伍中，改成了清一色的敲鈸子、唱滬書。

1957年，全國舉辦曲藝匯演，發掘民間藝術，於是南匯曲藝團團長鬍善言等採訪了當時泥城地區參加攻打鹽局、舉行泥城暴動的有關人員，編寫了名為《打鹽局》的“太保書”中篇，在上海靜安書場參加全國“南北曲種新書目會串”，獲“優秀演出獎”。當時，國務院副總理陳雲也在現場觀看節目。《打鹽局》受到了陳雲的好評，他指出：曲藝也要編演新書，要出人才出作品。《打鹽局》的路走對了，但要使其成為觀眾百聽不厭的精品，還要做許多工作。

1961年，“太保書”正式易名為鑼鼓書。上海市羣眾藝術館選用青浦文化館創作的説唱《蘆花蕩裏稻穀香》改為鑼鼓書的短篇作演唱試點，會同南匯縣曲藝團團長一起進行唱腔設計，向鑼鼓書東鄉老藝人周鳳鳴借來樂器，改原來的坐唱為立唱，單檔演唱為雙檔演唱。上手擊太保書的樂器鏜鑼和鏜鼓，下手擊鈸子書的樂器書鈸，從內容到表演形式都作了改進。

新穎的鑼鼓書在得到了老藝人的充分肯定後，上海市羣眾藝術館從南匯抽調優秀業餘文藝骨幹祝偉中、施瑾等，把《蘆花蕩裏稻穀香》改名為《鎖蛟龍》，改雙檔為多角檔，伴奏樂器有鏜鑼、書鼓、書鈸之外，加進板鼓、絲竹小樂隊（主胡、揚琴、琵琶、三絃、二胡、中胡等），強調與烘托演唱的音樂氣氛，從而使這一古老的民間曲藝的面貌煥然一新。

1964年後，南匯縣文化館歷任領導始終把在南匯有着深厚歷史傳統的鑼鼓書作為特色文化作品來抓，組織鑼鼓書音樂改革小組，將新場文化館龔乙聲創作的《一隻葫蘆殼》進行加工成鑼鼓書演唱材料。從上海音樂學院、上海民族樂團請來民族音樂專家一起進行研討活動。先後創作出了一批較有影響的鑼鼓書作品，如《雞司令》、《王婆罵雞》等。《王婆罵雞》參加華東六省一市會演和“上海之春”演出，獲“優秀演出獎”。祝惠中、施瑾等演員還受到中共上海市委陳丕顯等領導的接見。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南匯的鑼鼓書藝術進一步得到發展。先後創作演出了《桃李爭春》、《黃道婆》、《紅花朵朵》、《候車亭前》、《第一次上門》、《電腦姻緣》、《牛百犟與犟姑娘》、《真情獻給城裏人》、《唱不盡我伲感激情》等80多個曲目，演出于田頭、場頭、車間、課堂，還應邀到上海文廟國際民俗藝術節、南京路步行街演出，深受廣大觀眾的好評。

進入新世紀，在南匯大開發、大建設的新形勢下，南匯進一步加強對鑼鼓書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發揚，新作者不斷湧現，原創作品越來越多，創作水平水漲船高。這幾年，先後創作了《無限風光在南匯》、《牛書記招商》、《桃花園裏唱新歌》、《情滿上海》、《一個黨員一面旗》、《水鄉古鎮春光美》等100多個曲目，參演演員1000餘人。為做好鑼鼓書的保護和傳承，在新場、大團、東海等小學建立了5個鑼鼓書的培訓基地，學員1200多人。1996年11月，文化部授予南匯“中國民間藝術（鑼鼓書）之鄉”稱號。2004年4月，南匯鑼鼓書被文化部列為上海惟一的國家級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項目。2006年，南匯鑼鼓書又被國務院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