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青釉瓷虎子

虎子起源於戰國，風行於漢及六朝，關於它的用途，有兩種普遍的説法，一説為溺器，一説為水器，尚缺乏有力的依據來論證。虎子因器形似虎而得名，總體造型基本一致，每個時代在細部刻畫上有所不同。該器圓口平唇略外撇，器身呈卧虎形，頭上揚，堆塑眉、眼、耳、鼻、四肢盤曲，兩脅陰刻羽翼紋，胎色灰白，通體施青釉，青中泛灰，釉質瑩潤、勻淨。該器造型莊重，形象逼真。 ^[1] 

“虎子”一詞較早見於《史記·萬石張叔列傳》中東漢經學大師賈逵對《周官》作的註解。據《史記·萬石張叔列傳》記載：“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呂靜曰：“楲窬，褻器也，音威豆。”呂靜認為“楲窬”是褻器。賈逵解《周官》：“楲，虎子也；牏，行清也。”此外，唐末詩人陸龜蒙《奉酬襲美苦雨見寄》中有“唾壺虎子盡能執，舐痔折枝無所辭”的詩句，以此來影射唐初宋之問諂事張易之而為之奉溺器之事。唾壺、虎子與舐痔、折枝此類骯髒的事並提，足可見虎子是與唾壺一樣承納污穢之物的“褻器”，既然此處是影射宋之問為張易之奉溺器之事，那虎子自然是溺器。至於唐初為了避高祖李淵祖父李虎的諱，改虎子為獸子、馬子，為何此處陸龜蒙膽敢直呼虎子，這多半是與詩人生活的時期有關。史書載陸龜蒙卒於公元881年，他生活的時代正處於風雨飄搖的唐末藩鎮割據時期，皇帝的尊嚴早已不存，更無從説避諱了。 ^[2] 

1957年，江蘇省南京市趙史崗出土了一件帶有“赤烏十四年”銘文的青瓷虎子，這是見諸報道的最早的一件虎子。此後隨着中國考古工作的深入開展，出土的虎子數量也越來越多：從材質上看，不僅有青瓷質的，還有青銅、銅、釉陶、陶和漆木質的；從時間上看，從發現的最早的春秋時的原始瓷虎子起，歷經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一直到宋元時期，都有虎子的發現；從地域上看，出土虎子的地方几乎覆蓋了中國的大部分省、市，如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北、北京、遼寧、河南、陝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廣東和廣西等，其中出土數量最多、分佈最為集中的是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青瓷虎子。 ^[2] 

有關虎子的研究可上溯至20世紀50年代中葉，學術界對虎子的用途進行了較為熱烈的討論。 ^[3] 

倪振逵先生通過分析南京發現的一件帶年號、地名和製作者的青瓷虎子，認為虎子作為褻器與人們正常的生活規律不合。 ^[3] 

曾凡先生分析了福州文林山和閩侯溪頭村六朝時期墓葬中出土虎子的擺放位置和周圍相近隨葬品情況，認為虎子不是便器，而是酒器或茶具。 ^[3] 

梁友仁先生分析了廣西貴縣出土的一件陶虎子的擺放位置，認為虎子可能是便器。 ^[3] 

孫桂恩先生認為解決青瓷虎子用途問題，除了考慮其在墓葬的位置或結合伴隨物外，也要從自身的發展系統和過程來做比較、探索。孫先生認為獸體長形的青瓷虎子是盛水用器，並以一件曾刻有“赤烏十四年會稽上虞師□□宜作”文字的青瓷虎子和出土位置以及伴隨器物相印證，還從獸體長形虎子的器形推測它的來源，認為這類青瓷虎子是由銅器中的匜演變而來。孫先生還認為圓體形的青瓷虎子是便溺用器。 ^[3] 

黃文寬先生根據廣州出土的虎子，從文獻記載方面討論了虎子的命名問題，認為東漢至西晉時期，均有虎子稱呼，作溺器，到了唐朝，虎子被改名為“獸子”，還認為“文獻中溺器虎子和墓葬出土的虎子是否同一種東西，需要更詳細、深入的研究，等待更多的出土資料來作根據，把各地和各時代的墓葬做比較，才可以下結論”。 ^[3] 

在此階段，學術界探討的重點主要集中在了虎子的使用功能方面，研究的角度也多是從虎子出土位置、造型等方面分析。 ^[3]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關於虎子的問題再次引起學術界的討論。 ^[3] 

黃綱正先生簡要介紹了長沙火車新站一座戰國時期木槨墓中出土的彩繪漆虎子，認為虎子作為褻器的意見應該是正確的，還認為虎子在戰國時期已經出現，至魏晉時期普遍流行。 ^[3] 

周燕兒在其文中簡要分析了虎子從東漢至東晉時期造型特徵的演變過程，還分析了青瓷虎子在墓葬中的擺放位置，並結合文獻記載，論證認為青瓷虎子應屬溺器，而不是水器。 ^[3] 

李正中先生通過分析虎子的造型特徵和南京趙史崗吳墓出土的虎子，認為虎子的用途不是便器，而是盛水器或酒器。 ^[3] 

鄭巖先生通過分析文獻中關於虎子的記載和山東沂南漢畫像室，認為虎子作為溲溺之器的説法可以成立。 ^[3] 

王業友先生通過分析南京趙史崗出土的虎子上的銘文，認為虎子是一種清潔用的灑水器。 ^[3] 

黃展嶽先生通過總結分析考古發現的虎子，並結合文獻記載，認為伏虎形器即是虎子，作溺器之用。 ^[3] 

李鏵、鄭淑霞兩位先生在其文中簡要分析了關於虎子用途的諸多説法，並通過文獻記載、出土材料、民俗等，分析認為虎子是溺器。 ^[3] 

李小鵬簡要分析了李正中、王業友等人的觀點之後認為，虎子作為溲溺之器的説法是不可否定的。 ^[3] 

以上學者通過考古材料和文獻相結合方法，主要探討虎子的命名、造型特徵、用途等，關於其用途，主要提出了溺器説、水器説、酒器説等，其中以溺器説者為多。 ^[3] 

進入21世紀，容達賢先生在其文中探討了虎子的演變，認為魏晉時期墓葬中的青瓷虎子是由戰國及漢代的銅虎子發展而來的，經歷了無虎形特徵——有虎形特徵——虎形特徵消失的演變過程，還認為虎子是作為溺器之用。 ^[3] 

李暉先生在其文章中通過對文獻記載分析認為，虎子作為溺器，其名稱在唐代及以後改稱為了“馬子”，而非“獸子”。 ^[3] 

程瑞秀先生通過簡要介紹考古發現材料，重點分析了不同時期虎子的造型特徵，並認為虎子是作溺器之用。 ^[3] 

邢琳通過對江西地區出土漢晉時期的虎子進行分型、分式的研究，認為虎子是一種實用器，經歷了從木質到青銅再到瓷器等階段，主要供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使用。 ^[3] 

這一時期學術界對虎子的探討逐漸深入，研究的重點不再僅僅侷限於對其功能和造型方面，還逐漸深入到了其來源、演變特徵等方面。 ^[3]